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律思想文化阐释的新努力新收获

——写在杨鹤皋先生《春秋战国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新版之际

作者：范忠信（上饶师范学院、杭州师范大学）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本文曾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20年11月13日第6版，略有删节，本次推送系修订完整版

94高龄的资深法史学者杨鹤皋先生所著《春秋战国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一书，即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关注的盛事，是先秦法律思想文化阐释工程的又一新收获。

杨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77年法学教育恢复后，在全国范围内，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恢复与重建，主要是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两校学人主导下完成的；北京大学张国华先生，政法大学杨鹤皋先生，代表两校开创奠基，厥功甚伟。作为法律思想史学科带头人，杨鹤皋先生长期主持政法大学的法律思想史教学及研究生指导，也参与了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创建（1979年创建的首个全国性一级法学社团，比中国法学会早一年），并出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及首任秘书长，后来又出任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改开后第一部司法部统编教材《中国法律思想史》，就是在张国华、杨鹤皋先生主持下集体完成的。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倾力探究中国法律思想的特征和规律，先后著有《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古代法律思想论集》、《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等二十余种，在法律史学界享有崇高声誉。

先秦法律思想是先生长期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早在1990年，先生就著成了《先秦法律思想史》一书，由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先生又著成了《春秋战国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在陈鹏生先生引介下，在台北正式出版。此后二十年间，先生虽离休，但仍笔耕不辍，常有著述问世。在这两部书的基础上，先生进一步深化，写成了《先秦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2018年，在政法大学六十六周年校庆之际，法大出版社推出“资深学者文库”系列配合校庆，其中列入了《杨鹤皋法律史文集》（上、中、下三卷）出版计划。《先秦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作为《杨鹤皋法律史文集》的中卷，即将出版。

《春秋战国的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这部书，是杨先生对先秦法律思想梳理阐述的新努力，也有很多新收获。

首先，先生将全书分为绪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改革与变法运动，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的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等七编，旨在高屋建瓴地把握先秦法律思想文化的宏观发展脉络。这种梳理阐释架构很有创意：一方面，将春秋战国时期变法改革运动与各家法律思想结合起来考察，避免了将者两者分置于法制史和思想史框子里孤立考察的局限；另一方面，就先秦各家法律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意义做了特别考察，从纯粹的思想史分析升华到了文化史分析，特别揭示了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论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法家的依法治国论、文化专制论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等等。在所有关于先秦法律思想文化的研究中，这是一种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新试探。

其次，本书更为全面地梳理了儒、墨、道、法、阴阳、杂各家法律思想。仅春秋战国五个半世纪的法律思想，先生就用了四十万字篇幅进行探究，全面梳理分析了先秦文献所及关键人物就各种政治法律问题所发表的思想主张，是同类研究中最全面细致且相当深入的一部著作。先生全面梳理分析了孔、孟、荀及所有儒家学派的法律思想；也全面总结阐发了从管仲、子产、邓析、李悝、吴起到商鞅、慎到、韩非、李斯的全部法律思想发展轨迹。对其他各家法律思想，先生也尽可能系统全面考察避免遗漏。这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先秦法律思想的内容和水准，是有重要帮助意义的。

第三，以最有时代属性的典型政治法律问题为线索来梳理阐释先秦各家的连续性法律思想主张，而不是仅仅以人物为线索来叙述。如关于儒家法律思想的阐述（第三编），在综述概论两章（第十一章“孔子孟子荀子与儒家学派”，第二十章“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之外，先生以八章近一百页（约七万多字）的巨大篇幅，分别对儒家王道仁政说、自然法观、维护君权论、礼治论、德治论、人治论、法刑关系论、轻徭薄赋说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政治法律主张进行了全面梳理分析。关于法家，先生梳理阐释了法家的法律起源论、变法论、以法治国论、赏刑论、重刑论、势治论、术治论、农战论、法教论等多方面的法律思想。关于墨家、道家，也是以这样的“问题模式”梳理阐释其政治法律思想主张，跟很多教材或著作惯于以列举代表性人物法律思想的写法大不一样。这提醒我们更加注意春秋战国各家关注的核心法律问题及核心主张，更加注意他们思想与所处时代的对应关系，更加注意他们所思所想的轻重缓急选择，更加注意各家内部前后人物间的思想传承性，这都给我们许多新的启迪。

这本书代表了杨先生长盛不衰的学术青春，但代表先生学术青春绽放状态的不仅仅是这本书。2011年，83岁的杨先生出版了168万字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上、下，湘潭大学出版社）。该书系先生在已出版的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四部法律思想史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续写近现代法律思想部分，花了前后十余年时间艰辛完成的。由于高年的先生习惯于传统纸笔写作，且无力上网或到图书馆查核引文资料，故全部160多万字、总重约七公斤书稿的录入、校对、勘误、史料查核、注释完善、体例统一、数据核对工作，均由我和我的研究生、助手团队（范晓东、易江波、黄晓平、吴欢、乔惠全、胡荣明、范依畴等）等共十余人先后耗时三年完成，还有湘潭大学张全民教授在通审勘误方面的重要帮助。这本作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支持出版的著作，在2013年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该奖项与“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并列图书出版界三大最高奖项，每届（三年）正式获奖图书总共不过50余种。先生获此殊荣，亦为法史学界骄傲。

先生1927年生于湖南长沙，1947年在长沙明德中学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曾任长沙市学联副主席。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57年被划为右派并安排到校图书馆，做图书整理、修缮、勘订工作长达22年。在这22年里，先生不惧政治歧视和生活艰辛，每日青灯古卷，常常夜以继日，遍览目之所及的无数古籍，为后来究通五千年中国法律思想轨迹脉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愿杨先生学术青春永驻，并续创期颐著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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