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实质上是一种“情本体”的哲学。通过对早自《周易》时期晚至明清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哲学意义上的“情”可以概括为三重意蕴,即“身心一体”之情、“人我互欲”之情以及“男女相感”之情。这种情的三重意蕴的分析不仅是一种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哲理分析的结论,而且其中每一个定义都以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式为···
朱子所言“知”“行”的核心义涵,不是“成物”领域内的“认识此事物并谋定处置方案”和“将之付诸实施”,而是“成己”领域内的“自我提升”和“自我保持”。其对于知行轻重的看法,并非“行重于知”,而是知行各有其“重”。朱子对于知作出了浅、深的区分,对于行则相应地作出了小、大的区分,其在知行次第问题上的看法与其说是“知先行后”,不如说是“浅···
“孔颜乐处”却可以归于“情理神秘”,它既非“理智的直觉,也非“理性的神秘”。作为一种“高峰体验”,这种境界可以为定位为一种“通巫史”、“准宗教’、“高道德”和“泛审美”的神秘圆融之境。孔颜之乐,作为一种“情理神秘”,既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乐道与悦乐为一),也是先天与后天的统一(未发与已发实乃不分),实乃是现实的“一个世界的神秘”。
明清时期,圣谕宣讲是基层教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讲体系。书院圣谕宣讲分书院内部和书院之外的两个层面。书院内部的传播形式主要以手抄、背诵、研习、讲会等形式展开。书院之外,社会层面,书院内外圣谕宣讲并不避讳民众的参入,一些书院甚至聘专人向普通民众宣讲圣谕,并且这种传播不仅仅在于宣讲,更多地在于把以圣···
“形式显示”是海德格尔生存论的根本道路,它是生存的“指引-充实”,展现为时间性的显示机制,在生存时间性的“到时”中将人的生存处境“重现”和“发动”起来。“生活领悟”是生活儒学的根本道路,在生活儒学阐发的存在、情感和境界的观念系统中“一以贯之”的事情就是生活领悟的层级性展现。
学界对荀子人性论的考察有很多,但多是利用共时性的方法来研究。虽然当前的研究已改变了荀子主性恶这种简单的叙述,如提出荀子是性朴论、《性恶》非荀子作品等,但这些观点并未取得普遍认同,而新说旧说看似都言之成理,以致争论不休。如果从历时性的角度进行研究,将会发现这些不同的观点是思想家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看法,是历时···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张祥龙先生以其独有的现象学方法所重新发明的儒学思想——笔者将之称为“现象学儒学”——可谓独树一帜。张祥龙先生的现象学儒学至少有如下两点特色:(1)他极为重视现象学的境域发生分析方法,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本原或终极问题,导致他对本原或终极之物的境域发生性理解;(2)他尤为强调这种发生性终极境域的边缘性或···
本文关注的是现象学运动在面对中国哲学传统时所发生的“道学转向”。张祥龙教授在新著《儒家哲学史讲演录》中,将这一转向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本文试图在阐述张祥龙思想转变、新著贡献的基础上,讨论此书为当前中国哲学的创发带来的新契机。首先,祥龙教授思想的突转尤其体现在:不再以海德格尔哲学为支配性的思想基源,而是将重心转向儒···
张祥龙借助于现象学对于董仲舒哲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这种方法的的核心是强调儒家思想的时机化的天道主义。法家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通过人性恶的假设重构了以拥有权力的君主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固定的和邪恶的关系。董仲舒哲学进入到了纯境遇的终极处,认识到了权力的源头,他的受命、更化、改制之说,最终必须达到天人相与之际···
细琢“不直—不利—不善”修辞及“性—材—朴—资—善—恶”等概念,我认为《性恶》篇言“资朴”时本是说“性不善”而非“性恶”,“性恶”是首次校《荀子》的刘向误改所致。
朱熹与张栻虽有重“情”与重“理”的差别,却都同意将墓祭融入理学系统,编入新时代家礼。从“以礼论俗”到“缘情制礼”,宋儒将原本不合古礼的民间俚俗转化为有礼可依、合乎义理的新礼,对后代家礼民俗影响深远。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
“批判实学”是颜元哲学的理论定位与精神旨归。颜元认为尧、舜、周、孔的“事物”之学代表了儒学正宗,他“以破为立”,对儒学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性理论省思,在工夫路径上主张以动济静,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以实药空,追求基于人伦日用、习动健行、以苦为乐的儒家“孔颜乐处”境界。
“心统性情”是朱熹心性论的枢要与纲领,然而当如何诠释却是难题,当前学界至少有三种互不相容的意见。从意象诠释出发,理解“心统性情”的前提便是“即心即道”天人合一。依本源结构而推之,朱熹诸多说法,只是所指轻重不同,各有地头说。意象诠释的宗旨与核心就在“大道即诠释”,诠释之言就是大道之意的彰显,以“意-象-言”这一本源结构之象···
孔子晚年以浓厚的兴趣研习《周易》的事实及其原因,通过帛书《易传》带来的新信息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孔子通过《易》爻辞对德义的追寻表明,其对《周易》的探索主要不在于占筮和预知人生的祝福吉凶,而在于从中追寻天道、道德和仁义等普遍法则和价值。以孤证否众证,以推测代事实,可谓立异,不可谓立新。
荀子在论述礼的政治功能时体现出一种后果论考量,即制礼的目的是系统性地促进社会善的增益。而礼的伦理功能则旨在培育理想的道德人格,这体现出鲜明的德性伦理学特征。荀子思想中的后果论考量是以德性为构成性前提的。
形容状貌特征的叠音词,突显词义特点,增强声音形式,有助于词源关系研究。《诗经》运用大量叠音词,是集中探讨叠音词的意义和词源关系的理想材料。以叠音词的意义特点和声音形式为衡量标准,我们可以对同一感觉范畴的叠音同源词进行初度系联;在同一感觉范畴内,可以根据由客观规律决定的意义相通关系,对初度系联的结果进行二度系联···
经学的分派与分期是经学史的重大问题,自四库馆臣提出二派六期说以后,出现了十多种不同的分期说,分派说也有二派、三派、四派说的异义,这些分派分期说都存在共同的理论缺失,就是都没有解决经学分派与分期的关系,及其分派分期的根据是什么。经学的分派与分期看似二个不同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两汉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源自王朝的制度建设。为国制建设提供专业知识是两汉儒家制度化生存的基本前提。制度的儒家化与儒家的制度化共同促成了社会的儒家化,这成为此后中国历史展开的独特社会土壤。
“西部儒学”是指在西部地域生长、传承及发展的儒学,呈现出与中原儒学、东部儒学等同中有异、自具特色的儒学形态,是中国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与地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个性化、多元化的重要表现。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