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万难播撒阳光和希望

——从一次艰难的捐资助学过程认识范止安先生的伟大

作者：范忠信（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九月廿八日辛丑

          耶稣2018年11月5日

【注：重发旧文以为范止安先生逝世12周年祭】

认识范止安先生是我近年最大的幸事之一。

先生华龄九十，业绩非凡，誉满神州。我常阅读报章，知悉先生慷慨助学，义举频频，由是心仪已久；亦与先生长期通信，颇受教益；但遗憾的是至今无缘拜晤先生。

我说我认识了止安先生，完全是凭着心灵和事业的沟通。

一篇文章，一条消息，一本刊物，把我和止安先生联系在一起。2001年11月，我有篇论文在黑龙江《学习与探索》上发表。收到样刊之日，除了欣赏到封二上自己的“玉照”和内页中自己的“佳作”之外，还在封底赫然看到一条重要消息，大意谓：

由香港出版总会名誉会长、景范教育基金会创办人范止安先生策划，搜集了帝尧至民国初年的范氏历代先贤一百八十余位之珍贵资料的《范氏历代先贤史料》，由香港景范教育基金会印行。免费赠送范氏族裔永留纪念。

因为研究法律史，又忝为范氏族裔，我对这条消息很有兴趣——能免费获得几大册史料汇编，多好的美事儿。于是我写信给止安先生，很快得到了回信，并得到了先生寄赠的《范氏历代先贤史料》。

从那以后，我经常得到先生的赠书，也经常与先生书信来往，受益颇多。在几年的交往里，我先后得到了先生寄赠的《历代范氏先贤史料》、《范仲淹研究文集》、《范仲淹研究资料辑录》、《范仲淹研究》、《范仲淹全集》、《范学论文集》等一系列图书资料，多达14册。这些书，成为我书斋里的宝物，是我研究的宝贵材料，也是我与止安先生忘年神交的见证。

范止安先生是我有生以来认识的奇人伟士之一。先生热心教育，关怀学子，慷慨助学，乃至不惜倾囊，是我近年亲历的最感人的事情之一。

（一）

仅仅通过我参与其中的一次艰难的捐资助学过程，就可以认识先生的伟大。

2002年，我认识范止安先生之初，据有关新闻材料知悉，作为香港著名爱国人士，止安先生已经在辽宁、黑龙江、吉林、山东、江苏、湖南、陕西、湖北、四川河南等23个省区捐资建设了49所“景范希望小学”，并在江苏、四川等地捐助建设了保健培训中心、图书馆、范仲淹研究中心、范仲淹纪念园等一系列公共文化事业设施。这些公益设施的建设，合计起来，先生至少捐资2000万元左右。我们知道，香港的出版业并非利润丰厚行业，止安先生并非李嘉诚、霍英东辈甲级富商巨贾。先生作为一个出版业者，能有如此大手笔的捐资助学壮举，实在令人惊叹。惊叹之余，我也产生了更加强烈的“见贤思齐”愿望，并开始设法争取范止安先生帮助。

我自幼在贫困和饥饿中求学，因此大学毕业后常幻想有朝一日“很有钱”，支持家乡贫寒优异子弟。惜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挣大钱的职业，至今还是穷教书匠。早在1993年，我在苏州大学工作时，曾向母校英山县南河镇中学捐资500元（这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希望带动校友捐款设立奖学金，但无结果。1998年调武汉中南政法大学工作，学校发给我10000元科研启动金，这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最大一笔巨款，我马上将这笔钱捐给了我的母校英山县薛家畈小学（1999年至今以每年1000元的额度颁发为奖学金）。2001年，我又动员我的同班同学、北京华勤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余键先生向我的母校南河镇中学捐资11万元（以余键的祖母、革命烈士丑子冈女士的名字命名为“子冈奖学金”，自01至03年颁发3届，每届颁发3.5万元左右）。

过去多年里，我一直心有余力不足地坚持着鹦鹉救火一般的“慈善行动”，为家乡教育事业争取资助。因为自己没有钱，且至今也没有看到自己会有“钱途”，所以我时常注意寻找募捐对象。

2004年3月，我认识范止安先生近3年之后，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向伸手向先生“要钱”。

这是我第一次向一个我还没有见过面（因而按照一般人的看法还算是尚不认识）的长者“要钱”。其冒昧情形可想而知。

我给止安先生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痛陈家乡教育资源匮乏、优异学子失学、“读书无用”论笼罩、愚昧加剧贫穷的悲惨现实，恳请先生解囊支持。

4月2日，先生回信：“承台爱函示支持，盛情难却。但一个水喉能量有限，对贵地的贡献只能做到随缘。谨附港币三千元银行本票，怎样落实用途，悉凭乐助公益项目。”

我拿到这3000元港币，相当兴奋，当即与家乡薛家畈小学的老师们商量设立奖学金。以每年1000港币，加上我原设奖学金中的1000人民币，合计2000余元，以“范止安先生奖学金”的名义颁发给优秀学子。自04年至今已经颁发两届（06届即将颁发）。

2004年9月底，我将第一届奖学金颁发记录（奖励项目、受奖人名单、奖励金额等），连同颁奖大会现场照片等等，寄呈止安先生审阅。随信寄去的还有家乡人民的真诚感谢——有村长、支书的感谢信，有受奖孩子的成绩汇报书，还有学生家长的感谢和问候。

在这次的信件中，我又斗胆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请求先生在我的家乡援建一所希望小学。这是我向先生提出的一个最大胆的建议，我说：先生捐建希望小学已经达到49所，功德无量；何不再捐建一所，使总数达到50所，使功德更加圆满？

信寄出后，我一直惴惴不安：我是不是有点“贪得无厌”、得陇望蜀？先生已经为内地教育事业解囊多年，几乎顷其所有，贡献巨大，再给老人家增加负担合适吗？

喜出望外的是，我的建议再次得到了先生的高度重视。10月8日，先生回信：

“深感不安的是，区区几千元，居然蒙你捐助于中心小学，称为范某奖学金，不胜汗颜。……您主张在湖北地区再筹设景范希望小学一所，这个建议受到尊重。问题是兴教助学五十所现已达标，最后一所建于山东菏泽市尧帝陵旁。……不过，你热心教育，造福桑梓，从交往以来你的言行表现，堪称当代范姓子孙佼佼者之一。在深信你会无私贡献的思维下，我决定破格赞助玉成。但须了解校址设于何处？是否新建抑或旧校改建。如属后者，就要改名景范希望小学。与此同时，必须该地市或县政府确认支持，并由政府领导之一具函申请，与我方签订协议书。按我方义务―――捐款20万元人民币建校（如有不足须地方自筹），权利―――监督指导及助办一些辅导性文教项目。假定地方政府热忱支持，而后开始研究细则，落实办事。”

20万人民币！这是一个何等激动人心的数字！我激动万分，差一点一夜失眠。

收信的当晚，我就把这一喜讯告知了我的启蒙老师、现仍在家乡薛家畈小学任教的程焱恩先生。并当晚草就一封热烈奔放的感谢信，寄往香港，代表家乡人民感谢止安先生。

第二天，我又电话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家乡的村长支书，还告诉了县教育局的领导。村长支书也马上告诉了镇长和书记。

下面的事情，应该是按照止安先生信函所示的途径，由县政府出面与先生及景范教育基金会联系，签订协议，落实捐助计划了。

（二）

不过，此后的事情经历了空前的拖延，这是我至今想来隐隐痛心的事情。

按照止安先生和基金会的信函指示和随后基金会秘书孔文梅女士电话所示，要做的事情很简单。第一，由县政府出面，正式致函基金会，同意接收捐资；第二，由县政府派员与基金会接触，商量签订捐资协议；第三，由县或镇政府象征性出资若干，作为小学建设配套资金。

为了这三件常人看来简单透顶的事情的落实，在我的家乡，竟然整整花了近8个月的时间。

因为教学科研事务繁多，我无暇一一亲自去交涉此事，只好通过电话信函请家乡的村官乡官全力推动此事。我也直接给县教育局领导打了电话。

但是，县里一直不表态。村长支书先是跑镇里，恳求镇领导出面向县里申请，久无结果；后来他们直接到县里（据说去了八次之多），找教育局，也无结果。后来，我亲自打电话给县委办公室主任（这是我的一个学生的家长），要求他将村支书村长引介给主管副县长，汇报情况，又无结果。通过在教育局做副局长的老同学推动，同样无结果……。从2004年9月底到2005年5月初，八个月的时间里，经过无数次申请，县里就是没有个能当家的人出面―――不说县长书记，就是教育局长也不出面。其间，为了让范止安先生和基金会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县政府答复，为了使这一捐助计划不至于因久拖而取消，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写信给止安先生，按照我想像的困难向先生多次解释。

止安先生和基金会一次又一次回信或电话表示理解。

没有置身我家乡那个环境的人，怎么想像也理解不了——

人家远在数千里之遥的香港爱国同胞，主动要捐资20万支持山区教育，县政府竟然连表个态接受捐款都如此艰难！竟然连个接洽商谈签协议的人都不派出来！

我间接打听到，县里之所以如此谨慎，主要是因为两者：一是说没有配套资金，所以不好表态；二是希望捐助南河镇中心小学而不是偏远的薛家畈小学，所以不表态。

为了让家乡的领导放心地表态接受捐款，我跟基金会孔秘书多次电话磋商，孔女士再三转禀止安先生，先生和基金会就这两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妥协。

先是基金会同意把捐款转到镇中心小学，同意把配套资金要求降低到8万元（因为县教育局正好准备给镇中心小学拨款八万元维修校舍）。但是，基金会表态同意两个月后，县里仍然没有人出面表态和商签协议。

最后，直到基金会几乎放弃配套资金要求，同意在协议上写明“乙方（英山县政府）根据学校建设规模需要与否，必要时为学校建设配套人民币五万元”时，直到我的启蒙老师、薛家畈小学教师程焱恩先生三番五次从数十里乡下跋山涉水到县教育局，差不多声泪俱下地痛陈利害，并声称如果再不解决就要大闹一场（这样一来，捐助对象又当然恢复为薛家畈小学）时，教育局总算将此事报告给了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才答应出面发一封公函给香港。

2005年5月24日，香港方面通过传真收到了英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仍不是县政府）的同意接受捐助的公函。是日我应邀在海南大学作学术演讲，讲毕由海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童光政博士陪同在校园散步，孔秘书自香港打来一个电话：

“范教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英山县方面来信了，同意接受捐款了！也准备谈协议了！感谢您！这件事总算有结果了。”

电话里孔秘书的口气，分明是兴高采烈，分明是惊喜和感激！是啊，8个月过去了，总算有官员出面正式同意接受这笔捐款了，你能不高兴吗？

听着孔秘书的电话，我心里一阵阵酸痛：这叫什么事儿呀？捐资者呕心沥血、苦口婆心、步步妥协，唯恐对方为难，反过来还要对拖延8个月之后总算正式表态接受的官方感恩戴德！

时在身边几乎听清电话内容的童光政博士感叹道：“这样的奇迹，也只有你家乡那样的贫困县才能创造出来！我现在理解你的家乡为什么长期保持贫困县的称号了！”

此后的事情就是准备协议书草案、施工方案和草图，起草经费使用计划等，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我帮助起草了捐资助学协议书草案，传给县教育局。教育局提出修改意见后传香港，止安先生和基金会非常照顾受赠方的需要，几乎不在协议上作任何文字变动，只加上了“甲方（基金会）委托范忠信教授对工程建设和资金使用事宜进行监督”一句话就正式签字，传了回来，协议签订程序算是完成了。

2005年7月22日，景范教育基金会通过香港中国银行正式向英山县教委计财科汇出了港币190500元。按照当时市价，正好相当于20万人民币。止安先生和基金会按照协议以最快的速度履行了诺言。

（三）

下面的事情，也应该很好办。既蒙范止安先生重托，先生既然相信我“会无私奉献”，我说什么也得把此事办好。2005年9月15日，我回到家乡，同薛家畈小学老师、镇村干部一起商量校舍修缮建设方案。

在有（来自该校生源所属的4个行政村的）村民代表、村干部和学生家长共数十人参加的大会上，我公布了20万元人民币的使用方案，亦即小学的修缮建设方案。因为需要花钱的项目太多，县里镇里太穷而不可能有任何配套资金，而20万元远不敷用。会上，我向大家建议：

为了感谢范止安先生的善举，光大范止安先生捐资助学的伟业，我们四个村的百姓齐心协力作一件善事来配合：共同出资出力，把小学的泥土球场变成水泥操场，并在四周铺上一圈鹅卵石跑道，跑道外侧种上小树。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砖的出砖，有石头的出石头，有树苗出树苗，还可以组织孩子们到河里捡鹅卵石……。

这一建议，当场有镇村干部表态，基本同意。但是后来的一切让我意外——

先是有人告诉我，靠近操场边缘中部的臭气熏天的厕所不能移动（我本来想将其移到小学围墙外角落），因为围墙角落外的人家不同意我们把厕所移近他们的后院；

接着有人告诉我，教学楼东头属于学校的地皮（系规划扩建教学楼的地基）有别人搭建的违章建筑，主人不同意拆除。

后来，又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既然已经搞到了几十万捐助，为何不把孩子们的学杂费一块儿免了，还要学生家长们为工程出钱出力？

再后来，有人提醒我注意：有关单位要对工程征收4万多元的管理费，并列入了工程预算。

更后来，我老母亲又打电话跟我说，有学生家长向她抱怨，说不该要求孩子们去捡鹅卵石——出了危险谁负责？把孩子累坏了谁负责？

最后，有乡亲告诉我：学校通向公路的最近通道被人家强行圈为后院。又有乡亲给我打电话，要求把工程全部给他们做，要求肥水不流外人田……。

因为这一切原因，我们的工程一直不能开工（事实上，不是暑假期间也不便动工）。这些我曾几次写信向止安先生汇报，但又不敢细说上述缘故，只能说由于种种客观困难而延迟施工，因学生在校不便施工云云。

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和基金会仍然一如既往地理解和支持我们。在电话里，孔秘书说她向止安先生作过汇报，先生说只要按原计划真正落实就可以了。丝毫没有责备我们的表示。

这实在让我们感受到先生的仁者之怀——真行大善的人，往往不计较受恩惠者的态度。与止安先生比起来，我的修炼还不到家。

当然，今年（2006年）暑假必须完工，否则先生即使不批评我，我也该跳楼谢罪了。

（四）

在这篇文章里，我似乎只是喋喋不休地谈（经我牵线）范止安先生和景范基金会对我的家乡小学捐助这件事，似乎更多地是在抱怨接受捐助方的态度。其实不然，这一切艰难历程的陈述，绝对不只是为了表达抱怨，绝对不只是为了批评谁。通过这么多文字的表达，我不过是为了说明范止安先生和景范基金会在捐助内地教育事业时的艰辛和伟大。

范止安先生在我的家乡捐资办学的艰辛，我相信代表了一般情形，得一斑可以窥全豹。

先生已经在全国23个省区捐建了51所希望小学（还捐建了多处图书馆、研究中心、培训中心）。她捐建每一所小学时的艰辛，我相信不会比在我的家乡遇到的少。我家乡不会是全国最差的县，我家乡的干部不会是全国最有“官僚作风”的干部。2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对于贫寒学生和家长来说，是了不起的大数字；但对全国一般地区的县官们及局长乡镇长们来说，实在不足以让他们“感动”而积极地配合（谈判签协议）接受。我老家的村民们听说县里出面接受捐款如此艰难，倒是说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

“只是捐给学校，捐给学生，难怪他们太忙了，难得理睬！要是捐给他们个人，会这样吗？”

我没有向止安先生采访，但是我可以肯定，止安先生在过去10多年里捐助内地教育的历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可能比我所上面陈述的难度乘以51还要大。

我常在想，先生是如何把这一艰辛事业长期坚持下来的？

我正处盛年，自己不捐钱，用别人的钱“行善”，仅仅是作牵线人，仅仅参与一件捐助，而且是在自己的家乡，就遇到如此多的困难，就差一点想“知难而退”、逃之夭夭、甩手不理；那么，在全国许多非常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捐资的范止安先生，已经过了耄耋之年的范止安先生，自己不断倾囊解囊几乎散尽家财的范止安先生，是怎样一如既往、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事业的呢？是什么伟大的力量在支撑着范止安先生呢？

我想，这一支撑先生的伟大力量，只能是理想和信仰——崇高的理想和信仰。

这年头，说“理想和信仰”，可能很多人不信，但是我信。我坚信世界上有比物质金钱更有力量的东西，有比寻常生活更崇高的东西，那就是信仰和理想。

这信仰或理想，有着无穷的魔力。他能使人产生超乎常人的意志或毅力，使人爆发出超乎人类的行动力量，能使身体孱弱的人也百折不回、不屈不挠，这就是“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力量。

范止安先生正在向我们证实这种伟大信仰的力量。

范止安先生的伟大信仰或理想便是：播撒阳光和希望！

为了驱除愚昧和贫困，为了传播光明和希望，为了无数素不相识的炎黄后裔获得知识和力量，为了改变落后乡村无数农家孩子的可怕命运，范止安先生正在常人望而生畏的艰难中奋力打拼，倾情奉献，鞠躬尽瘁，无怨无悔。

先生是传播阳光和希望的伟大使者！历史将永远铭记先生的功绩！

今年是先生九十华诞，谨以此文为先生寿！

[附注：刚刚接到我的老师程焱恩先生电话：薛家畈小学3名学生参加了景范教育基金会主办的新一届“希望杯”征文比赛，其中两名同学获得三等奖和优秀奖，一名同学获得希望奖，作文指导教师也获相应奖励。基金会共颁发奖金5500港币。这一奖励，对我家乡贫寒学子及其家长们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们要我向范止安先生转达真诚的谢意，并表示要以优异的学绩和工作业绩报答范止安先生的无私帮助和关怀。―――4月6日晨附记]

2006年4月5日星期三于武汉

【附：范止安先生简介】

范止安先生（1916—2006），江苏如皋人，北宋名臣范仲淹第三十世孙。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法律系。抗战军兴，投笔从戎，曾任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要职。1950年定居香港。1965年创办“新亚洲出版社”，1985年创办“新亚洲文化基金会”，长期从事图书出版事业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事务。现为香港新亚洲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长、新亚洲文化有限公司主席，并为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校荣誉教授。2006年11月21日，先生病逝于香港，享年91岁。

先生热心公益，积极回馈社会。1997年，先生以私蓄设立“景范教育基金会”，开始大力资助内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迄今已在辽宁、山东、四川、河南等23个省区创办了50所“景范希望小学”；于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通大学等设立奖助学金；并资助创办了范仲淹纪念园及多家图书馆、培训中心、研究中心等，厥功甚伟。先生在大陆资助教育累计金额应在1.5亿元左右。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