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诸夏”观念出现,标志古代华夏民族漫长的融合,由“孕育”阶段进入“出生”阶段。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夏融合,学界主流的意见认为是氏族组织解体转向地域组织。可是春秋以后的地域族群是以“国”为中心的组合,地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华夏融合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有独立的方向,就是国家本位的族群聚合。这种“国群”聚合若发展为···
“人类命运”及其“共同体”是非常复杂的课题。人的类存在、类本质是什么?人自身怎么定位?如何分析人类不同的“共同体”与“非共同体”的存在状况?人之同类中不同种族、民族、语言、性别、宗教、文化、时代、地域的人的生存处境与诉求、命运、信仰、理想,十分复杂,其相接相处之道就更加繁复。人之类的生存与非同类的生存有密切的关联,在···
“天”是儒学的最高观念,但其含义丰富且随着社会历史和儒学自身的发展而变化。儒学“天”观念渊源于上古三代的思想传统,主要包括主宰之天、物化之天和生命之天三重含义。就儒学“天”观念含义的历史演进看,先秦儒学“天”观念的三种含义次第展开,汉唐儒学呈现主宰之天与物化之天的双向演进态势,宋明新儒学则确立了生命之天的主导地位。
公私德之辨的背后,不是已成定局的“古今之变”,而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西之争”。中西之争在规则(政治秩序)与执行规则之能力(德性)的双重张力中展开。这首先体现为对规则执行者是否应当具有道德之善的不同态度,另一方面,中西之争也同时呈现为规则的现成性与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权变性之间的张力。
孔庙从祀制度秉承“崇德报功”的原则,意在表彰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接续儒学“道统”者。清代以前,从祀孔庙者多为“传道”“明道”之儒,以其道德文章名世。宋儒范仲淹是清代新增从祀孔庙之第一人,也是以事功著称的“行道之儒”从祀孔庙的先行者。
“主体性”的建立,在先秦儒学的基本语境中,实质上就是将作为绝对的最高实在之道的自在内向转化为个体自身的本原性实在,这一本原性实在经由个体的自觉认同而被确立为个体的“主体性”,同时也是对最高实在之外在的绝对性的内向消解,故“主体性”与最高实在本身的存在性相同一。正是这一“主体性”建立与意义输入的内在“程序”,构成了儒学之···
从现代哲学解读,“余”可被视为藏密之体、生生之源、根本之故。藏密之体如冬之收敛退藏、至日闭关,冬至一阳来复,导出生生之源;生生之源包括声音的旋生与大一天地的返生,形成旋出与旋入的混合双旋结构;由死与生之喻引出根本之故,追问“何以”,牵带出“所以”。
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
不仅“经”或“书”不能穷尽圣人之“言”、圣人之“言”不能穷尽圣人之“意”,而且即便圣人之“意”也不能穷尽“道”本身。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言说,需要“意”、“言”与“经”。
“妙万物而谓之神,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三句构成了张载道学理论的内在结构,阐明了以“性与天道合一”为旨趣的道学思想。张载哲学的理论性质应归属为道学,其思想对于宋代道学具有重要的型塑意义。
为服务新重建的本体论,熊十力改造了儒学方法论。他提出“思证兼用”,引入理智思辨方法,为儒学体悟直观服务。同时,又提出“思修交尽”,以儒学道德修养的“工夫论”来规范理智法与直观法之操作程序。这种“即本体即方法”的“本体方法论”,契合儒学“良知本体论”之内在逻辑,附应“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架构,亦为儒学良知本体论的开放性,寻获了···
形而上学或者说“道”是否可言是一个古老的话题,道家在这方面有一个强势的理论,认为“道”不可“道”(名、言),却可以“正言若反”的方式表述。
近代以来,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经受了毁灭性的批评,天道与政治的合谋往往被视为导致王权主义乃至集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
公理论表明宋明理学具有明确的公共性意识,理学家践行“觉民行道”的使命,总是努力地将自家之所得扩充为可以普遍共享的真理,这即是向着阐释之公共性生成的过程。
女工的现实抉择折射出劳动问题为劳动者谋求生存的基础性面向。在学理抑或现实层面来看,劳动问题都具有谋生存与谋地位的双重面向,二者程度上虽有先后之分,但皆为劳动问题的重要内容。但由于时代潮流的影响,五四时人的思维偏于激进,往往更注重求地位的面向,却相对忽略了更为基础性的求生存面向。
钱锺书先生幼承家学,深契“陶缘”,立身处世,颇有靖节“孤生介立”之风,而行文赋诗,亦得陶公风神灵气,于现代旧体诗人中可独树一帜。又其一生著述,多次论及渊明,涉及接受论、文体论、思想论诸面向,特识先觉,悟稀赏独,多有未发之覆,为陶学开疆拓土,厥功至伟。尤其是,钱氏学贯中西,而能立足中学本位,发言遣论,深中肯綮,不为···
心之所以成为一个哲学追问的对象,从起源的意义上讲,其哲学出场可被视为来自对德的进一步反思,相对于德,心是个次级的观念。这说明了为什么在先秦诸子看来,在伦理生活中追求德性永远是首要的问题,而心的所有能力均服务于此目标,心的理智能力在中国总处于德性的笼罩之下。这显示出中西之间对心灵、认识与德性的不同理解实际上源于···
朱子学在东亚而形成的东亚朱子学便是广义“朱子学”的一种重要形态。然问题是,何为“东亚”?显然,东亚并非一种实体存在,也非经纬度分明的单纯地理概念,更非帝国时代的政治地缘学概念,其中含有东亚各地域文化的悠久历史,因东亚本不是一片文化荒漠地,而应理解为富有文化内涵的“文化东亚”;故当朱子学传入东亚各地域文化之中,必引发···
慎独是面对自己时的一种“毋自欺”状态,但学界对于“自欺”时的种种生存状态一直没有进行系统的梳理。
张载是在关中开始其理学探讨的,这就使其具有一身兼二任的特征;而地方学派与全国主流学派之不同视域,也必然会使其各自所以形成之不同因缘发生转换。从理学的角度看,“体用”范畴之形而上下的定位及其双重世界的确立是张载哲学对宋明理学的最大贡献,也是其对佛老之学反戈一击的基本方法;而“诚明两进”之为学进路,则又成为理学不同思想···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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