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之规律的普遍真理,得到了越来越多先进中国人的认同和接受,并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最终成为他们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论衡东西文化而挺立中国文化的价值,成为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当一个社会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总是会出现某些共同的趋势与特征
天子封建諸侯,乃封建之正義。與“歐洲封建主義”截然不同。中國之封建,是天子策命諸侯,諸侯之權威受之天子,並尊奉天子正朔與禮樂。
“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名言。这句话流传广远,最初是化用自宋代程颐《代吕晦叔应诏疏》,原文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民本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经典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重释传统经典,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也是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必要途径。
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受安史之乱影响,藩镇割据局面加剧,各藩镇依恃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服朝命,还大肆鼓吹“封建制”,企图实现藩镇政权的合法化、世袭化。经济方面,连年兵乱造成国库耗竭,苛捐杂税日益严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明中后期“心学”盛行一时,士人以谈“心”论“性”为时尚。然而,世人只知有阳明“良知”“心学”,却不知明中后期“心学”除了阳明“良知”“心学”一系外,尚有另一系——“气化”“心学”。
好友某夫妇欲为爱女举办“完聘礼”,嘱为设计。
嗟夫!经学之兴衰,关乎世运;儒术之显晦,系乎人心。有清一代,儒林蔚起,虽处异族专制之世,然其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之功,实可继汉唐而超宋明。今世学者,或执“考据训诂”四字以薄乾嘉,或挟“通经致用”一义以讥汉学,此皆未睹堂奥之谬论也。余尝披览清儒经解遗编,抚卷长叹:使三代典章复明于今日者,其在斯人乎!
嗟乎!自甲午以降,西潮东涌,新学骤兴,而吾国千年经学,乃如秋叶飘零,渐坠尘泥。士子竞言变法,邪说层出不穷。
世称孔孟,由来久矣。然而贤圣不世出,出必以时。何时?邪说横行之时,贤圣不出则不得止也。是故世乱,然后有豪杰
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卡尔·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古希腊)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发展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自20世纪60年代后,这一理论已引起了中外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普遍注意。
朔望月周期约为29.53059日,因此农历有大月(三十天)和小月(二十九天)两种,朔望月周期超过29.5日,所以农历大月稍多一些。
日月在天球上作黄经会合运动时,日月黄经相合,即日月地心视黄经差为0度的时刻即为朔,朔也称为日月合朔,此时太阳和月亮近乎于同升同落,月球未被太阳照亮的暗面完全面相地球,地球上的观测者完全看不到月亮。
需指出,无论经学含义如何聚讼,在经学视域中,天道、圣人、经典,须臾不可离。盖道为生生之本源,圣人体道而推行王道教化,其文明谱系之展开即为道之全体,并据天道伦常而制作经典以垂法后世,经典最终成为承担圣人之道的核心载体。
宋学是一种不同于汉唐经学的新经学形态,其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并取代汉唐经学的学术地位,是建立在有破有立的基础之上。宋学的“破”,即宋儒首先对汉唐经师的章句训诂之学展开怀疑,进一步发展到对经典传记甚至经典本身的怀疑,从而动摇汉唐经学的至尊地位。宋儒的“立”,即建构新的经典体系,通过重新诠释这些经典而建构新的义理体系,从···
本文尝试借助牟宗三哲学的视野阅读杨儒宾教授的著作。儒学在杨氏著作中也是常见用词,从哲学到经学,未尝不可说成从哲学到儒学。
大陆新儒家的出场,客观上增加了中国转型思考的资源复杂性与路向复杂性,但却是必要的和切时的,是真正补齐了中国左右之争中传统主义的长期缺席,打破了既往由新左派(体制右派)和自由派(民间左派)相互对堪所造成的思想性垄断格局。
中国女性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在考虑结婚和生育孩子时往往有些犹豫不决,对此,我们很容易将其归咎于儒家的性别歧视。但是,陈素芬教授写到,这是一个错误,我们需要将儒家哲学与当时带有压迫性的父权制规范区分开来。儒家的仁爱和修身价值观能够丰富当今的女性主义,支持人人都获得平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