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臣”与自称“奴才”，有什么不同？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二月廿七日甲午

          耶稣2025年3月26日

 

 

 

历代王朝，不管是汉、唐，还是宋、明，臣僚面对君主，都是自称“臣”，惟独清王朝是个例外，清朝人经常自称“奴才”，如果我们去读清代大臣的奏折，便会发现，许多折子都是以“奴才某某谨奏”、“奴才某某跪奏”结衔；如果是谢恩的折子，少不了要向皇上表白“奴才犬马恋主之忱”、“犬马报主之心”；如果接到皇上的圣谕，则赶紧表态：“奴才跪诵之下不胜悚惧无地自容”、“奴才伏读再三更切悚惶”。如此措词，在其他朝代的大臣奏疏上是不大可能见到的。

 

臣僚自称“臣”与自称“奴才”，有什么不同吗？若按乾隆皇帝的说法，“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好像臣与奴才并无什么区别。但乾隆帝的说辞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臣仆何种情况下称“臣”，何种情况下称“奴才”，乾隆帝最是斤斤计较。署理凉州镇总兵乔照因为在奏折内“书衔称臣”，即被乾隆帝“传旨严行申饬”。该称“臣”而不称“臣”，擅自称“奴才”，那也不行。御史马人龙奏公事，因为折内书衔自称“奴才”，也受乾隆帝斥责。如果称“臣”与称“奴才”没什么分别，为什么乾隆帝要对此锱珠必较？

 

那么，称“臣”与称“奴才”的差异体现在哪里呢？以我们今人的观感，会觉得“奴才”是贱称，奴才的地位比臣卑贱。但是，按一名清末太监的自述，“其实奴才并非卑贱之称，请看各世袭王公对太后、皇上、皇后都自称奴才，皇上对太后称儿臣不称奴才，皇后对太后和皇上自称奴才，妃以下王妃命妇等对皇后亦是自称奴才，乃至隆裕之生父桂祥见隆裕太后时须跪下自称奴才。约言之，只要受皇家眷养者必须自称奴才。”那些在清帝跟前自称“奴才”的王公贵族，怎么可能比自称“臣”的汉官更卑贱？以为称“臣”尊贵而称“奴才”卑贱，恐怕是我们的错觉。

 

然而，是不是可以说，“奴才”比“臣”更尊贵？也不是。试想象一下，一群原来称“臣”的朝廷命官，被要求以“奴才”自称，难道就是地位更尊贵的表现？清史研究方家杜家骥先生认为，清王朝的汉官争着自称奴才，是“自贱其身”，“往代汉族士大夫的那种廉耻观念与刚直气节在他们身上丧失殆尽”。这个评论是完全符合现代人之感受的。即使我们不以今律古，就从当时的旁观者看来，大臣自称“奴才”也是有辱尊严的表现，乾隆朝时来访的朝鲜使臣便说：“和珅、福长安辈数人，俱以大臣常在御前，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殊无礼貌，可见习俗之本然。”

 

不过，我认为应该跳出尊卑对立的视角看待称“臣”还是称“奴才”的问题，称“臣”与称“奴才”，跟官员地位的尊卑并没有必然关系，乾隆皇帝宣称“并非以奴才之称之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倒也不完全是诡辩。按形成于乾隆朝的惯例，称“臣”，还是称“奴才”，主要看官员身份与奏事性质：文官上奏公事，原则上都称“臣”；奏私事，包括请安折、谢恩折，旗人须自称“奴才”，汉官也有称“奴才”的；武员奏事，一概以“奴才”书衔，不论汉官或者旗人，也不分公事还是私事。

 

为什么清王朝会形成“奴才”与“臣”两套不同的官员自称？意义在哪里？我们需要拉宽历史的视界，从“臣”字涵义之变迁、千年政制之演变的角度进行考察，方能抵达问题的本质。

 

 

 

“臣”字的甲骨文、金文如人受捆缚之形，在上古社会，什么人会被捆缚起来？通常都是战俘，所以，“臣”字的本义指战俘；战俘被俘后，往往会被罚为奴隶，因而“臣”字又有奴隶之意。囚俘、奴隶，就是“臣”字的本义，甲骨文时代（殷商时期及之前）的臣，一般都是指囚俘与奴隶。

 

大约到了西周时期，“臣”字多被用来指称事君的臣僚，这可能是因为，最早的臣僚正是从奴婢演变而来的。作为奴婢主人的君主，往往会将奴婢中选拔若干头领，让他们管理家族事务，这些获得提拔的奴婢从执役到执事，身份便从家仆变成了家臣。西周以后，臣通常都是指事君的臣僚，这也是“臣”字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义项。

 

这里我们要注意，在西周“家天下”制度下，臣都是家臣，因为天下、封国是由一个个“家室”组成的，“家室”是最重要的政治单位，周天子虽是天下共主，但他直接治理的领地，也仅仅是位于王畿之内的“家室”而已，“周天子是一个家，齐国是一个家，鲁国又是一个家，这样的贵族家庭很多，天下为此许多家庭所分割。那时在大体上说，则只有家务，没有政务”。而协助各级领主治理“家室”的人，便是隶属于领主的家臣。

 

家臣与家主的关系为人身依附关系。在西周封建制下，臣—君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对一的人身依附关系，一个人认另一个人为君，自己为臣，即意味着将自己的人身交给君主，要发誓永远效忠于君主，义无反顾，直至为君主牺牲性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请注意，臣誓死效忠的对象是君主个人，而不是君主之上的国家、天下。

 

综上，早期的臣具有强烈的“私”的属性：他们是君主的私臣、家臣；他们与君主之间也是私人性的效忠关系、人身依附关系。虽然此时的臣不再是奴隶充任，甚至可能还出身于贵族，但他们的人身必须隶属于君主，君臣关系就如主仆关系、主奴关系，乾隆称“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倒也没有说错。

 

但是，春秋—战国以降，在建构王权制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臣的身份与君臣关系又得到了重塑：

 

1）王权制国家建构的过程，亦即封建领主“化家为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君主的家臣也完成了从“管家”到“治国”的职能转换，从而，臣获得了公共性身份：由家臣、私臣演变成国臣、公臣。而仆与奴，则一直保留着私人依附的属性，好比猴子一直留着尾巴，没有进化。乾隆认为“仆即臣”，就臣的本义而言，虽没有说错，却忽视了从私臣到公臣的演化。

 

2）原来的私人效忠性质的君臣关系也受到了挑战。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君对臣以礼相待，臣对君才誓死效忠；而且，臣对君的效忠应该合乎道义，“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若无道，臣便没有效忠的义务。经由孔子的阐释，君臣关系不再是私人性的效忠关系、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君臣以义合”、“从道不从君”的公共关系。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家臣先于国臣存在，国臣由家臣转化而来，不仅中国王朝如此，英国中世纪的枢密院，原本亦是国王的私人顾问机构，之后慢慢演变为英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首席秘书也从国王的家臣变成国家的政务大臣。

 

秦制建立以后，虽然出现了君尊臣卑的趋势，但臣乃是国家公臣而非天子私臣的属性并没有改变。我们看秦汉时期的官制，臣由私臣转型为公臣的蜕变痕迹是十分明显的：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原本是封建领主的家宰，周秦之际，封建领主纷纷“化家为国”，建立王权制国家，领主的家宰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为国相，从一家之家务总管变成一国之政务总管——丞相。作为宰相属官的九卿，从前都是王室私臣，现在也都成了政府大臣，他们掌管的事务，也从王室家务扩展为国家公务，比如九卿中的太常卿，原是管王室祭祀的家臣，演变成政府大员之后，便兼管国家的文化教育事务，相当于文化与教育部长。

 

当然，历朝皇室通常都保留了一班私臣、家臣，他们的工作本是服侍君主生活起居，或充任君主私人秘书，原则上不应该介入朝堂政治，但在实际上，很多君主都会让宠信的私臣参与朝政，比如西汉的尚书、中书、侍中，唐五代的翰林学士、枢密使，都是天子的私臣，也都介入朝政，甚至执掌大权。但即使他们权倾朝野，从身份上来讲，却是皇室的家臣、家奴，这一身份也体现在他们的自称上，如唐朝权阉李辅国在要挟皇帝时说：“大家（皇上）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后梁的知崇政院事（即枢密使）敬翔称自己“实朱氏老奴耳”。

 

但私臣介入朝政之后，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又会不可避免地转型为国家公臣，就如西汉的中书、侍中、尚书，本是天子家臣，但到了唐代，已经演变成正式的宰相机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长官的身份不再是天子私臣。又如唐代的枢密使与翰林学士，前者是天子的家奴，后者是天子的文学弄臣，而在宋代，枢密使已是专掌军政的执政大臣，翰林学士虽未完全褪去“天子私人”的色彩，但其身份也是朝廷的正式职官。

 

 

 

事实上，宋朝可谓是历史上惟一一个“政治之纯出士大夫之手”、不允许皇室私臣预政的王朝。宋徽宗以宦官童贯领枢密院、掌兵权，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情况。而且，请注意，童贯是以朝廷命官而非皇室家奴的身份执掌权柄的，这一点与汉、唐、明三朝的宦官专权形态很不一样。宋代宦官的自称也有异于其他王朝的宦者：汉、唐、明诸朝宦官跟皇帝说话时，都是以“奴婢”、“老奴”自谓，宋朝宦官却自称“臣”，说明宋王朝并非将宦官定位为皇室家奴，而是列入国家的职官体系内。

 

那么，政治“纯出士大夫之手”，与操之皇室私臣之手，这个区别很重要吗？很重要。因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宋人引述儒家经典说：“臣闻《书》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贤；爵罔及恶德，惟其能。’盖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历代皇室私臣里面，或有忠良之人，但他们的身份都是天子私人，与君主（主人）的关系是私人性的效忠关系，君主以家臣掌国柄，便是公器私授，将国家当成私产与家人分享，岂是治国之道？

 

宋朝士大夫当中，固然不乏不肖之徒，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自许“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自我定位就是治国平天下的主体，而不是受帝王驱使的工具客体。他们当仁不让地要求与君主“共治天下”，如北宋文彦博对宋神宗说：君主当“与士大夫治天下”；南宋御史陈渊说：“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士大夫，自然应当“从义而不从君”，“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至于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而家臣、家奴的行事准则是服务于主人、服从于主人。

 

因此，宋代士大夫要效忠的对象，与其说是君主个人或一家一姓，不如说是超越于一家一姓的国家、社稷。他们追求的君臣关系，不是私人性的主仆关系、主奴关系，而是“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的具有公共属性的分工合作关系。“各有职业，不可相侵”之语出自南宋朱熹的一份劄子，在这份劄子上，朱熹提出了一个多少有些超过我们想象的观点：君臣各有职守，君主也不可侵夺臣僚的职权。敢于抗议皇帝侵大臣之权的士大夫，除了宋朝，在其他王朝中恐怕很难找到吧。

 

那么，臣的职守是什么呢？朱熹以诏命的制定（“制命”）为例加以解释：诏命都是以天子的名义制定的，因为天子才有“制命”之权。但是，天子的权力是形式性、象征性的，士大夫才是治国理政的主体，主导了“制命”的各个程序：首先，执政大臣参与决策，形成词头（谋之大臣）；然后，由中书舍人草拟诏令文本，中书舍人若认为词头不妥，可封还；诏令文本拟好，进呈皇帝画可，发给事中审核，给事中若认为诏令不当，可缴驳（参之给舍）；审核通过，即由宰相副署、颁行。这就是宋王朝的制诏程序，臣的职守体现在这一程序中。

 

如果诏令不走这个程序，而出于皇帝独断，便是侵夺了臣的职臣。朱熹抗议皇帝这么做：“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在朱熹看来，君权独断就算正确，没有出错，也决不是“为治之体”。

 

显然，在朱熹解释框架中，君与臣都是公的代表，而不是私的化身，君臣关系是公的君臣分职关系，而不是私人效忠关系，朝廷之诏命，必须体现“公议之所在”。朱熹追求的“为治之体”，亦即宋人强调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体。

 

与朱熹阐发的君臣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代乾隆皇帝钦定的君臣关系。这里也有一个例子：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博学多才，被乾隆帝任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一日乾隆帝入四库全书馆，找纪昀讨论南巡之礼仪，纪昀却说：“隋炀屡幸江都、明正德嬉戏南北，皆非正道；为人君者，但洗濯其心，用贤退不肖，天下自可平治，尚多巡幸何为？”乾隆帝一听，勃然大怒，变色谩骂：“汝一书生耳，何敢妄谈国事？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汝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耳。汝何敢妄谈国事？”于是“倡优大学士”之名，哗于辇下。

 

 

 

在乾隆帝看来，翰林学士不过是天子“以倡优蓄之”的家臣、弄臣，不要给点颜色就开染坊，以为自己可以教导皇帝如何为人君。翰林学士若论渊源，可追溯到唐代的翰林待诏，正是倡优之类的弄臣，从这个角度来说，乾隆帝也没有说错。就好比，你非要说人就是没毛的猴子（所谓“裸猿”），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么说也没有大错。只不过，进化的进程与结果被你漠视了。

 

讲述至此，我们再来看清代大臣称“臣”抑或称“奴才”的问题，便可以看出问题的要害所在了。

 

称“臣”与称“奴才”两套称谓并行，我相信确如乾隆帝所言，并不是为了区分臣僚地位的尊卑贵贱——自称“奴才”既不能说明更卑贱，或者更亲贵；自称“臣”也不能说明更受宠幸，或者被疏远。我们应该记住“臣”与“奴才”的关键差异：臣是公共的，奴才是私属的。大清皇帝要求旗籍臣工在私折中称“奴才”，实是为了强调皇帝作为恩养旗人之主子、臣子作为皇家私有之家奴的身份，确认旗人对皇帝的私属性质与效忠义务，维护皇帝与旗人之间“终身不能更易”的主奴关系。哪怕是贵族出身的宗王、贝勒，在皇帝面前，身份也是家奴，也得自称“奴才”。在这里，贵族制与家臣制、王大臣的贵族身份与奴婢身份，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

 

尽管按皇帝的要求，只有旗人与武官才有自称“奴才”的义务，但实际上，清王朝的君臣关系是被主奴关系“劫持”了的。因为：1）朝廷的重要职务，如军机大臣、地方督抚，多数都是旗籍大臣任其职，换言之，朝廷大臣多由皇室家臣充任；2）一部分汉官也争着自称“奴才”，以加入皇室的家奴圈子为荣，主奴关系已经溢出了八旗范围；3）军机大臣不论是否为旗籍，都以皇帝私臣的身份入值办差，这是中枢大臣的私臣化；4）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通过私人通信形式的奏折、密折，建立了且维持着对皇帝的私属性的效忠关系，这是地方大员的私臣化；5）朝中大臣未闻有面折廷争之举，给事中失去封驳之权，内阁中书不能封还词头，台谏官不敢谏议，总之臣的职守已失守，难免往奴的方向滑落。

 

国家大臣家臣化，公职身份私属化，君臣关系主奴化，构成了清代政治迥异于其他王朝的一大特点——元朝虽有大臣自称“奴婢”，但可以找到的例子不多。而在清王朝，堂堂大臣竞相自称“奴才”，领班军机大臣兼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自谓为官之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翰林学士纪昀被皇帝直斥为“以倡优蓄之”，听起来似乎有些刺耳，不过放在君臣关系主奴化的大背景下，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如果我们用前面朱熹关于君臣之道的阐述作为参照系（更别说以现代价值观为尺度来衡量了），量一量清王朝的君臣关系，马上就会看到制度与观念的退化。若按大清乾隆帝的说辞，“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云云，那么，漫漫历史长河中，从家奴到家臣再到国臣的百折不回的文明演进，算是白折腾了。

 

等到清末，才有廷臣上疏提议“永革奴才称谓”，因为“以臣工而称奴才，经传既未概见，名词亦不雅驯”，——终于委婉地承认“奴才”这个称谓上不了台面。但“奴才”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名不雅驯”，而在于“君臣关系主奴化”。晚清之时，有一个概念从域外传入，那就是“公仆”，从字面看，也是不甚雅驯，却代表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公职身份。从家奴到家臣，从家臣到国臣，再往前演进，便是公仆了。不管怎么说，清廷总算意识到“奴才”二字太难听，采纳了廷臣之议，于宣统二年（1910）初下诏，正式宣布废除“奴才”之称，“一律称臣”。但这个时候，大清诸臣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称“臣”了，因为“辛亥革命”快要发生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