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引起了人们对食用野生动物的反思和追问。远古人类因环境恶劣导致食物极度缺乏,捕食野生动物具有道德正义性。
从道德境界的角度看,要遏制“天人二分”的自然主义道德观和对道德境界追求丧失的独断道德理性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生态道德理念;从道德规范的角度看,要摆脱百弊丛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从道德实践的角度看,要纠正错误的“灭天理,穷人欲”的道德实践原则和反对膨胀的极端物质主义与极端拜···
一旦我们在文明史的视野下,对于疫情加速了大国、文明兴衰这一时势有了自觉而深刻的认识,我们就要为疫情之后大国、文明兴衰趋势的加速,提前在战略上、战术上做好内外各方面的运筹帷幄。
这次抗击疫情,我们经常讲中国有制度优势,其实还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中医,这才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否则,文化自信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
整个国家都处于完全隔离或半隔离状态,各级政府严格按照命令优先抗击新冠。几乎不存在对隐私或个人自主权利的担忧,最新技术就被应用在了抗击病毒的过程之中,如此强有力的措施使中国在几周内就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尽责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对隐私和自由的限制,因为他们具有儒家式的信念,相信政府在为公民的最大利益行事。
他们这种「酱缸」中华文化的做法,从新文化运动,到鲁迅,到柏杨,都非常流行。传统中国确实有问题。但是激进的反传统真的给我们带来了美丽新世界吗?欧洲激进革命以法、俄为代表,也成为清末以来中国革命者的模范,但其代价明白可见。与此相对,欧洲最成功的现代转型是英国,而其转型恰恰是保留了很多他们的传统政治与文化的保守革命。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持续在全球蔓延,接连有外媒及国外政客指责中国数据不透明,甚至刻意隐瞒新冠肺炎发展情况,导致其他国家防控延误。中国对此已作出回应,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也对这类指责予以反驳。在上周五进行的“普林斯顿与大咖说”线上直播活动中,主讲人复旦大学哲学教授白彤东用生动的案例指出,全球化模糊了国际间自我与他者···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起了全人类的高度关注和警惕。作为哲学伦理学工作者,我们可以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反思这场肆虐人类的疫情,并加以理性分析和科学应对。
疫中杂记
疫中杂记
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终结后,中国思想将引领全球价值重建,从个人主义转向亲亲仁民,从厘定权利转向行仁履义。当然,中国将坚持“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古训,从而开启一个思想、宗教多元并存的时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建构在全人类共同认可的道德基础和价值信念基石之上。“爱人类”是儒家“仁爱”思想底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儒家思想的现代性价值不可低估。
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不时有瘟疫肆虐,人类与瘟疫病毒的较量从未停息,或将继续。医学“妙术”固然是战胜病毒之利器,而百姓“仁心”尤不可缺席。愿疫情中的普罗大众,依于仁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愿芸芸众生,居安思危,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面对疫情,我们人类能做的就是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尊重自然界整体生成发展的规律,不得以私志和嗜欲去破坏原有的生态链,干预自然界自身的运行规律,而应该“循理而举事”,根据事物自身的规律去做事;“因资而立功”,根据条件,依靠条件去做好你的事情,建立事功。总体来讲,就是要我们“推自然之势”,即循自然之规律。
疫中杂记
疫中杂记
过去两个月,我一直在亚洲旅游,从巴基斯坦到菲律宾,中间曾在印度、尼泊尔、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短暂停留。这几个月正好是新冠病毒疫情迅速扩展的时期,从我们日常新闻中微弱的回声快速成长为我们人生最重大的事件,疫情已经成为谷歌趋势历史上最大的故事。
“灾妖不胜善政”,这话出自孔子之口,可谓明确而响亮。天灾地妖、诡异反常给世人以儆戒警醒,因此人不能坐待“天命”。人之敬慎,要体现在行动中。越是敬慎,越要积极主动。灾难纷至沓来,容易击垮理性,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让光照进黑暗,要从容机智,以国家的行动力,形成凝聚力、抗灾力。
全球化和中国于其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使得这种紧张造成的恶果能够越来越迅速地影响全球(这也是这次新冠病毒比SARS影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文化”问题是任何人群迅速致富都会带来的文化差异问题,而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这里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即国家治理的问题。
回到首尔的每一天,仍然在紧盯疫情的动态,目光随着病毒的脚步聚焦钻石公主号、日本、新加坡、韩国、意大利、伊朗、美国、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紧张、恐慌、惊诧、担忧和悲伤之外,当然也有思考和反省。身处首尔,不免特别关注韩国的经验,故略陈数端。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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