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友著《宋代理学诗研究》出版暨后记

 

 

 

书名：《宋代理学诗研究》

作者：王培友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作者简介】

 

 

 

王培友，男，1970年生，山东人，文学博士，博士后，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和访问学者合作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华孔子学会张栻与湖湘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和陆九渊研究委员会理事、中国元代文学学会理事等。曾兼任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校聘，2019.2—2023.2）、首都师大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2015.6—2020.6）等。主持国家重点、一般项目等6项，已出版著述9种。承担国家项目获优秀结项等级，并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定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介汇编》（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在《文学评论》《清华大学学报》《南开学报》等发文70多篇。

 

主要研究领域：理学文化与近古文学；宋明理学美学话语流变；中国历代理学文论；宋、元二朝诗歌史。学术研究理念：以“宋明理学美学”“理学诗学会通”和“宋明理学话语流变”等为研究重心；注重文献整理、学理探讨、史源疏证和话语考察；重视文学、史学和哲学的交叉研究和贯通研究。

 

【目录】

 

 

 

【书籍简介】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王培友教授新著《宋代理学诗研究》于2024年12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项目号13BZW065）的结项成果，结项等级为“优秀”（同期项目优秀率为2.66%）。该结项成果，于2023年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选介汇编》。该《汇编》是从2012—2017年共六年间国家社科基金22个学科的3000多项“优秀”等级的成果中，筛选出155项，汇编其“简介”而成书，同时期国家项目入选率约为13/10000。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24年7月25日“最新成果荟萃”栏目对“两宋理学诗研究”予以推介，文稿约5200字，产生了良好的学界影响。

 

该著与王培友教授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成果“元代理学诗集成与研究”形成出版系列。该著总字数为76.3万字，设39节，其中26节主要内容已在《文学评论》《清华大学学报》《南开学报》《孔子研究》《兰州学报》《上海大学学报》《中国文化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全书已出论文27篇，其中CSSCI收录21篇，16篇（次）被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文摘》《全国高校社科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儒学研究年鉴》等。该著在确证宋代理学诗具备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对其概念意蕴、边际范围等予以界定，对其文化生态、载体形式、呈现形态等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本书以宋代理学诗的发展历程、诗歌范式、诗性品格等为研究重心，力图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来描述或总结其发展轨迹和阶段性特征，提炼其诗性品格及生成机制，归纳其主体特征及发展流弊，界定其历史地位及文学价值。本书关涉中西文明共同存在着的“自然界”与“道德界”的统一性、“诗”与“哲学”的会通性等文明之“根”或“基石”性重大理论问题，可为国际文明互鉴及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等提供学理支持和成果例证。本书框架合理，引证丰富，论述透辟，识见高明，义理圆通，构建了较为完整、自足的学术研究话语体系。

 

以下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官网2024年7月25日“最新成果荟萃”的成果介绍。兹全文照录于此。

 

一、研究成果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该成果从两宋理学与诗歌发生关系的一定历史语境的文化生态视野下，探讨两者发生种种复杂关系的背景、因素、状况，研究“理学诗”的诗性品格及其成因。因此，课题研究内容丰富饱满，既涉及文学本位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两宋诗歌创作主体、诗歌作品、诗歌接受主体的关系问题，理学诗的范型、主题、诗格类型、审美品格，理学诗人的诗风矛盾性，理学诗人的文道观及其与其创作实践的矛盾性问题等；也涉及理学与诗歌的关系研究，如两者的沟通渠道、会通方式、范畴内涵流变等。在此基础上，该成果将研究目标推向价值研究层面，以凸显“理学诗”会通道德界与现象界的重大文化价值，总结理学诗诗境的特殊性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寻绎两宋诗歌受到理学影响以及诗歌对理学发展的重要作用，探寻两宋诗人会通哲学与文学的得失与教训。该成果可为探讨一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之间复杂关系问题做出重要贡献，也是研究者面对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缺失、人文关怀匮乏等问题的学术回应。该成果亦可为中华民族诗性文化研究与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

 

两宋时期“理学诗”是客观真实的历史存在。理学诗，作为宋代出现的一种以抒写理学思理、理学旨趣的诗歌新样式，其表达、承载的主要是以理学家心性存养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依相关文献来核查，可得有代表性的理学家诗人130人左右，写有理学诗6800多首。受到理学家影响的文人诗人有930多人，其中80多人共写有理学诗200多首。与代表性理学家交往的文人有5600多人，其中有80多人写有理学诗300多首。此外，自北宋中期开始，文人写作理学诗越来越成为宋代诗坛的常见现象，这类文人写作的理学诗并不是很多，有100多位文人写作了300多首理学诗。

 

理学文化思潮是理学诗得以产生和传播的重要条件。庆历之际儒者倡导道统、学统及政统，为理学诗的产生做好了必要的准备。而元祐之际一些儒者的儒学义理探讨和儒学体系建构方式，以及由此而涉及的义理探讨路径、儒学学理聚焦点等，都深刻地影响到北宋理学“五子”的儒学义理探讨方式、理学话语生成。两宋之交理学基本范畴与命题，经过此时期理学家诗人的努力，成为两宋理学家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实践的重要的范型和基本的创作方式。乾淳之际，在理学代表人物相互辩诘驳难的时代学术风尚推动下，不同学派代表人物的文道观念及其理学诗作，对此有所反映。嘉淳之际，朱陆吕叶等不同理学学派的理学门人，其学术差异性也在其诗学主张及其诗歌创作上有所表现。宋末元初，理学家的诗歌，除了承继前辈理学家的诗歌主题之外，其“明理”类型诗歌已有融合“道问学”“尊德性”“求道”等主题诗歌的倾向；“讲学体”“语录体”等诗歌作品大量出现；重诗统、推崇文人诗、重诗艺等也成为此期理学家的诗歌追求。考察可见，此期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实践，与理学家的学术路径走向具有紧密关联，但亦有不一致的情形存在。

 

理学诗的诗歌范型及主要诗歌体式，既受到了文人诗传统的影响，也受到了代表性理学诗人以其杰出的创作实践而形成的理学诗新范型及体式的影响。邵雍的“击壤体”，为中国诗歌发展贡献了新的类型。而“乾淳体”形成后，对彼时包括词章、儒学等各文化部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乾淳体”代表人物凋零之后，赵蕃、韩元吉崛起于诗坛，成为彼时诗人的翘楚而成为时人争相模仿的对象。作为理学诗的重要范型和体式，还有自邵雍一直延续到宋末的语录体、讲学体、俗体。该成果对两宋理学诗的诗歌范型、诗歌体式的研究，是迄今为止国内外首次对这一问题的整体性全面探讨。

 

两宋理学诗的主题类型同理学基本范畴与命题关系密切。“观物”作为存养目的兼方法的理学范畴，也表现出与其他很多理学范畴相同的属性，亦即具备兼有目的与方法、认知与实践、功利性与超功利性、哲理与审美等特征。而“孔颜乐处”“观天地生物气象”以及类似的话语作为两宋重要的理学命题，为两宋几乎所有的理学家以及很多儒学学者所瞩目。“孔颜乐处”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话语，因为强调实践主体超越具体事物本身而体验圣贤之心性，这就相当于强调实践主体以诚、敬、不动心等方式保有了德性的定止。“孔颜乐处”话语因其同时关注心性的体与用，即其始终与儒家的诚、敬、仁等心性的“本体”与识、知、觉等心性的“用”相耦合，而与佛教的心性之“空、静、虚、无”等本性，以及“明、灭、苦、度”等心性之“用”拉开了距离。由此，“孔颜乐处”的情感性，已经被转化为心性的纯净与定止，而非世俗文化所重视的包裹着欲望、情色、贪婪、利益追求等在内的情感。同样地，“孔颜乐处”话语的审美特质，也不再是单纯的美的体验和理性的认知判断。理学家在抒写“孔颜乐处”诗歌时，其关注主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不受外物干扰的德性定止之乐；“观天地生意”之乐；“格物明理”以至于“自诚明”的求道体验之乐；保有心性和悦的释然闲适之乐；物我一体的“观物”之乐等。按照冯友兰的“四境界说”来分析，“孔颜乐处”主题诗歌往往具备了“自然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等不同的境界类型，但就这一点而言，它对于中国诗歌境界类型及其构成也是有贡献的。不过，自程朱学派提出“格物致知”或“格物明理”之后，“孔颜乐处”主题的诗歌，往往重在抒写实践主体或创作主体的“识”“义理”或者“性理”，而往往忽视诗歌的诗境构建及诗意的艺术表达了。但从议论性诗歌来讲，以“明理”为主要诗意表达方式的“孔颜乐处”主题类型诗歌，同样对于提升宋诗议论的精粹化程度有巨大贡献。理学常常被称为“心性”哲学或者性理之学，其核心就是心性存养问题。理学家的“心性存养”主题诗歌主要有四种类型：理学家“心性存养”主题诗歌，重在抒写理学家对于心性之体用的认识；理学家诗人的“心性存养”的主题诗歌中，有不少以书写克讼、慎独、守礼、静坐、力行、息等实现心性圆满的方法与途径等工夫论问题为主要内容；理学家诗人的“心性存养”的主题诗歌中，也有一些以书写澄净心性、保有诚敬等存养心性的途径及方法的诗作；两宋理学家的“心性存养”主题诗歌，有些以书写“定止”心性境界或者定止心性目的为主要内容。

 

理学诗的表达方式同样受到理学“求道”的途径、方法的重大影响，“观物”“因诗求道”“格物致知”“发明”“象物比德”等“求道”的途径、方法，都对理学诗表达方式产生了影响。其中，以“观物”为手段而以体察、践行心性为目的，是传统儒学重礼、自讼、慎独等性命之学在理学发轫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理学家“观物”之目的，乃是“明理”“明道”，或是书写因体察天地之机而保有了和平安逸之和乐心态，因此，这些理学诗的表达方式自然就与“观物”之如何“观”，“观”什么等产生了紧密关联。也就是说，“观物”的途径、方法、目的等对于理学诗的表达方式起到了重要作用。邵雍之“观物”强调社会实践主体以知行相合的方式，兼备践履、体验、识察的合目的性与过程性而指向于心性实践。一些理学家在此一合目的性与过程性的“求道”进程中，受“文以载道”“因诗求道”等文道观念所影响，而写作了大量的理学诗。这些理学诗，从其本质上来讲是为了表达理学思理和理学内容。而他们在写作理学诗时，往往把理学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或实践方式等同于诗歌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写作诗歌对于他们而言，其目的指向于“求道”。因此之故，一些理学家的理学主题诗歌，在表达方式上却呈现出程序化的特征。以“观物”而写作的理学诗，其表达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物象——性理——（践行）”构型、“诗境——性理”构型、“物象——义理”构型、“明理——物象——（发挥）”构型。再如“格物致知”具有了丰富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逐渐成为程朱学派理论体系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贡献和门派特征。唯其如此，作为与程朱学说有所别异的理学各派，自然也试图通过对“格物致知”的相异性阐释、批判甚至完全否定，来彰显其学说迥异于程朱学派的特征。理学家之“格物致知”，主要是以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是认知方式而在诗歌中表现出来。两宋理学“发明”之途径、方法亦对理学诗表达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理学家以“发明”而“求道”所表现出来的诸多途径、方法，如阐释、说明、引申、创设、考索、分类、体悟、研究甄别、讲学驳难等，理学“发明”体现在理学诗的表达方式上，较为突出的有四个方面：对理学性理范畴或者命题，予以解释、阐释；因事、因物，或者因理学范畴、命题等而予以考索、注疏或者说明；一些理学家在对理学精义进行阐释、解释或者说明时，往往能自辟蹊径而创造、发挥，提出新的理论乃至建构其独具特色的理学性理学说；通过剖析、引申等方法展开对“心”之体用等问题的把握。

 

两宋理学家的审美理想也在理学诗的内容、主题、风格等方面表现出来。理学家的“巧贼拙德”“玩物从容”“气象近道”“温柔敦厚”“清淡”等审美理想，对于理学诗的内容、主题、风格及感情表达的强度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一些理学家在书写“玩物从容”诗歌时，更为注重凸显个体得道境界或者主体道德气象、气度。而理学家“气象近道”审美理想也对理学诗的内容、风格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学家“气象近道”审美理想在诗歌创作上的呈现，涉及诗歌风格、诗歌主旨和诗歌内容等，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其一，理学家的“气象近道”诗歌，具有“清”“淡”“言意自在”等诗歌风格。其二，理学家的“气象近道”诗歌，亦注重书写实践主体“近道”之“气象”。其三，理学家的“气象近道”诗歌，往往注意抒写天地“近道”之“气象”。两宋理学家往往以“静坐”“求静”“寡欲”等方式来求得心性的“淡然”，以实现其“明理”“求道”等存养追求。而在诗文创作上，宋代很大一部分理学家，他们的诗歌作品也呈现出“闲适”“平淡”等“气象”。这说明，以“清”“淡”为核心的这一类话语可能潜藏着他们某种思想倾向或者审美追求。理学家常常把“清”与“淡”分开来认识，“清”“淡”之美的意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在论文时，却又更为重视“淡”，以及由此而发挥出的“淡和”“淡然”等话语，而很少有以“清”美论文。至于在整体上使用“清淡”的情况，大多发生在以“清淡”描述景物、天气以及社会实践主体的气度境界等，在很少的情况下偶尔以之论文、论诗。两宋理学家“清淡”审美理想的诗歌呈现，可以从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些显性的呈现方式，可以看作理学家“清淡”审美理想的自觉性表达。从其诗歌作品来看，可分三种显性表达方式：其一，两宋理学家“清淡”审美理想的重要诗歌呈现方式，是表达对实践主体或者歌咏对象的德性境界、气度等的推重和赞许；其二，重物景之“清”“淡”“清淡”之象，此“象”往往同天理、性、德等相联系；其三，以“清”“淡”或者“清淡”来论诗，或者理学家的诗歌表现出来“清”“淡”“清淡”等风格特征。从隐性呈现形式而言，两宋时期，理学诗人的“清淡”审美理想，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景物诗取景问题，也可能对他们的诗歌主题选择产生了影响。此外，理学家“温柔敦厚”等审美理想也对理学诗的内容、风格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可见理学诗的主旨、表达方式、审美指向等都受到了理学思想以及理学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理学因素成为理学诗的规定性条件和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制约了理学诗的发展变化，并呈现为理学诗的主体特征。成果进而对理学诗的流弊及其生成原因、历史地位等进行了探讨。

 

三、研究成果的主要价值

 

其一，该成果是国内外首次以“两宋理学诗”为对象的专题学术研究。成果界定了“理学诗”的概念，论证了其历史客观实在性，在理学文化思潮的背景下论述了其发生发展的缘起、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等，总结了“理学诗”的诸诗歌范型及诗歌体式。进而，成果对理学诗的主题、表达方式和审美特质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二，该成果从“理学——诗学”发生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理学诗”的内容、形式、审美风格等规定性要素和主体特征。这就以例证的方式，探讨了中西方共同存在的、绵延于古今四五千年的“哲学——诗”会通问题、“自然界——道德界”的统一性问题等重大而复杂的文化课题。由此，该成果具有了比较高的学术站位意识和文化意义。

 

其三，该成果所用的研究理念及其决定了的研究方法较多且较为复杂。这就有效避免了静止的、分割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而提升了研究结论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准确性等。特别是，该成果立足彼时实际，创造性地使用了“体用文”同时探讨的方法，强调“循名责实”，这样就很好地处理了宋代理学家因其个体语言表述的差异而呈现出的理学术语各异、相同术语的内涵又有所不同的问题，为从整体上探讨“理学诗”奠定了很好的学理基础。这是百多年来，困扰中西方学术界对于宋明理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重大理论障碍。该成果凭借对这一理论障碍的突破，而具备了从整体上对“理学诗”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可能和可操作性。

 

【后记】

 

本著是在我2013年获批、2019年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两宋理学诗研究”的结项成果基础上，历经五年时间修改而成的。该项目的结项成果为专著，其结项稿于2019年获评为“优秀”等级（全国同期结项优秀率为2.66%）。该项目结项成果简介，于2023年有幸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定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介汇编》（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该《汇编》是从2012——2017年共六年间国家社科基金22个学科的3000多项优秀结项成果中，筛选出155项，汇编其“简介”而成书。这样看来，入选《选介汇编》的优秀成果，可算是当下中国大陆学界细分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平实而言，虽然结项稿幸运地获得专家和国家社科管理部门的一致肯定，但我自知，因为受到结项时间、个人学养和科研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结项书稿仍有不尽完善之处。因此，课题结项之后，我又用了五年的时间，在吸收结项专家建议、意见的基础上，反复斟酌，而对书稿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地修改或补充。在修订即将完毕之际，本书稿又幸运地获得了我所在高校2023年出版基金资助。现在所呈现在学界师友面前的书稿，是在充分吸收不少著名学者的建议或意见基础上修改、订正而成的，这是我要加以说明并表示感谢的。

 

我认为，作为“理学——诗学”会通重要载体形式之一的宋明理学诗研究，具有培育成为相关学科主流学术研究方向的优秀潜质，具备可供开掘的广阔学术空间。这里，结合我的一点尝试，对此稍作说明，以供年轻朋友们拓展研究视域，或者为师友们“接着说”提供一点参考。

 

其一，从“理学诗”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诗美境界而言，宋明理学诗研究必然会触及“理学美学”研究。一些学者对我的“理学美学”话语系列研究成果给予了相当关注。著名美学家、前辈学者浙江大学的潘立勇先生，曾从“宋明理学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角度，以较大篇幅来论及我的相关研究成果。潘先生在其弃世前三四个月，发文对包括我在内的国内外60多位学者的“宋明理学美学”研究成果予以梳理。文中，潘先生对我于2019年前面世的若干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大量征引我对“理学范畴”所做的文献梳理内容之后，潘先生指出：“理学范畴如何转化为美学范畴，或理学美学范畴何以可能？理学美学范畴在理学系统与审美系统中分别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又是如何延展到审美各领域中的？这些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较为集中明确的研究。王培友的相关系列论著，……一定程度上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他首先提出了一个‘理学诗’的概念（笔者按：“首先提出”了一个“理学诗”概念这一说法不妥，应该是“首先界定”。明代即有人使用了“理学诗”这一名词。在我对宋代理学诗进行系统研究之前，张鸣、廖可斌、祝尚书、张文利、王利民、石明庆等学者已有若干相关研究成果），分别以理学范畴或命题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文学审美实践当中的诗性表达、诗性品格或文学呈现的方式。这一系列研究，做到了跨理学、美学、文学三个领域，撷取理学美学的理论范畴，加以文学层面的细致考察，加深了我们对理学美学的直观而多面的理解，从而看到理学与美学、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涵容、相互转化的关系。”（《当代宋明理学美学研究》，《孔学堂》，2021年第3期）其中不乏溢美之辞。不过，在指出本人的研究路径及其学术贡献的同时，潘先生又认为，我的相关研究与“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建构”问题存在不相侔合性：“其（按：“其”指笔者）研究最终落脚点不是理学美学范畴作为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终极识度和潜在意义，而是通过对理学美学范畴的研究确立文学史的叙述视角和书写立场，因此前面所述有关宋明理学对于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本体意义还没有得到系统、透彻的解读。”潘先生所言甚是。不过，正如潘先生所注意到的，我的2019年前的学术研究重心是“理学诗”而非“美学话语体系建构”由此而言，以“体系建构”作为考察视角而评价我的相关研究是否与“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建构”相侔合，显然是不太合适的。而2019年之后，我所发表的有关“宋明理学美学”论文或著述，潘先生大概因为身体抱恙而未曾经眼。于理而言，既然本人的一些成果为潘先生所注意乃至推扬，于情于理，我都应对“理学美学”话语体系建构问题有所回应才是。本此考量，经过几年努力，本人于2023年春著成《宋明理学美学话语研究导论》一书。此著涉及到宋明理学美学话语体系建构、关键话语意蕴流变研究等若干重要问题，大致能够反映出我对“理学美学”理论体系构建问题的若干理论思考。容精心研磨后，再找机会向学界师友请教。藉此机会，请允许我向无缘谋面、无从请教的潘先生表达敬意！

 

其二，要对宋明理学诗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然会与宋明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及其话语意蕴流变等学术重难点“问题”发生关联。显而易见，惟有坐实理学义理研究根基，入其腠理，方能探讨“理学诗”之壶奥。否则，所谓的“理学诗”研究，就肯定会陷入到为前人所批评的“危坐谈性空”“梦幻过一场”境地，终是无法把握“理学诗”之神髓。梳理相关学术研究史可见，百多年来学界对宋明理学话语意蕴流变等问题的研究是颇为薄弱的，更遑论对其理论体系构建问题的研究了。有鉴于此，十多年来，我花了不少心力来探讨宋明理学重要话语的筛选、意蕴的生成与流变等问题。相关研究成果，除了本著多有涉及之外，还散见于《清华大学学报》《南开学报》《中国文化研究》《孔子研究》《国际儒学》《北方论丛》等。陋室笥箧之中，此类小文所存尚夥。一些重要刊物亦将陆续刊出我的相关研究成果，容后集丛成说以献诸学界师友。

 

其三，学术研究选题是否具备较高研究价值，还应考察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研究的可能。为此，在修改本著的五年时间里，我又相继完成了两本与之有着紧密联系的著述：《宋代理学诗发展史》（约90万字）和《宋代百家理学诗选注》（约36万字）。而为本著所自然延伸的、本人独立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元代理学诗文献集成与研究”（2021年9月获批），亦在紧张推进之中。假以数年，相关成果皆当面世。届时从共时性、历时性相结合的角度来认识宋明理学诗，也就成为可能。当然，我的这些尝试，还只是宋明理学诗研究领域的一个顺延性研究进路。如果我们从“理学——文学”会通以及相关拓展性研究领域来看的话，举凡文献考证与整理、理学文论、中国哲理诗、理学美学等研究领域，皆可提炼、生发出若干具体研究课题。

 

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在确定所研究之“问题”具备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遵循一般的人类认知和思维规律，借鉴、吸收一切先进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对所研究之“问题”的类别、属性、特征、规律和价值等予以探讨，而不能把现代学科门类之学科属性当作所研究之“问题”的研究立场或研究目的。当然，课题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之选择，必须基于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而非其它。有鉴于此，在从事本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本人没有遵从、吸收个别学界同行的建议，而大幅压缩理学话语意蕴流变及其相关内容。这是因为，本课题研究的学理逻辑是：著者在确证宋代理学诗具备历史客观实在性的基础上，对其概念蕴涵、边际范围等进行明确界定，并就其文化生态环境、载体形式、呈现状态和诗歌范式等进行考察，进而就理学诗的主旨或内容类型、表达方式和诗歌风貌等进行研究，以揭示宋代理学诗诗性品格的属性特征及其生成机制；进而，归纳、提炼其主体特征，探讨其发展流弊，界定其文化地位。如此一来，从会通视角，来探讨理学、诗学之共有话语的意蕴流变、关联机制和呈现形态，自然也就成为本著的重要研究立场和研究路径。而这些理学、诗学之共有话语，或是本人所首先提出并加以全面考察，或是因为学界已有认识过于简单或存在疏略，或是学界已有研究结论存在若干局限或不足。如果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这些话语，那么，宋代理学诗诗歌品格也就难以得到正确表述或“指实”。以此而言，本著如果大幅删削理学义理内容，而只突出理学诗之审美性、情感性等“文学”属性特征的话，那么，也就相当于抽去了支撑理学诗之诗性品格诸部类特质的义理基础，这显然是不可行的。孔子云“当仁不让于师”，学术研究所争者惟道而非人情世故。希望我的这一学术取舍，能够得到学界师友的理解。

 

拙著事毕，回望来路，实多悲慨。我本出身于海隅边地，存世明灭浮沉，例当如泛海之一沤。昊天不弃，殊遇逾常，兼以余颇能踔奋自强，而竟得执教于京华上庠。而今幸得此著勒成，差可消弭过往遗恨，余亦少憾矣！正所谓：世事浮沉，江湖夜雨，半生蹉跎而未可云废；性以成文，墨香絪缊，高岗一歌亦甚慰吾心！在此，请允许我向抚育、教诲我成人的祖辈、父辈及家族亲人；向教导、培育我成长的众多恩师；向多年来关心、支持我的各界师友；向支撑、包容我的家人，表达我发自内心的感激、感谢之情！我将把你们所赐予我的真、善、爱，承传发扬，以回报于我所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

 

因问学而求道，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大概就是我之天命所在。每念及此，贾勇自奋而不待着鞭矣！予尝有闻，邵雍三乐，观物为重。观物者何？明理是也。我之所乐，亦在于明理而求道：本书所及之若干“问题”，大多由我首先发现、界定并予以研究，故常如于“无人之境”而独自前行。于此之际，天地苍茫而无由凭依，惟以反求诸心，自决进退，而无问成败；间或本著所及之少许“问题”，亦确然为学界研究热点。于此之际，每如高坐挥麈，自养以浩然之气，“虽千万人，吾往矣”！因问学而明道，此即“格物致知”之奥义。古圣先贤诚不吾欺也！晚景渐侵而得见治学明道之理，岁月得遂其时而物彩斑斓有存矣！

 

鄙人学养有限，本著或有不足乃至谬误，希望得到师友们批评指正。

 

王培友于京北百源楼

2024年9月16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