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意义的信仰”的具体内容,不同个人、不同学派会有所不同。但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的意义信仰,就是我前面讲的“儒家经学中的十二大价值观”。这是传统中国意义信仰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千百年来人们处理各种关系最重要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意义的信仰”就是对核心价值观的信仰,而对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必须与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思想源远流长,历代统治者皆将养老制度系于治国安邦的高度,而民间百姓也将尊亲养老视为道德高下的标准之一。无论是国家层面、家庭层面抑或社会层面的养老制度和风尚,无不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早前发布涉港报告,提议对至少29名香港的国安法官施以制裁。美国的国家安全没有边界,却对中国香港地区的国安法司法程序实行非法干预和长臂管辖,打压履行法治核心责任的司法官员,这在本质上是反法治的。国际法没有任何授权规范支持美国这种长臂制裁,美国国内法更不能作为对他国司法程序和司法···
汉语学术界,研究蕺山之学之论文、专著多有问世。然而,与朱子学、阳明学相比,蕺山之学研究尚有虚歉,尤其对包括蕺山后学之学在内的“蕺山学派”之研究,尤显薄弱。目前这部《蕺山学派研究》,在广泛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蕺山学派”研究推向纵深与细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
古人把慎言看作良好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是“君子之所不至”(王安石:《王文公文集·杂著·礼乐论》)的三种行为之一。同时,认为慎言是养成良好道德修养的重要方式。“言谨则能崇其德。”(胡宏:《胡宏集·知言·文王》)“才妄言时心已不诚,才有谨言之心即是诚也。”(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新泉问辨录》)言为心声,谨言不仅是内心之···
历史意识,指关于人类社会经验关联性之感觉、知识、意象。此种意识本身为历史经验组成部分,故其深层倾向,需在特定文化传统中理解。雅斯贝斯比较世界文化,认为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多个文明中“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
“作为儒学的江南,正与江南本身一样,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我们以时间为维度展开,为了更好地在当下理解作为儒学的江南和江南的儒学,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对她曾经的构成创化有真切的把握,更要通过这样的把握对其未来的可能流向进行前瞻。江南儒学公众号推出系列文章,对当下学界围绕江南儒学的研究动态进行整理总结。
在先秦儒学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引诗叙事。按照先秦儒学的演变顺序,它们存在着一种递进上升的趋势,其中《论语》引诗5条,简帛文献《五行》引诗6条、《缁衣》引诗23条,至《孟子》引诗37条,《荀子》引诗多达83条。从形式上看,这些引诗叙事并非独立存在的经典文献形态,而是融入先秦儒学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中;从···
乐府采诗说,源出汉儒。但采诗与乐府之真正绾合,则完成于盛中唐诗学革变思潮中。两宋以降,依托“采诗说”观风察政的核心要义,乐府诗成为诸多诗体中最具社会担当的一种。从“采诗”角度审视乐府诗体的意蕴生成,可在当下正确认识与发扬乐府学。
《中庸》因其高度凝练的理论智慧“直抵中国思想的核心”。尽管《中庸》难免带有某些时代局限性,但“学问思辨行”的学习过程观是我国本土学习思想的重要内容,完整清晰地呈现了学习过程的本质、特点、方法和规律,影响广泛而深远。
安大简《诗》文本公布以后,许多学者集中于文字释读与文字现象,就简文中字词之义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丰富、完善了整理者的认识。也有一些学者沿着整理者将简文与《毛诗》文本对照的思路,或从文本差异入手,或从具体《诗》篇入手,对安大简《诗》的文本进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涉及了它的文本性质,却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笔者的学术研究,是从《孔子诗论》开始的。廖名春先生曾指出简文并非全部是孔子论诗,故改称《诗论》。而经过简序重排,所谓颂、雅、风的顺序说明显然站不住脚。《诗论》的出版,并没有解决大家关心的子夏传《毛诗》、诗序等问题。
班固论“文”的文字,既见于《汉书》等专书,又见于《离骚赞序》《两都赋序》等文章。在《汉书》中,班固虽然还没有专门列“文苑传”,但从其《叙传》可见,他为一些人物立传,目的就在于文学的贡献。同样是为司马相如作传,而且班书之传基本照抄迁史,甚至赞语亦近似,但其作意却似同而有异。《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的教育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基本是各种实用技能的培训,不涉及文本教育。孔子确立六经为新的教学内容,保留礼、乐两种技能培训科目,另设诗、书、易、春秋四门课程,皆为文本教育。孔子晚年始编定六经,才有了固定的文本。此前的儒家教学活动显然仍受传统教学方式影响,以口授而不是以文本学习为主要方···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核心和源头非经学莫属。“经学”一词,始见于西汉文献。《庄子》举孔门六艺,已有“六经”之名。汉武帝时,《诗》《书》等五经相继被列为官学,由博士传授。因弟子从师研习某经,皆属专门之学,遂有“经学”之名。经学承自春秋诸子中儒家之儒学,以六艺为主要传授内容,至宋发展成理学。
从先秦文献的记载来看,周代贵族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经典密切相关。在享燕、大射、乡饮酒等各种仪式中,他们耳闻《诗》乐、目赏舞容,揖让周旋之间皆有礼典可循。在朝堂论辩、外交折冲等各类公私交往中,他们援引《诗》《书》,出入坟典,质文相倚,信而有征。因此,晋大夫赵衰言:“《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中华传统学术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大纲,而以经部冠其首,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孔子删述的“六经”,被誉为古代中国的“教科书”,更是尽人皆知的文化常识。而在近代中国“全盘西化”的思潮下,犁经为史,将经学逐出大学的学科体系,令中国文化的根荄遭受重创。回归史实,拨乱反正,还经学以公道,使中华文明发皇,适其时矣。
编写者在前言中,说明这套读本编写的目的,是要帮助初中生养成“面向全球,融通中外,互学互鉴,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的胸襟和情怀,这就清晰地表达了从事传统文化教育,必须要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自觉,这是将传统文化教育引向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大义存心,正道直行。自古以来,道德高尚的人都把“义”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论语·卫灵公》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论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意思是说,君子把义作为立身之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言辞来表达,用诚信的态度去完成。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
孔德墉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开创者之一,也是“资料室”(图书馆的初期称呼)最早的负责人,为收藏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的三件事尤为突出:第一,参与接受盛家伦的两万册图书,第二,谋划接手郑颖孙180件乐器书谱,第三,确立音乐图书馆分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