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是春秋经所提出的恢复王道、重建王道的思想。春秋经是王道之书,同时也是改制之书。所谓的道,指的是顺天应人的常道、恒道,是百王不易之道,如“大一统”继天奉元以养成万物,就是常道,仁义礼智信也是常道,不可以因爲改朝换代而有所改变。而制,指的是每一朝代爲了贯彻落实王道而制定的成法。
宋代理学以易学为理论架构,但各家立论不同决定了对易理的不同阐扬。叶适集永嘉事功学之成,与朱、陆鼎立。陆学以心为本,故叶适于易学尤以破程朱理学为主。叶适从文本与思想两方面否定《系辞传》与《序卦传》,主张以《象传》为依据,兼及《彖传》,还理于象,于事上呈现义理的丰富性,从而为事功学确立易学论据。
“化经为史”是以学科化知识的形态,以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过滤掉了经学所曾包含的、在中国古典社会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伦理价值与信仰体系。在现代《尚书》学的构建过程中,在经学转化为史学的过程中,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传统价值伦理体系失去了文献依托,这一盲区使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
所谓“内政外交”,是今天人们所经常谈论的话题,大体是指以国家爲对象的对内对外政策框架。而今天所谓的“国家”观念,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不曾有的;卽使有,也是一种乱世下的现象。在王道之治下,是不会强调国家观念的。这并不是说古代缺乏现代的治理观念,而是中国人自古所重的,是讲究相互之间联结的“关系”,而非必分你我、界限清晰的“···
一头白发,眼镜架在鼻尖上,时而蹙紧眉头,时而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当安乐哲教授坐在我的对面,将他与中国哲学的缘分娓娓道来,这个目前海外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是那么亲切与儒雅,让人感觉“很中国”。
《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徳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是我们每一个人梦想启航的地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中华“家”文化的根本内涵及其与儒学的关系,合理定位其在中华传···
先秦诸子针对现实问题集中阐发了包括均地、均政与均贫富等在内的“均”观念。均地之议主要从保民生、尽民力、土地管理及赋税征收等角度生发,均政之议包含均平爵禄、均用民力、均治天下等不同层面。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革命势力的左右两翼共同发起的。作为新文化运动右翼的梁漱溟先生,以佛学作为信仰,以儒学作为回答人生问题的方便法门,以乡村建设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有益探索,从右到左,左右互济,而后带着问题离开这个世界。
明代儒学的经世取向从宋代“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变为“化民成俗”的下行路线。面对社会世俗化趋势与社会关系变迁,儒学思想在乡村治理上发展出宗族、乡约、讲会三种典型模式。三者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民间社会自治的力量,显示出儒学因应社会实际进行自我调适的实践成就。
荀子政治哲学贯穿着一条法治的市场经济如何可能的基本线索和核心问题,即从性恶论所描述的人在自然状态下依靠暴力争抢谋利的人类生活,转变到通过“化性起伪”的道德和“明于天人之分”的礼法所构造的治理秩序,然后在以互不侵害的方式谋利的法治社会中,通过彼此“给人之求”的供求关系及其欲与物“相持而长”的市场经济原理,获得利益的实现。
众所周知,朱子工夫论的宗旨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其中二者的顺序是不能随意调换的,因为前者是后者之本,“敬”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更为基础,朱子自己说“主敬以穷理”[1],朱子大弟子黄榦复述其师工夫论说“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2],都指出了这一点。对于这一基础性工夫,朱子多从实践角度指明其方法,···
《公羊》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相关语,群而无首曰公(毓老师语)。“成公意”:一,成“大公”之意,成“群而无首”之公意;二,成“隐为桓立”,讲历史,正伦常。前者是“微言”,后者是“大义”。一般人不易明白者,为微言;大义,能行出者,“大”为赞词。《读经示要》曰:“春秋有大义,有微言。
《公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君,鲁侯隐公也。《春秋说》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无私;侯之言候,候逆顺,兼伺候王命矣;伯之言白,明白于德;子者,孳恩宣德;男者,任功立业。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礼法,统理一国,修身洁行矣。”今此侯为鲁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称,故言“鲁侯隐公”。
对于人类共同的普遍关切,不同的语言世界会有不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建基于汉语之上的哲学理应深入思考在此语言世界中所形成的普遍关切以及对于这些关切的回应。“汉语哲学”的提出与表达直接涉及汉语世界的精神结构、汉语概念的构成以及汉语本身的特质与规律。何为“汉语哲学”,其与“中国哲学”有何不同?复旦大学教授、哲学学院院长、通···
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代表了在出处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其相同之处为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另外,在孟子对舜、百里奚与子思等圣贤的论述中同样体现出其特定的进退观。
20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被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之新气象。20年代末至抗战初,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及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40年代,受持续战争之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
相对于“汉地”的朱子学发展,蒙古朱子学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主要侧重于以伦理学为主导的朱子学面向,和以白话文为主导的教育方式。相对于日、韩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蒙古朱子学因时代的发展和内在特点,又表现为一种“边缘式”的朱子学研究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东迁之后,周室微弱,平王莫能中兴,迨隐而死。故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侯之命而绝,春秋自隐公而始也(孙复语)。《周书·谥法解》隐拂不成曰隐,不尸位曰隐。春秋托王于鲁,托始于隐,故以鲁隐公为首。
今天我们讨论“圣贤—豪杰”这一概念,二者用一个连接号连接起来,我的用意是要把二者集合起来考察。事实上。圣贤与豪杰在历史上是两个不同的人格理想,但是在很多时候,也可能把它们连接起来。这个理想来源于哪里?其实跟中国古代的“圣王”、“内圣外王”等观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谓“先师董仲舒”当如颜师古所云,泛指某经之学的早期研治者,嬴公实乃师承胡毋生,并未从董仲舒受学。至于胡毋生和董仲舒之间的关系,我们注意到纬书的相关记载,从而推知二人当在《公羊传》文本成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汉人把胡、董二氏均纳入《公羊》氏家学的传承统绪中来,并且明确揭示二人所起的作用是“推演其文”,亦即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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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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