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及其批评者

——在“儒学重光”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慕朵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初九日丙寅

           耶稣2016年6月13日

编者按：2016年5月26日上午，由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心、 、敦和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儒学重光”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在京的儒家学者陈明、姚中秋、方朝晖、王瑞昌、彭永捷、慕朵生、姜志勇、田飞龙等人出席，并做了精彩发言。发言录音整理出来后并经发言人订正，现予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儒者以道聚，君子以义合。长期以来， 团结和凝聚了一大批儒家、儒学、儒教圈的同仁。这个群体有三个特点：

一是他们不仅把儒学视为知识，更奉为信仰，是“活着的儒家”。

二是他们关注现实，主张通过重建儒学化解国人的生命焦虑和政治焦虑，是“行动的儒家”。

三是他们被冠以“大陆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家原教旨主义”“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康党”等种种标签。

这些标签揭示了这个群体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大体边界，同时也掩盖了这个群体内部的理念分歧和思想差异，比如蒋庆、康晓光与陈明、秋风的差异，以及陈明与秋风的差异，等等。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异，甚至要大于与外部的差异——这不是坏事，相反是儒学生命力的体现，所谓“儒门中人、气象万千”是也，表明儒学在多个维度的展开，以及应对各种问题资源和进路的丰富性。

无论如何，百十年了，儒家儒学儒教重现中国，意义重大。儒家提出思想方案，参与百家争鸣，意义更是重大。正因为中国突然涌现出一批“活着的儒家”“行动的儒家”，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引起一些批评，任重兄希望我介绍些相关情况。我想在座的很多师友都是儒学复兴运动的当事人，可能刚才已经做了介绍，谈得更好。我个人看法，有批评是个好事情，符合《春秋》“责备贤者”的原则，同时也表明当代儒家不仅在书写思想史，而且开始进入思想史——这是衡量一种思想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指标。根据我观察，目前批评“大陆新儒家”——姑且用下这个标签——大体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官方的批评。截至目前，还没有看到以官方名义公开发布的批评，但类似不言而喻的批评，还是很多的，比如采取内部打招呼等方式限制出版一些“大陆新儒家”的著作，通过一些学者在官方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批评“大陆新儒家”的观点，等等。这表明，官方一方面试图推动儒学复兴以弥补自身文化建设的缺憾，一方面对“大陆新儒家”抱以警惕和防范的心态。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本能，不是学术的批评。进而言之，官方只允许它主导下的儒学复兴，想独占对儒学的阐释权，想把儒学“政治化”。这些，与“大陆新儒家”想通过儒学“化政治”的想法，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我个人认为，“道统”高于“政统”，也就是“价值”优于“权术”，这是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所在。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圣王合一”“君师合一”的局面，因为孔子作为圣人和素王，已经确立了修齐治平的大章大法，确立了最高人格的典范，后世所要做的就是实现孔子的主张，尊崇孔子的人格，任何试图脱离孔子之道的修齐治平方案，都是一种歧出；任何试图实现“圣王合一”“君师合一”的做法，都是一种僭越。

此外，自秦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局面，因为对社会的教化，始终是由儒家士大夫进行的，后世任何以法条和官吏作为教化源头和人格榜样的做法，都是不可能的——有则要么是愚昧无知，要么是狂妄自大。因此，官方对儒学复兴，应做和能做的是为其创造环境和提供支持，而不是试图独占儒学的阐释权，打造一种“官方儒学”——儒学不可能在“工程”和“项目”下复兴，同样也不会在“工程”和“项目”下衰亡。

同时，对于官方或明或暗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儒家应始终坚持“道统”高于“政统”的原则，坚持“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的做法，多做些扎实的思想探索和实践养成，“守先待后”，比如秋风兄提到重建经学，这就很重要。“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儒家最不怕的就是时间的打磨和历史的考验，这是儒家的一种自信。

二是左翼教条派的批评。这些批评者，虽非官方身份，但多在体制之内，如某些学术机构或大学院系的儒学研究者。他们也就那么几个人，糊里糊涂，不知所云，经常通过类似《中国社会科学报》之类官方的但非主流的报纸，激烈抨击“大陆新儒家”。

这些人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方面，他们也了解点儒学的皮毛，但是将儒学视为知识，甚至是视为“错的知识”“坏的价值”——儒学之于他们，完全是一种饭碗，一种工具，一种话语权，此外没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他们以意识形态正统的代言人或捍卫者自居，动辄指责“大陆新儒家”的观点不符合某某主义、某某价值，一味扣帽子、打棍子，丝毫不讲学术、不讲道理。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在“受命背书”，还是出于“真诚信仰”，抑或是一种“自我审查、自我站队、自我标榜”。无论如何，这些人顽固坚守某些教条，实际上对儒学伤害很小，相反对意识形态危害很大。因为，他们忘记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特征，忘记了意识形态的中国化任务，特别是忘记了官方也正在提倡文化自信和文化复兴。就此而言，他们貌似在批评“大陆新儒家”，貌似在与“大陆新儒家”争夺话语权，实际上他们是在批评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是在与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可谓是官方提倡文化自信和文化复兴的反对者。简言之，他们是在帮官方的倒忙。因为他们只背诵某些教条，不讲任何的学术和道理，所以对于他们，完全可以不去理会——要知道，儒学也有局限性，就是如同其他任何学问一样，无论如何都是唤不醒装睡的人的。

三是自由主义者的批评。我常说，自由主义和儒学，百余年来一直是“同路人”的关系，一直同为“在野者”。实际上，百余年来，儒学对自由主义一直抱有温情和敬意，一直努力吸收和借鉴自由主义的某些价值和思想资源，比如港台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说。就连目前批评自由主义最为激烈的蒋庆先生，也在其王道政治“议会三院制”之中，通过“庶人院”的形式，为自由和民主等价值预留下很大的空间。

相反，自由主义一直是儒学的颠覆者和解构者，必欲革掉儒学的命，至今仍将造成中国社会政治种种不如意的责任，推卸给儒家儒学儒教。我不知道这是在“指桑骂槐”还是在“荆轲刺孔”，但百余年来儒学和自由主义均不是社会政治主流，自由主义者指责儒学，就像指责自身一样，毫无道理。

不过，我注意到，基于大陆儒学的复兴，经过深入的思想博弈，近年来自由主义逐渐意识到儒学潜在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声调有所降低，并开始注重挖掘本土的、传统的、儒学的思想资源为己所用。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现代思想、西方思潮，自由主义通过本质性、整全化方案解决中国问题的冲动，是极其强烈的，也是极其自负的。如何化解自由主义的这种顽固和自负，不仅对儒学是一种挑战，对自由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需要两者进一步深入交流和互动。毫无疑问，自由主义要想扎根本土，必须儒家化，通过儒学解释自己，适应中国，否则永远是在天空跳舞，不能贴着地面行进。

四是港台（海外）新儒家的批评。前面我提到，“大陆新儒家”内部存在很多进路和派别。若再考虑到“港台（海外）新儒家”，那么当下儒学展开的面向就更为丰富。就我个人看法，“海外（港台）新儒家”的思想资源，对“大陆新儒家”的涌现是个很大的激发，很难说哪一个“大陆新儒家”，比如郭齐勇、陈来、蒋庆、陈明、康晓光、秋风等等，没有受到过“港台（海外）新儒家”的影响。

然而，如今的“大陆新儒家”，较之“港台（海外）新儒家”将儒学去政治化、去宗教化、去实践化等特征，更注重儒学的再政治化、再宗教化、再实践化，尤其是对自由和民主抱以警惕的态度，对内“圣开出新外王”持有不同的意见，更注重挖掘政治儒学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问题意识更宏大、思维视野更开阔、解决方案更传统。因为不同，所以两者之间互有批评。

目前“港台（海外）新儒家”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个是，认为儒学只适用于培养公民良好的德性，即只适用于个人生活私域，不适用于社会政治公域，即儒学无法为现代政治提供制度性、根本性的思想资源支撑；另一个是，认为儒学需要坚守“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儒学重建和复兴的目的，就是要走自由、民主、宪政之路。我个人认为，前一个观点是儒学的“投降派”，后一个观点是儒学的“歧出派”，均是对儒学的一种自我矮化。

当然，我非常反对这样一种说法，即因为“大陆新儒家”的崛起，导致了“港台（海外）新儒家”有了失落，有了怨气，所以才激烈批评“大陆新儒家”——这种说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值得理喻。我认为，“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海外）新儒家”的歧见，是儒家内部的一种差异，源自各自面临的问题大有不同，特别是“港台（海外）新儒家”身处的社会政治秩序，已经相对良性和完善，而“大陆新儒家”身处的社会政治环境，还需要探索和重建。无论如何，我愿意指出两者目前面临的一个共同处境，即两岸三地，目前都面临一种“新文革”的挑战，或是极左思潮的“新文革”，或是自由主义的“新文革”——如民粹化和独立化相结合的“文化台独”，都对儒学复兴构成了挑战。当此之际，儒家儒学儒教界人士，宜树立共同的危机意识和道统观念，摈弃门户之见，共同化解“去中国化”的挑战。

以上是我对“大陆新儒家”及其批评者的一种简略分析。这种分析是浮光掠影的，不是基于学术、思想的系统分析。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附录：感想和建议

我想，既然来到北大，我就从冯友兰先生说起。冯先生说，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想借用冯先生这个分类，说企业有三种境界：市场利润境界、社会责任境界、文化精神境界——后一境界，是企业的最高境界。

敦和基金会出资人的背景，我不太了解，但可以肯定地说，致力于资助文化公益事业，表明敦和背后的企业和出资人，已经超越了市场利润、社会责任的境界，或者说超越了经济人、道德人的境界，进入到了文化精神的境界，或者说进入到了文化人的境界。

敦和基金会侧重于关注和支持中华文化，更是值得祝贺和欢迎。老祖宗千百年来关于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的经验和智慧，是我们的精神避难所，是从根源上解决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大问题的出发点，是我们每个人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宿命——包括对那些持质疑和解构立场的人来说，中华文化也是一座绕不开的山，至少他们要用深厚的学理阐明中华文化为什么不行。

敦和基金会有意向与 合作，非常有眼光。我和 主编任重兄已有二十年的交情，但我今天来不是为他个人站台，而是因为他主办的 ，以及由此拓展开来的系列出版物、新媒体等等，是当今全球最纯正、最权威、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儒家平台。与 合作，就找到了儒家的大本营，进入到了中华文化复兴的主阵地。

前几天，我注意到秋风兄的弘道书院，资助了 3万元钱，秋风兄自己还很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抱团取暖。”实际上，秋风兄已是多次资助 ，已经很财大气粗了。我拿不出这么多钱，给予 更多的是道义上的支持！今天的很多人，陈明老师，米湾兄、秋风兄、永捷兄，都是在道义上支持 。

我想强调的是，任重兄不是儒家文化的专职人员，而是义工，他带领的团队也都是义工。十几年来， 因缺乏资金支撑，各项活动举步维艰。我们常说，国家强了，国库满了，国人富了，但像 这样真正坚守与弘扬中华文化的平台，却一直得不到任何的支持和资助——这是中国的一种耻辱！尽管如此，无论是谁，支持 ，支持中华文化复兴，虽然是好事，且多多益善，但绝不能抱有施舍的心态。相反，我认为这是你的福分，是给你与圣贤同在的机会，使你融入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生命，使你与整个民族的崇高精神一起脉动！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