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这在传世文献中多有载录,如《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然时至唐宋之际,疑经辨伪之风渐起,周公“制礼作乐”亦为讨论话题。南宋硕儒朱熹云:“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由于朱子理学集大成者···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荀子曾将求道的过程概括为:知道、可道与守道。这同样可以表达为学的境界,其中“知道”是对道的认识和理解,这是人与道关系的初级阶段。“可道”是从价值观念上认可道,这是人与道关系的发展阶段。
如果把一个人看作一个圆圈的话,那么,这个圆圈的很大一部分与他的父母是重叠的,他父母的很大一部分又跟他们的父母重叠,也就是你和你的爷爷奶奶也会有一部分重叠。同样,这个圆圈的很大一部分会跟你的儿女,你的儿女的儿女重叠……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我”,而是“我们”——一个绵延几百年的家族。它就像一个基因···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近日,来自云南玉溪的一段师生合唱排练视频走红网络,聂耳教师合唱团与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合唱团共同演绎了《诗经·小雅》的名篇——《鹿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佛教初传中国,如何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礼俗相适应、相结合是一种挑战。早期文献《牟子理惑论》说:“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弘明集》)对此,佛教徒不得不作自我辩护,自《牟子理惑论》始,《弘明集》中充斥着护教文字。如孙绰《喻道论》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佛者梵语,晋训···
庄子一手炮制的“庖丁解牛”已经在思想史上流传了两千多年。庖丁以刀解牛,历代思想者则以思想解庖丁之解牛。
君子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在《论语》中,孔子对何谓君子作了意涵丰富的阐发,强调君子应当以道为志,以仁为价值归依,以礼义为行为操守等。
“悔以迁善”出自王阳明《悔斋说》:“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意思是,悔悟、反省自己的过错,就会弃恶向善。
“杜从夔府称诗圣”,明朝学者费宏在《题蜀江图》中如此写道。在他看来,杜甫的“诗圣”雅号肇始于夔州的就食生涯,在此之前还未达到“圣”的境界。大历元年(766年),55岁的杜甫离开成都后,辗转来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过上了一段较为安稳的生活,写诗交友,关心百姓疾苦,进而思考社会人生。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是古人从史册上得到的宝贵经验。古人治家,每每将“尚俭”放在关键位置,尚俭不仅意味着在经济上减少家庭开支,更重要的是,尚俭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美德,也就是古人说的“俭以养德”。
古代文论现代阐释如果自王国维开始算起,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从百余年的古代文论研究现状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热门话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具有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凝聚并滋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基础上不断创造并承载着新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融通共进的逻辑关系,只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清楚···
孔子(前551—前479)是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收徒讲学,整理五经,是孔子所做最重要的事业。
将安徽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仲尼曰》与《荀子》联系起来,尤其与《荀子》中的《仲尼篇》合观对读,相互参证,不难体悟到《仲尼篇》当是荀子从其研习的一种孔门语录辑本中引出中心议题并展开论述的名文,而其所习所据的孔门语录辑本与《仲尼曰》在内容、形态等方面完全相同
隐者,居于山野,不问世事,飘逸潇洒,引人向往。孔子对隐者的姿态,既有理解,也有批评,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保存在《论语·微子》中的“隐者三章”。从《论语》的整个谋篇布局中,可以更清晰明白,在孔门眼中,为什么会出现“隐者”,以及要不要成为“隐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了解民族历史、感悟民族品格的重要载体。为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阐发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思想智慧、道德境界,曲阜市干部政德教育中心开设“政德之声”栏目,推出系列原创文章,或阐发哲思,或著为小文,或···
虽然从曲阜所存碑刻来看,西汉时期的碑刻并不多,且与孔子、儒学联系不密切,但是后世众多尊孔崇儒碑刻的出现,以及历代帝王尊孔崇儒,却与西汉之初的汉高祖密切相关。《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汉高祖在曲阜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可以说拉开了历代政权尊孔崇儒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