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新迎回孔子意味着什么？

作者：慕朵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甲午年九月初四

           西历2014年9月27日

9月24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国际儒联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积极评价孔子和儒家思想，再次明确向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中国正在重新迎回孔子，重拾文化自信。这是新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参加纪念孔子的活动，表明了中国回归传统文化、续接中华道统的意向。

传统是民族的历史积淀，文化是国家的精神命脉。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拥有如此悠久的传统和灿烂的文化。遗憾的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环伺侵略的巨大压力面前，基于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国人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犯了“病急乱投医”的错误，以至于 “误把生源当病源”（钱穆、柳诒徵等国学大师皆作如是观），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衰败的原因，而“西方化”才是富国强兵和实现现代化的源动力，所以一方面“激烈反传统”，一方面“拼命往西走”——“五四”期间的“打倒孔家店”，“文革”期间的“挖孔坟，砸孔庙，焚孔府”等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激烈反传统现象，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由此沦落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全盘崩溃，令人痛惜。

客观地说，过去我们虽然常批评台湾地区，以及韩国、越南等“儒家文化圈”国家禁止使用汉字等“去中国化”的现象，但实际上中国大陆才是文化上“去中国化”的最大重灾区。经过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国虽然解决了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历史性课题，但因为缺少了传统文化的滋养，所以作为“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日渐流失，历史上一度给我们带来无限荣耀的“衣冠上国”、“礼乐之邦”、“儒家中国”更是黯然失色、渐渐远去，还有不少国人患上了严重的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失魂落魄，数典忘祖，甚至是唯西方马首是瞻，言必称希腊，道必从美国，文化上的“去中国化”日甚一日。“进乎夷狄则夷狄之，进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早已不是“华夏”了！

的确，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缘、民族、经济乃至政治意义上的大国正在开始崛起，但因缺少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尤其是缺乏道德情操和精神信仰，国际社会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一个值得尊重的文明意义上的大国。相反，中国人过于功利化、物质化、庸俗化，甚至是“唯钱为大”的论调不绝于耳，令人汗颜。因此，中国能否实现真正的复兴，能否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不仅有赖于其骨骼躯体或说“硬实力”的强大，更有赖于其文化精神或说“软实力”的成长。这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续接中华道统，回归传统文化，将自身发展奠基和融入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从中汲取无限的智慧与力量。

“无儒家，不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广博，要之以儒家文化为主，而孔子则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华道统的象征符号。如果说以往的“去中国化”是以“打倒孔家店”式的“去孔子化”为主，那么今天的“再中国化”就必须“再孔子化”，特别是要为孔子平反昭雪，重新确立其万世师表和中国圣人的历史地位。事实上，在台湾，孔子诞辰既是教师节又是纪念日；在香港，孔子诞辰几天前也被法定为“孔圣诞日”；在美国，华人华裔持续推动美国众议院通过纪念孔子诞辰的法案；在韩国，总统朴槿惠提出“文化立国”的国策，其重点就是复兴儒家文化。这些都表明，礼敬孔子既是全球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亦能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尊重——因为儒家文化不是与西方意识文化传统和形态格格不入的东西。

习近平高调出席纪念孔子活动并作长篇讲话，无疑是中国欢迎孔子归来的宣言书。分析来看，习讲话有三个不同于以往的显著特征：

其一，没有将孔子和儒家“诸子学化”，即虽然认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但又明确承认“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亦即承认了儒学在历史上处于“王官学”而不是“诸子学”的地位，同时暗含着儒学在现实的展开过程中，同样具有跻身成为“王官学”的潜质。

其二，没有将孔子和儒家“马克思化”，即没有像以往一样，再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之要“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当然，讲话是面向中外儒家学者的，基于外国学者的在场，不便大讲特讲马克思。但是，这至少说明，其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比之以往大大前进了一步。

其三，没有将孔子和儒家“去政治化”，即明确提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换而言之，就是承认儒学既有“文教”的作用，也有“政教”的作用，而且两者内在统一、缺一不可。

必须指出的是，第三点非常关键，尤为重要！它意味着，在自由主义者以及左派还在全盘否定儒学，甚至一些“新儒家”还在坚持儒学只能在私人和心性领域发挥作用，而不能在社会和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执政者已然认为，至少是在历史上儒学具有“文教”和“政教”的双重功能，从而在现实中为儒学重返政治打开了大门。

正是在上述三点的意义上，尤其是在第三点的意义上，我们说，习近平的讲话，或能开启中国在文化、价值、精神以及社会政治诸领域“拨乱反正，复古更化”的历史进程——就像历史上的汉武帝一样！西汉王朝周文之衰和暴秦之弊，历经五君（吕后除外），60多年内文教无统绪、政教大混乱。然而，到了汉武帝这里，终于接受了孔子和儒学，并以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从而开创了西汉王朝的盛世。近年来，人们对已经建政60多年的新中国，同样抱有进行“拨乱反正，复古更化”的期待，甚或希望着第二个“汉武帝”的出现。

当然，习近平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汉武帝”，尚有待观察。因为儒家和政治，向来存在一个“化政治”还是“政治化”的博弈问题。一般来说，政治总是力图将儒学“政治化”，即将之作为维护自己现存统治和既得利益的工具；而儒学则总是力图“化政治”，即将政治作为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工具。考虑到中国百余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不少人，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对儒家文化抱有很大的误解和偏见，今后儒学和政治的博弈，将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甚至不排除出现反复的现象。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伴随着以暴力夺权为基础的“革命合法性”日渐退场，以斗争哲学为基础的“思想合法性”的日渐式微，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绩合法性”日渐疲敝，人们对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越来越焦虑。重新迎回孔子，弘扬传统文化，将极大丰富、圆润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使新中国的道统融入到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圣王所传承的儒家道统中来，将有助于破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困局。此是民国孙中山和蒋介石二公之晚年旧辙，而今日中国之必然归趋也。就此而言，与其说儒家需要政治，毋宁说政治更需要儒家！

然而，尽管习近平释放的信号非常强烈，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社会的发展方向基本明确，但迎回孔子、续接道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在最近的几年里，可以尝试做些比较紧迫又简而易行的事情。

首先，尽快法定孔子诞辰日为中国教师节和国家纪念日，为人们缅怀和礼敬孔子提供一个周期性的时间节点和礼仪制度，并由国家领导人出席或派员代表出席每年在曲阜和北京举办的祭孔大典。此外，现在很多孔庙要么残缺不全，要么破烂不堪，保存比较好的也被文物、旅游等行政部门所把持，大肆收取高价门票，甚至举办庸俗的商业展览，这对孔子和儒家文化而言，是很大的失礼。所以，要抓紧重修和新建一批孔庙，由儒家团体进行管理并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将之培育成儒家礼乐教化的重要基地。

其次，大中小学普遍树立孔子雕像，特别是要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分解成若干梯次和阶段，列为学校的必修课、考试课和学分课，建立健全引导孩子们学习儒家经典的正向激励机制，从小就培养孩子们对儒家文化的温情和敬意——这是培养未来一代青年人的“中国心”，避免今后的中国人在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上“去中国化”的最好方法之一，也符合儒家融教化于教育的传统和特长。

第三，将儒学经典内容作为国家公职人员选拔考试的科目之一，而且必须明确“考过不必可，考砸必不可”的原则，为儒学温和地进入政治打开一条实实在在的通道——所谓“新型科举”是也（过去的科举只考儒家经典）。“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如果公职人员都不熟悉和运用儒家经典，都不讲仁义道理和礼义廉耻——己身不正，何以治人？何以服众？

最后，将夏历确立为中国国历，以孔子生年作为中国纪年，是为孔子纪年，称为“中元”或“孔元”。要知道，将基于西方历法基础之上的宗教性人物耶稣的生年作为中国的纪年，并且奉为“公元”，不仅背离了中国的历法和纪年传统，而且将整个中华文明都纳入了西方文明的时间框架之下，这既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肆意切割，更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殖民现象。所以，我们要以夏历（农历、阴历）作为中国国历，以圣人孔子的生年作为中国纪年，同时以西历和耶稣纪年作为辅助的历法和纪年方式。比如，央视“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应这样播报或标时：“中元（孔元）2565年X月X日，西元（西历）2014年X月X日”，政府公文等时间格式同样仿此。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会专门撰文进行详述。

无论如何，重新迎回孔子和续接中华道统，实现中华文明的大复兴，都是一条正确的路。中国，已经走在了正确的路上。我所希望的是，中国走此道路的进程会逐步加速，最终重建成为“孔孟中国”、“儒家中国”、“礼乐中国”、“文明中国”，并带动东亚其他国家的“再中国化”、“再儒家化”，从而推动东亚文明或儒家文明的大复兴。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