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出版社近日出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的新书《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透视修例风波,探讨香港前景,本书更是首部深度剖析修例风波的理论著作。
先秦诸子作为中国精神觉醒时期涌现出来的璀璨的思想群星,历代备受研究所关注。其后来影响最大者,当属儒、墨、道、法四家。
近几年,随着信息、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微信的普及,人们的精神似乎进入到一个分裂的时代:数十年的同学,因几个不同的帖子,就退群了
如果从社会结构上来看,唐代仍是世族化社会。虽然科举制的实施已改变了中古世族制的政治功能,但是世族仍是唐人普遍认同的归属
2019年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即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据岳麓书社版《船山全书》统计,船山著作逾100种400多卷,已发现和刊刻70种361卷近千万字。如果说近代(1840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里,船山其人其书及其思想学说还处于发现和小范围流传阶段,那么近代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经过系统整理、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它不但已经成为中国思···
《诗经》离我们远吗?
我们几乎都知道《诗经》,即便没读过,也总知道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在中国经学史上,汉代是最为独特,也最为重要的时期。就经学本身而言,汉代经学长久地塑造了中国经学的基本形态,自两晋至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有清一代的复兴汉学,皆围绕着汉代经学开展进行。就经学教化而言,自汉世立经学博士,确立经学在政教中的基本价值,奠定了中国文明的价值根基。因此,对汉代经学的理解,关系着对整个经学史···
故事的主人公是明太祖朱元璋。
近世颖悟如王静安(1877〜1927)先生,自言于《尚书》所不能解者十之五,以至学生杨筠如既已「博采诸家」、「时出己见」(王静安〈序〉语〉)而撰《尚书覈诂》,犹云可通者仅十之四五。
经过多年的酝酿,加上四十余年学习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这本专门围绕“君子”和“君子人格”的小书终于要出版了。
正如苏力反复强调,他写的不是历史,而是理论,理论自然希望有前瞻性。一则他认为此书是对目前亲西的主流法学家的一次全面的纠偏或教育(不说论战);二则他潜意识估计也希望对当下及未来的中国宪制走向有一定的说服力或影响力。于是,我“接着讲“以下几点。
就现实而言,以《礼记》生活政治为鉴通古今,可以观察当代中国“世俗生活与政治价值分离”与“公私不分”的两种极端现象,可以对现实的政治权力与日常生活、政治观念与日常行动的关系持有更为宽广的理解。
损人和骂人有啥区别?损人是以尖刻的言语挖苦人,骂人是用粗野或恶意的话侮辱人。骂人是个技术活,技术含量高的叫损人,技术含量低的叫骂人。
陈寅恪在中国史学界、文化界的声名无需赘言。有些读者恐怕和笔者一样好奇: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自然就会关注他的成长环境、文化基因和学术脉络。
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文汇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41期,汇聚了28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11月已刊发54篇,12月将刊发9篇。
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智慧,是学术界和社会人士多年来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但究竟何为中国文化精神,其特质如何?何为中国人的智慧,表现为何?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国智慧之间是何关系?则是貌似清楚实则问题甚多的论域。武汉大学国学院郭齐勇教授所著的“姊妹篇”著作《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和《中国人的智慧》,对这些问题有颇富洞见的阐释。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自周公制礼作乐,礼就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规范,礼学也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学说。
钱穆的《师友杂忆》是一部既可以做史料用,又可从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慰藉的经典民国学人回忆录。但所谓“孤证不立”,《师友杂忆》中的历史叙述也一样需要经过仔细的检视和考订,其中有相当多的细节需要参以其他史料作进一步考辨析,比如钱穆为亡友朱怀天编“纪念集”一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是儒学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的新成果。从理论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提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