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复所传理学专取修养身心一面,凸显宗教特质,借当时如日中天的全真教得以存续,与日后许衡立朝所传理学崇尚践履各具特色,可以视为理学初立北方的两个分支,而不是由赵复传授姚枢、许衡的单一关系。
《春秋公羊传》《礼记》较早总结出上古中国政治文明“存二王之后”的传统。礼遇前朝的遗老遗少,赐与其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保留先王之子孙后裔、政教礼制法度、历书体系,以体现时王也是受命之王,尊重先圣,分享国土,“不敢专”,不为一家一姓所私占。其效果则能够把新兴政权纳入历史谱系,展示自身道统与前朝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中西历史文明自前轴心时代开始,就进入了有所差异的路径。与西方的政治二元结构不同,商周以来,政治统治上的重心就落实到一元结构,秦汉帝国时代以降,这种结构性特征更趋于强化。其正面意义不容否定,但弊端的存在也是事实。如何制约专制君主权力的无限膨胀,在帝国权力运作中达到适当的平衡,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偏于史料梳理与解释原则外在化倾向,不利于中国思想文化重建要求,这种研究模式实是与对文化理解的对象化和对文化主体性的误解有关。孔子面对礼坏乐崩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是“述而不作”,对文化的非对象反思性特点有很清醒的把握,表达着思想文化重建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性论主要包括性无所谓善恶、性本善、性本恶、性有善有恶、性善恶混、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性无善无恶七种。人性问题不是一个知识论问题,而是一个生存论问题,只有将之置于人的现实生存境域,讨论才是有意义的。人性的建立是人基于其经验生存实况而对人本身存在的“先验真实”所做的一种“先验回溯”,是人为自···
近年来,国内一批社会理论研究者把“家”看作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关键。但这忽略了中国文化并不缺乏超越家的维度,尤其是“公天下”的理念。近代以来,正是康有为对公天下的言说,激活了儒家原本在公天下和家天下、仁与孝之间建立的关联,并提醒我们在家天下的礼制之外,儒家尚借助尧舜之道而寄托着一个公天下的理念,等待后人来“取···
物自身”是牟宗三借鉴康德哲学用来阐释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牟宗三对于“物自身”的理解和接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康德不同的面相。康德表述“物自身”的逻辑是由知性推出“物自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智的直觉;而牟宗三则是由“真我”推出智的直觉,并且由智的直觉论证“物自身”的存在。牟宗三更进一步的直接把“物自身”表述为“价值意味”的存在···
商代自成汤始,三十帝十七世,弟及王位者十四人,其中九世为兄终弟及。殷王室在婚姻形态上虽有嫡庶之分,但并不彻底也不完备,未能进一步对继承王位的嫡子再分嫡庶,故无法形成具有区别大小宗的宗法制度。而子继作为弟及的中介和桥梁,起初主要是长兄之子,至小乙时转变为季弟之子,武乙以后又变为嫡长之子。
黄老政治哲学引入“理”的概念,依据“形”是物体共有的属性,而物与物的差异则体现在具有不同的“理”,因而从“形”的角度来诠释和挖掘“理”的深刻含义,为道–理–形(刑)三者的结合奠定了基础。而“名”往往与权力相联系,它建构了现实的政治制度和秩序,这又使“名”常常具有“法”的职能和作用。
治、教二域遵循不同的原则,即“王者尽制”与“圣者尽伦”:“尽制”遵循下行性的防御原则,不直接以导人向善为目的,但却必以止恶为首要目标;“尽伦”遵循上行性的引导性原则,借助教化激发人的向善、向上的激情,圣贤生命人格的榜样示范作用就是教化的基本形式。在以上视域中,性善论作为内在而先天的原则,应当被勘定为教统的人性论原则;···
通常,墨家被看作功利主义,儒家则被认为反对功利主义。本文提出,儒家虽然不是墨家的那种功利主义,但就其强调后果作为判断行为是否善的依据这一点而言,儒家与墨家都可以说是后果论。通过对孔子、孟子经典文本的分析,本文揭示,儒家与墨家在义利观上相同之处远远超过人们想当然所以为的不同。儒家跟墨家一样,都欣赏“深谋远虑的功···
儒家“圣人之道”何以是普遍的价值原则?在宋儒邵康节的辩护体系中,主要通过论述一多之间的普遍对应来澄清。依据宇宙本体论层面的生成关系,邵康节首先就“太极”(“道”)之“一”与万物之“多”间的对应关系作了相应说明。基于一多对应由本然向应然的“致用”,邵康节不仅在形式上确立了儒家“圣人之道”对于天下万民的普遍范导意义,还从实质内涵···
“借事明义”是《春秋公羊传》诠释《春秋》经义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由董仲舒点明,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推阐,而成为贯通《公羊》学“三科九旨”诸说与《春秋》经文的无形脉络。宋代理学化的经学家在注解《春秋》时也自称运用“借事明义”之方,其代表程颐、胡安国以“穷理”统摄《春秋》经解的一切方法,将“借事明义”等同于“格物穷理”,并···
朱子、象山思想中的皇极常被视为一个政治哲学范畴,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朱子皇极主要是经典解释问题。实则在二者之外,朱、陆皇极解皆着眼于它的德性教化意义而具体取径有上下之别,可谓殊途同归。朱子《皇极辨》是针对作为教化者的君王的“正心”之教,要求君王通过自我教化,树立至极准则,经由“立人极”来对下层产生风动影随般的下···
自上古时代起,“礼”与“法”结合,共同成为确定社会秩序的支柱。可以看到,人类从直立行走开始支持站立与实现空间位置移动的“足”,被规范了以“礼”为崇高名义的严格制度。以汉晋时期为例,关于“履”的规格设定,成为体现社会地位的表现之一。“赐带剑履上殿”,是执政集团顶端人物的特权。由“孔子履”收藏于西晋武库,可知这一历史文物具有重···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然而,由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人们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产生了违背古代思想传统的理解。一是把天人关系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二是否定天与人的根本区分以及天人关系中天的主导地位。然而,中国古代哲学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却不是这样的。本文通过对《吕刑》和《国···
关于中国古代的继嗣承祀原则,日本法史学家仁井田陞与滋贺秀三之间存在分歧。仁井田陞认为,在祭祀继承人的选定上,「嫡系主义」与「行辈主义」两大类型因时代不同而互有消长;滋贺秀三则主张,相应于财产上的诸子均分,秦汉以下的继嗣承祀原则表现为「行辈主义」对「嫡系主义」的取代。区分「嫡系」还是「行辈」继嗣的一大关键在于考察「嫡孙」的地···
中国人谈起“家”,一方面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于“家”文化有着激烈的批判,在现代中国哲学中也没有足够的理论空间来检视“家”的问题。西方近现代“个体-主体”哲学中存有明显的“欠缺”,因此在当代哲学中有大量关于“他者”的论述以弥补“个体-主体”哲学的“欠缺”,但是这种“他者”哲学依然有其不足之处。来自中国哲学传统···
通过对《尧曰章》《子张问章》和《不知命章》进行深入分析,可知《尧曰》篇是按照“帝王之道指向天下太平”“为臣之道指向国治政清”“个体之道指向安身立命”的逻辑理路展开的,并与《学而》篇构成了“下学而上达”“学以致尧”的逻辑关联,从而为实现“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做了预先的设计。
今日重提这段思想对话会让我们看到,儒学若要在现代思想世界中确立自身,就不得不接受界定和逻辑这一分析的思路;理性神学若要让人的生存重新面对可能性就不得不与“天命体系”或“信仰”内在地相遇。重回历史上的初次相遇和对话,能够为今日中西深度的思想交流提供基本的坐标,以审视传统和传统中的彼此。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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