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道德哲学反思

作者：欧阳辉纯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导致全球20多万人罹难，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因此，反思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预防这类疫情事件的再次发生十分必要。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三点反思: 从道德境界的角度看，要遏制“天人二分”的自然主义道德观和对道德境界追求丧失的独断道德理性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生态道德理念；从道德规范的角度看，要摆脱百弊丛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从道德实践的角度看，要纠正错误的“灭天理，穷人欲”的道德实践原则和反对膨胀的极端物质主义与极端拜金主义，坚持自然与环境正义原则。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道德理性；道德哲学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是现代人带着对大自然致命的自负而走进现代社会的悲剧之一。作为哲学伦理学工作者，由于专业的不同，我们尽管对具体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症，提不出具体的临床治疗方案。不过，我们可以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反思这场肆虐全人类的疫情，防止疫情或预防类似的疫情今后再度暴发。希翼对我们抗疫战“疫”应该是有裨益的。

一、从道德境界的角度来看，要遏制“天人二分”的自然主义道德观和对道德境界追求丧失的独断道德理性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生态道德理念

从自然生态道德境界的角度来说，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过分追求自我私欲的满足，不顾及自然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人为的独断道德理性主义的戕害引起的。

本来人类和自然包括自然界的山川、河流、动物、植物、微生物等都共享一个地球。人类应该有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保护环境，爱惜野生动物和植物，关注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木。但是，人类常常认为，自然（地球）是一个可以供人类生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人类通常带着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的自信，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自我欲望的满足，不断去破坏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平衡。独断理性主义认为，人类凭借科学理性可以穷尽宇宙的一切奥秘，甚至认为，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和经济的发展，即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暖等都是小问题。有的人还盲目自负地认为，即使地球完全不可居住也没有关系，人类可以搬到别的星球上住。[1]121独断理性主义的信念相信“培根-笛卡尔式”的理想[2]21-24，即科学就是想对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作“终极说明”，并且自信地

认为，万物的一切应该臣服和服务于人类的利益。这个论断，曾经对人们摆脱中世纪神学的束缚，树立人类的文化自信和道德理性主义旗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理论严重地误导了人们对大自然的认知，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现代人时常觉得自己在不断的进步，带着盲目乐观的自信去讥笑和嘲讽大自然的多情、旖旎与妩媚。现代人认为，大自然是供人类不断利用、开发，或者是人类任意打扮和雕琢的冰凉的无生命的客体，甚至是待宰的羔羊。那种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上的盲目自信、自负和乐观，在自然的地震、海啸、飓风、传染性病毒等“愤怒”面前，显得黯然失色，甚至是惊恐万状。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就是典型的例证。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5月18日6时32分，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470万例，达到4708415例；累计死亡病例为314950例。而且更为担忧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还在不断扩大和蔓延。这给我国和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及人的精神等方面，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伤害和伤痛，几乎将人类几千年积累起来的财富损失了一半，造成了无数家庭妻离子散，阴阳两隔，严重的有的竟然全家罹难。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虽然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却不是自然中的最高存在者。在人类之上尚有无限的大自然。她是人类所绝对依赖的终极存在，人类只有谦卑地倾听大自然的‘言说’，才不致张狂地走向自我毁灭。”[1]123

从道德境界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是膨胀的自然主义道德观导致的灾难之一。膨胀的自然主义道德观实质是一种“天人二分”思维方式：即把人当做自然界的唯一的主体，其它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只是具有低级的生命体征和无生命体征的客体。实际上，人类来自大自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民族、族群、人种都应当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守望自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生态道德理念。自然是指包括山川、河流、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在内的五彩缤纷世界的一切存在物。 在自然面前，人类属于晚出的物种。但自然界中晚出的人类，不能带着致命的自负去肆虐自然的一切。如果这样就破坏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自然就会报复人类，最终遭殃的依然是也只能是在大自然面前束手无策的人类。

总之，从自然的角度来说，人是生物链上最高级的物种。从自然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世界的一切生物只要是适合人类吃食的，人是可以食用的。但是，这不能说，人类为了自我饮食的满足，可以不维护大自然生物链的平衡，肆无忌惮的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桀骜不驯，去破坏大自然。如果人类不遵守正义的自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肆意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和自然环境，最后遭殃的只能

是人类。“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可报天”。人类尽管不能回报大自然，但是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保护自然的一切，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这是自然的道德要求，是辩证唯物主义生态道德理念的要求，也是人类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

二、从道德规范的角度上来看，要摆脱百弊丛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

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也称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人是宇宙的中心，即人类在空间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地位。第二，人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目的，即人类在“目的”论意思上处于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本身就是价值来源。第三，按照人类的价值观解释或评价宇宙间的所有事物，即在“价值”论意义上，一切从人的利益和价值出发，以人为根本尺度去评价和对待其他所有事物。[3]186人类中心主义曾经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摆脱中世纪神学统治，将人从天国拉回人间，对解放人性，为追求人的自由、平等与价值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追求更舒适的生活，为了经济的发展，宁愿践踏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也不愿意放慢经济发展的脚步。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从道德规范角度看，“人类中心主义依赖于主观唯心主义与机械论的‘奇妙混合’，而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论都是站不住脚的。”[1]125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只有人类才是目的，而一切非人类存在物都不过是为人类利益服务的手段，因而道德的起源、目的和标准也就只应该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一切道德上的善恶都只应该以人类利益为标准”[4]178。这是人类中心主义在道德上的强词夺理，不具有道德正义，应该受到道德制裁、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5]3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常常用鄙视的眼神取笑或讥讽先民的愚昧与无知。在面对广袤的大自然时，现代人常常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信条，在自我贪婪的欲望中，肆无忌惮地去破坏原本整体和谐的大自然。1992年世界10575名科学家发表《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指出：“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这种“人类-自然”二元分离的思维模式，一直残留在现代人的道德记忆之中。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指出：“笛卡尔的哲学，……它完成了或者说极近乎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的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6]91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一直占主导地位。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破

坏就越来越严重。尼采曾经说，“上帝死了”。那么，在面对人类毫无节制地利用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去征服和破坏现代自然世界的过程而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失序与失范，我们也可以套用尼采的话说：“自然死了。”

西方文化起源于海洋文明，是在人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展现人的魅力的一种文明。从古希腊的神话中，今人就能看到先民们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种种努力。基督教的创世纪，就是明证。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将其安置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这里的上帝代表自然意志。但是亚当和夏娃并没有服从自然意志，而是违背上帝的意志，偷吃了禁果，结果亚当和夏娃及后代被上帝严重处罚。这大概是人类第一次对抗自然。但是这是基督教的创世宗教神话，是一种虚构。马克思说：“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7]3所以，这种虚构的神话，恰好反映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抗争和斗争。

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常常带着科学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构建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和创造了现代性思想，并将这种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和现代性思想，作为全球正义的普遍性和标准化的典范，不断向别的国家兜销，名之曰“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他们觉得掌握了科学技术，就掌握了发财致富和获得人类幸福的法宝。事实上，单一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让人类更加幸福。从最近一两百年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传染性病毒的蔓延就能管窥一斑。

人类道德发展史无数次证明，西方模式不是国际标准化的唯一模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认为自己是上帝怜爱而眷顾的地方，但他们并没有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枪击、抢劫、恐怖袭击等频繁发生的犯罪事件依然层出不穷。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死亡近3000人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和2015年“博科圣地”极端恐怖组织在尼日利亚导致2000多人死亡的屠村事件就是明证。这些就足以证明，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并不是国际上通行的典范与标准。

既然人类中心主义具有致命的自负，那么非人类中心主义 （non-anthropocentrism）是否就具有道德上的正义？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应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产生的一种伦理学类型。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大自然拥有内在的价值，也就拥有存在的权利，因而应当把一种至少是与人相等的伦理地位赋予大自然”，“人类应当把‘道德共同体’从‘人与人’的范围，扩展到大自然和整个生态系统的范围。”[3]186-187非人类中心认为人们应当要在伦理上进行一次彻底的“伦理学革命”或“道德革命”。他们认为古希腊时代，奴隶不具有道德资格和道德主体地位，是被摒除在奴隶主道德共同体之外的。但是，经过启蒙运动，所有的人都被纳入了人类共同体之内，这是人类的进步。那么，作为参与了大自然

进化的各种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为什么就不能进入生态道德共同体之内呢？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人们应该要把大自然的一切都纳入道德共同体之内，让自然的一切存在物享受道德主体的地位和道德资格，从而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如果非人类中心主义将大自然的一切都纳入道德共同体范围之内，使大自然的一切都具有道德地位和道德资格，那么人们就连踩死一只蚂蚁，拍死一只苍蝇，甚至是杀死自己豢养的一头猪，都应该负有道德负罪感。如果这样，人们将在大自然面前，失去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而面临严重的危险。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一样，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8]恩格斯在回顾了18、19世纪的科学发现之后，曾经这样说：“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的运动着”。“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9]270-271恩格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流动的处于永恒变化的自然作了正确的解答。我们既不要痴迷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要沉溺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坚持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宋代思想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类与万物是一体的，人类来源于大自然，同时，人类也要保护好大自然。这样才能避免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同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应该要在科技伦理和道德原则的框架内进行，而不是凭借人类的自由意志，在“去道德化”的立场上，为所欲为。

当然，我们这里并没有否定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正义的道德行为，人类在适度的自我控制和在自然包容的“中庸”的状态中，可以利用人类的智慧，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这是自然道德正义所允许的，也是人类智慧的一种体现。但是，当人类在向大自然索取资源的时候，应当尊重自然，服从自然正义的道德法则，将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控制在自然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不是肆无惮忌地过度地开发自然，竭泽而渔。这样，自然的最后被破坏，遭殃的固然是自然的一切动植物，而灭亡的有可能就是人类自身。

三、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看，要纠正错误的“灭天理，穷人欲”的道德实践原则和反对膨胀的极端物质主义与极端拜金主义，坚持自然与环境正义原则

“灭天理，穷人欲”出自《礼记》。《礼记·乐记》说：“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10]718意思是人如果一旦被物化，就会泯灭“天理”而穷尽“人欲”。这里的“天理”，是指上天赋予人类的善性。“灭天理，穷人欲”是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不顾及他人、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的道德极端功利主义。

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将“灭天理，穷人欲”改为“遏人欲而存天理”。这是他在解释《孟子·梁惠王下》中的一段话时说的。这段是这样的：“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朱熹解释说：“愚谓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盖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故孟子因时君之问，而剖析于几微之际，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实密，其事似易而实难。学者以身体之，则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矣。”[11]219-220在这里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遏”的意思有两点，一是阻拦，阻止，引申为禁绝。一是通“害”，即伤害的意思。[12]328因此“遏人欲而存天理”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意思。“存天理，灭人欲”是要求人类保持正义的道德价值，坚守道德理性，控制自己的过多的物质和精神欲望。它的相反的内涵就是“灭天理，穷人欲”。

“遏人欲而存天理”是强调道德价值优先性，是保存人正常的生存需求，剔除人过多的物质和精神欲望。这句话本身具有道德合理性，并不是一些人理解那样，认为“遏天理，灭人欲”是禁欲主义。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一种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人类的欲望是没有止境，永远不会满足的。因此，在任何时候，人类都应当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在自己正常的需求范围内过一种道德的生活。

但是，人类为了满足无限的私欲和自我利益就很容易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就成了“灭天理，穷人欲”了。“灭天理，穷人欲”的现实表现为对私欲、权欲、钱欲、色欲等的无限追求，而无视道德规则，践踏道德底线，为所欲为。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是其主要表现。拜金主义（money worship）也叫“货币拜物教”或“金钱拜物教”，指把金钱视为具有魔力或法力无边的神，予以崇拜的观点和思想体系。[3]42物质主义（materialism）指以物质生活为生活的第一和中心要义，强调物质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主张致力于物质享受，并根据物质财富的多寡优劣去衡量一切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学说。[3]42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者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单车上笑，为了金钱可以出卖自己的尊严，甚至是告密或背叛。当然除了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之外，还有的人是为了炫耀个人的权力、利用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从表面上看炫耀权力这不是为了物质，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极端物质主义和极端拜金主义，也属于“灭天理，穷人欲”的道德流弊。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传播与蔓延，与人类带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偏见相关，

与现代人“灭天理，穷人欲”的行为有关，与一些人日益膨胀的极端物质主义和极端拜金主义等不道德的行为密切相关。

人类是群居性的动物，单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和提携。马克思说：“人格脱离了人，当然只是一个抽象，但人也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是人格的现实的观点。”[13]36单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为社会做贡献时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一个人从出生到坟墓就要不断为社会做贡献，不断实现自我价值。社会稳定，他人健康，个体才能有一个安定和谐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与所有人的健康和命运息息相关。他人的感染，自己也有感染的可能性，他人安全，自己才会安全，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与传播，不是选择性的传播与蔓延，谁不注意防护，谁就有可能被感染。因此，从道德哲学的高度来说，人类是自然、社会和自我道德理性王国的立法者，也是自然、社会和自我道德理性王国里的臣民。康德说：“人的确是足够罪恶的，但在某个人里面的人道对于他必定是神圣的。在全部被造物之中，人所愿欲的和他能够支配的一切的东西都只能被用作手段；唯有人，以及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的创造物，才是目的本身。所以，凭借其自由的自律，他就是道德法则的主体。[14]94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自然、他人和自我是一体的，要坚持自然与环境正义原则。人类要摆脱“人的确是足够罪恶”的“罪名”，人类只有不断善意地对待“理性的创造物”，摆脱“灭天理，穷人欲”不道德的实践理性原则，遏制日益膨胀的极端物质主义与极端拜金主义，才能不断超越自我走向他人，这样人的生命才更有意义。这次新冠疫情是一次全球性的大考验，既考验着各国政府的管理治理能力，也考验着人类的凝聚力、自信力和道德心。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与人类破坏自然环境，打破自然生态平衡，与人类的私欲膨胀密切相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值得所有人反思和警惕。目前，肆虐的疫情已经导致全球20多万人罹难，造成了全球经济无法估量的损失，给人类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人类不是被动的挨打者，而是勇敢的应对者，是不屈不挠的抗击者，是坚强的战士。因此，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抗疫战“疫”，人类应当要充满自信和希望，坚定必胜信念，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同时，人类自身也应该从道德哲学上反思新冠疫情暴发的原因。相互团结，战胜疫情，还人类和谐和平的生存环境，才是我们当前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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