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正不阿、扶危济困和尽职尽责

——伦理学视阈下朱熹谋事之忠的主要内涵

作者：欧阳辉纯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武陵学刊》2021年第2期

摘要：朱熹忠德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谋事之忠是其内容之一。朱熹的谋事之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持正不阿、扶危济困和尽职尽责。持正不阿是指谋事之忠的原则和态度，扶危济困是谋事之忠的宗旨和目的，尽职尽责是谋事之忠的方法和途径。尽管在道德实践中，忠德的践行在皇权社会下显得举步维艰，但是他却做到了一位理学家在当时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尽忠”的努力和尝试，这是值得今人赞许和钦佩的。

关键词：朱熹忠德；持正不阿；扶危济困；尽职尽责

美国学者田浩教授指出，朱熹是个致力于研究道德价值的哲学家，而且认为其道德价值在经典中表达得最为明确［1］。忠德是朱熹道德哲学一个重要的内容。他的忠德理论是建立在“天理”基础之上，其内容主要包括做人之忠和谋事之忠等内容。朱熹的做人之忠主要彰显德性伦理学的维度，谋事之忠主要彰显规范伦理学的维度。谋事之忠包括：持正不阿、扶危济困和尽职尽责三个方面。持正不阿是指谋事之忠的态度和原则，扶危济困是谋事之忠的宗旨和目的，尽职尽责是谋事之忠的方法和途径。

一、持正不阿

正即正义。墨子说：“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墨子·天志下》）忠，往往与公、正、直等意义相近或相通。因此，持正不阿，就是“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韩非子·饰邪》卷五）。《忠经》说：“邪则不忠，忠则必正，有正然后用其能。”（《忠经·广为国章第十一》）这是强调忠德的善意。

持正不阿是指道德行为主体在面对外在的客观事实世界时，体现出来的守死善道、伸张正义、不奴颜媚骨的道德精神和伦理气质。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说：“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这是持正不阿精神的源头。朱熹继承了孔孟之道，发展了儒学,在忠德上吸收和改造了孔孟的思想资源。在儒家看来，忠就是教人以善。孟子说：“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孟子·滕文公上》）这说的就是持正不阿、劝人以善的处事之道。

持正不阿体现在做事的行为上，就是要尽心利人。朱熹认为，持正不阿就是尽心尽力秉公行事，不为私利。朱熹说：“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谓信。”（《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左传》也说：“无私，忠也。”（《左传·成公九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公平公正行事才是忠。正如戴震所说：“竭所能之谓忠。”（《戴震集·原善》）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持正不阿呢？朱熹认为“制欲”是最基本的方式和原则。一个人只要在欲望面前不动心，静如止水，那么持正不阿就容易做到。朱熹和吕祖谦在编《近思录》时专门设“存养”一节，其第六条说：“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当‘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见其人。’庭除之间至近也，在背则虽至近不见，谓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为无咎也。”（《近思录·存养》）卷四）朱熹解释说：“谓‘艮其背’为‘止于所不见’，窃恐未然。……‘止’，是当止之处。……‘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类。‘不获其身’是无与于已，‘不见其人’是亦不见人。无己无人，但见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不见其人’是止于动。故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朱子语类》卷七十三）朱熹的意思是说，“艮其背”指行为主体应当秉持公正不阿的态度，去面对该面对的事，做到“外物不接，内欲不萌”。这个“背”主要就是行为主体主观上摒弃外物的诱惑。“庭”即庭院，“除”即台阶，意思相近之人。这样的话，即使是“庭除”之近，也能做到“至近不见”，或者做到“行其庭，不见其人”。

朱熹认为，“制欲”是一个人行事持正不阿的基本方式和原则。“制欲”的宗旨就是“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朱熹说：“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四者用力。”（《朱子语类》卷七十三）这样就可以达到“艮其背”，做到“制欲”，也就是“不见可欲，其心不乱”的境界。

朱熹认为，“理”大于“势”，“理”规范“势”，或者说“理尊于势”，亦可以说“道尊于势”。在面对外在的“势”时，持正不阿者要据“理”力争。如果持正不阿者没有“制欲”的行事原则和德行修养，就容易为外在的“势”所折服，容易“心为形役”。这样的话，就如程颐所说：“今人主心不定，视心如寇贼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近思录·存养》卷四）持正不阿者最后变成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流，这是朱熹最为反感的。

黑格尔说：“束缚在命运枷锁上的人可以丧失他的生命，但是不能丧失他的自由。”［2]持事者最大的障碍就是不能在行为过程中抵御外在的“诱惑”。黑格尔要表达的和朱熹讲的人要“艮其背”具有同样的内涵，这是所有持正不阿者的共同态度。朱熹持正不阿的谋事之忠，与西方大哲表达的是人类一个共同的主题：“理尊于势”。这大概就是“学者”（持事者）必须秉承的德行，也是“学者”应当具有的人文“自然力”，彰显了“学者”的尊严和价值，也为人类的进步释放了“学者”应有的道德力量。这正如康德所说：“在受迷信或强权压迫的情况下，则没有什么人比学者更必不可少。”［3]

朱熹强调的持正不阿之忠，在历史上影响深远。胡适说：“（朱熹）这种学说深入人心之后，不知不觉地使个人的价值抬高，使个人觉得只要有理可说，富贵利禄都不足羡慕，威武刑戮都不足畏惧。‘理’是不生不灭的，暂时的失败和压制终不能永远把天理埋没了，天理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日。我们试看八百年的政治史，便知道这八百年里的知识阶级对政府的奋斗，无一次不是掮着‘理’字的大旗来和政府的威权作战。元祐党禁（1102年），南宋的庆元党禁（1196年），明初成祖的杀戮学者（1402年），明代学者和宦官或权相的奋斗，直到明代末的东林党案（1624—1627年），无一次没有理学家在里面做运动的中坚，无一次不是政府的权威大战胜，却也无一次不是理学家的最后的胜利。明末的吕坤说的最好：‘天地间唯理与势最尊，理义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4]

二、扶危济困

如何彰显人的责任，儒家认为，忠恕之道是最基本的原则。因此，在儒家看来，人的价值只有在人际交往中，在为他人不计功利的付出中，才能彰显出来。所以，有的人说，儒家就一般本质而言，是一种古典的交往实践理论［5]。这个论断尽管没有概括出儒家学说本质的全部，却也指出了儒家具有实践的特征。忠德作为儒家伦理的一部分，其价值彰显最好的方式就是实践。扶危济困是忠德实践的基本原则和宗旨。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朱熹的忠德思想是对传统儒家忠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些研究者认为，儒家忠德在先秦具有开放的内涵，不仅包括下对上的忠，更重要的是包括上对下的忠。到了宋明之后，忠德就逐步变成了下对上的忠，甚至成为臣下对君主的忠德专利。这种观点目前还散播在学术界。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熟读宋明理学经典文献而产生的一种学术偏见。事实上，宋明时代的忠德不仅是政治道德规范，而且也是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还是人的德性规范。朱熹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为忠德的践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扶危济困是对传统忠德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儒家“仁以为己任”的道德责任感。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忠，“内尽于心也”（《礼记·礼器》）。王弼也说：“忠者，情尽之尽也。”（《论语释疑》据皇侃《论语疏》引）朱熹在《论语集注》引用程子的话说：“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朱熹自己也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论语集注》）朱熹继承了前人关于忠德的内涵，并通过与“恕”的比较来阐释“忠”作为一种德性和德行的可能性。这种忠恕之道其实就是仁道、人道、理道、人伦之道、入世之道等。扶危济困，是忠德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儒家责任伦理的实践之道，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实践理论的基础所在。

朱子作为道学家的伟大代表，他一生“在野多时，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而已，然忧国之诚，则始终不衰”［6]。其一生都在尽一个理学家的忠臣之道。扶危济困是朱熹践履忠德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那么，如何才能践履扶危济困之忠？朱熹在《庚子应诏封事》中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庚子应诏封事》卷十一）朱熹谈到的恤民、省赋、治军直至正君，其实就是道学家的三大主张：安民、治官（军）、正君。那么，扶危济困之忠自然就包括这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救济。救济百姓，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朱熹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卷七十四）意思是为学的目的是要学以致用，经邦济世。扶危济困是“推以及人”。从个体层面来说，就是要救济百姓，使他们摆脱贫困，物质充实。

第二，设立社仓制度。社仓制度是朱熹的首创，是一种民间储粮和社会救济制度。乾道四年（1168年），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出现饥荒。朱熹和同乡刘如愚设立五夫社仓，当时仓内的粮食是向知府借了常平米600石设立的。社仓粮食先由政府拨给常平米为贷本，春天农民无粮，就借给农民，秋收之后由农民偿还，利息是每石米收息米二斗。当米息收到相当于本米之后，仅收取耗米3升，以帮助农民度过缺粮的时间。朱熹说：“予惟成周之制，县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建宁府祟安县五夫社仓记》卷七十七）社仓制度是扶危济困非常有效的方式，也体现了理学家实行仁政的理念。朱熹说：“益广朝廷发政施仁之意，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劝立社仓榜》卷九十九）

第三，减赋。减赋是对灾区实行减租减息的一种惠民措施。朱熹曾经在知南康军的时候，就对灾荒地区提出减租减息的建议。他在《乞放租税及拨米充军粮赈济状》一文中，希望朝廷减租减息，最终使得朝廷同意南康检放苗米八分以上，共三万七千余石［7]。这是扶危济困的另外一种方式。

同时，朱熹认为对那种相互推诿、自私自利的人应当给予批判。朱熹对这种漠视百姓的现象十分反感，他说：“然上供外所馀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转运使每岁行文字下来约束，只教樁留在本州，不得侵支颗粒。那里有？年年侵使了，每监司使公吏下来检视，州郡又厚赂遗之使去。全无颗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从得赡军？然亦只赡得两三月，何况都无。非天雨鬼输，何从得来？某在彼时，颜鲁子、王齐贤屡行文字下来，令不得动。某报去云：‘累政即无颗粒见在，虽上司约束分明，奈岁用支使何？今求上司，不若为之豁除其数。若守此虚名而无实，徒为胥吏辈赂贿之地。又况州郡每岁靠此米支遣，决不能如约束，何似罢之？’更不听，督责愈急。颜鲁子又推王齐贤，王齐贤又推颜鲁子。及王齐贤去，颜依旧行下约束，却被某不能管得，只认支使了。若以为罪，则前后之为守者皆一样，又何从根究？其势不奈何，只得如此处。”（《朱子语类》卷一百八）朱熹这里刻画出了那些相互推诿、只顾自己乌纱帽的官吏。这也体现了朱熹扶危济困之忠的善意心理。

总之，扶危济困，就是要有力者出力，有财者出财，有德者劝人以善。这是朱熹践行忠德的一种实践，体现了儒家忧世忧民的现实关怀。

三、尽职尽责

尽职尽责是朱熹忠德思想谋事之忠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朱喜说：“人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责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朱文公政训》）尽职尽责，指无论处于哪个阶层的人，都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和责任。

朱熹本人就是尽职尽责最好的典型。他在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时，由丞相史浩（1106—1194年）及陈俊卿（1113—1186年）大力举荐，任宣教郎知南康军兼军内劝农事一职。宣教郎官大概是文官的第二十六级，级别较低。上任初期，就榜南康三事：一是凡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何兴利除害计画，悉具以陈；二是乡人父老应岁时集会，讲信修睦；三是本军学校养士不过30人，故乡党应推择学子遣诣学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知南康榜》卷九十九）。尽管朱熹官职很低，但是仍然坚持尽心为民，不能因为官职低下就妄自菲薄，而是要不卑不亢，尽职尽责。

如何做到尽职尽责？朱熹认为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对官员来说，要提高自己的行政效率。朱熹说：“须是有旁通历，逐日公事开项逐一记。了即勾了，未了须理会教了，方不废事。”“当官文书薄历，须逐日结押，不可拖下。”（《朱文公政训》）官员持正，体现在公事上就是要每日了解每日的事情，提高行政效率，不可将今日之事拖到明日。

同时，要整顿朝纲，反对腐败。宋代一直被冗官、冗兵、冗费等“三冗”问题所困扰。尽管北宋晚期进行了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地解决了宋帝国的财政问题，但是王安石变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宋代“三冗”问题。因此，这些问题，也是挡在理学家朱熹面前的一个难题。他认为整肃朝纲，有益于解决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的问题。他引用董仲舒的话说：“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只有这样，各级官员才能做到尽职尽责，提高行政效率，为民尽心尽力办事。

第二，对军队来说，要整顿军纪，防止军队腐化，军费浮冗。军队人数之多是宋代“三冗”问题之一。朱熹认为，军人尽职尽责关乎国家的安危和社会的稳定。因为宋初设立的将兵分离制度，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导致军队的战斗力十分低下。同时，宋代大量收留灾民、荒民和流民，导致整个军队的素质极差。朱熹深刻地刻画了宋代军队腐化现象，他说：“今将帅之选，率皆膏粱呆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物望素轻，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以偿债负。债负既足，则又别生希望，愈肆诛求。盖上所以奉权贵，而求升擢，下所以饰子女，而快己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庚子应诏封事》卷十一）将帅军官的贪婪跋扈，必须整顿。所以朱熹强调：“不令宦官卖统军官职，是今日军政第一义。”（《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

要整顿军队，就要选将练兵，规范军纪。朱熹说：“选将吏，核兵籍，可以节军；开广屯田，可以实储军粮；联系民兵，可以益边备。”（《宋史·本纪》卷二十六）朱熹从官兵的素质、军队的开支、军民关系的处理这三个方面来整顿军队。这些措施如果当时被采用应该能对整肃军纪、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因为皇帝赵眘只把朱熹当作一个道德木偶，对他的建议佯装采纳，实则不用，因此这些措施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朱熹在给周必大的信中无不愤怒地说：“谬妄所陈，圣旨乃有假借纳用之意……然前事不闻有所施行，后事便被诘问，反若以迟滞之罪罪之者。惜乎圣主虚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见于行事之实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与周参政札子·一》卷二十六）

第三，强化道德教育，提高整个社会尽职尽责的道德素养。朱熹作为理学家，认为想要人们都做到尽职尽责，就要全面实施道德教育，努力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在朱熹的教育视野中，“存天理，去人欲”是他整个道德教育的宗旨。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最能表达他的道德教育理念。《揭示》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上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上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下。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上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上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上接物之要。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卷七十四）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对个体道德修养、道德教育的方式、道德教育的目的、道德教育的实践等都做了规定。这也是他全面提升人们尽职尽责忠德素养的教育宗旨，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所以，钱穆先生说：“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界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乃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如在南康军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经界，虽其事有成有败，然其精心果为，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瓒佩，亦不过如此。又朱子注意史学，于历代人物贤奸，制度得失、事为利病，治乱关键，莫不探讨精密，了如指掌。尤其于北宋熙宁变法，新旧党争，能平心评判，抉摘幽微，既不蹈道学家之义理空言，亦不陷于当时名士贤大夫之意气积习。以朱子之学养，果获大用，则汉唐名相政绩，宜非难致。”［9]

总之，从某种程度上说，伦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行为的一套规则［8]。尽管也有人将元伦理学视为伦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但是在道德实践中主要还是研究做人和做事之德，即规范伦理学（包括应用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朱熹谋事之忠的三方面内涵即持正不阿、扶危济困和尽职尽责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做有德之事的道德原则、道德态度，道德宗旨、道德目的和道德方法。尽管这在皇权社会的道德实践中显得举步维艰，加之朱熹谋事之忠的理论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他却做到了一位理学家在当时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尽忠”的努力和尝试，这是值得今人赞许和钦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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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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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西方哲学史［M].第九版.邓晓芒，匡宏，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535.
 
［9]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一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