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窟居笔记》之十：

龙场之会，儒门弦歌

——2004年“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侧记

作者：范必萱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月窟居笔记》（范必萱 著）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七月初一日壬戌

           耶稣2015年8月14日

接连十几天的大雨，阻隔了阳明精舍通向山外的去路。山长蒋庆先生有些忧虑，因为书院将要举行一次会讲，其他准备工作都基本就绪，现在大雨隔断了交通，洪水淹没了村口的小桥，如果雨再不停，外地的朋友怎么过来呢？看得出，这次活动十分重要。两个月前，蒋先生就打电话叫我过来帮忙,说今年有一次重要的学术聚会，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书院会讲。参加聚会的朋友都是全国一流学者，我们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和往常一样，我接到电话就从合肥赶了过来。这是2004年的夏天。

7月10日，就在会讲即将开讲的前一天，大雨骤然停止了。乌云渐渐散去，久违的太阳露出了笑脸！和煦的阳光洒在云盘山群峰叠翠的山头上，扫去了人们心中多日的阴霾。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午饭过后，看着晴朗的蓝天，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啊，天助我们也！”在场的人都笑了！

一、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时我并不认识前来参会的这些学者，也不知道这次活动到底有多么重要。

后来我在互联网上看到王达三发布的一则消息：“2004年7月10日至17日，当代著名大儒、阳明精舍主人蒋庆先生将邀请陈明、梁治平、盛洪、康晓光等著名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在中国思想史上必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网上还有人称这是一次“文化保守主义峰会”。“此次会讲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它是信奉弘扬儒家文化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公开集体亮相的标志，是批评解构儒家文化的时代悄然退场的标志，是儒家文化历经百年惨痛失落后重新振起的标志。”

保守主义是一个政治哲学术语，文化保守主义则是一种主张保存自身文化价值或民族传统的哲学。在不同的语境下，或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拥有不同的含义，但它们都有类似的本质：即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保守主义一般是相对激进而言的，而不是相对进步而言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进步，只是反对对传统的激进破坏。

为什么选择保守主义立场？会讲期间，蒋先生对此作出了应答。他说：“为什么选择儒家保守主义立场，而没有选择自由主义和新儒家？首先‘保守’是人的自然心态，怀念过去，担心混乱，恐惧邪恶，渴望秩序，尊崇道德，信奉宗教，这都是人之常情。因为这种人之常情，我们选择了保守主义立场。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并不复杂，也很自然，因为两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价值和政治秩序的维持、个体生命的安顿、生活意义的解决，都是在儒家文化下实现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儒家保守主义。儒家保守主义关键在‘儒家’两个字，因为儒家保守主义不只是一种保守的态度，即不是一种反对社会发展太快守旧复古的情绪，而是具有实质性价值内容的，即保守的是儒家一系列价值。所以，儒家保守主义就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或者叫‘文化保守主义’。……”

康晓光先生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中国正处于需要变革的时代，现有的一切不能自足，鉴于各种内部和外部力量的矛盾，需要变革。在这个时候，需要对‘变革’有一种引导，或者说需要一种蓝图和理想，而我们自己就拥有这样一笔巨大的资源。因此，我们相信基于这样一种传统的资源，可以为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一条比自由主义更好的道路。陈明先生认为：中国立场与儒家价值是统一的。

王达三的帖子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迅速引来了社会各方的关注。互联网上一时吵得沸沸扬扬，莫衷一是。有消息说：“文化保守主义者宣称，中国目前存在着道德危机，而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足以和西方文化抗衡。”又有报道说：“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以一种相当偏激的姿态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是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仅可以相通甚至可以互补，而且优于西方文化并在未来引导世界。”如此等等。

这些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关注持续了一年之后，依然余波未尽。

2005年9月，“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召开，学者方克立因故未能出席，但他在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大陆新儒学’的新课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他还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高度，对甲申之年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思潮”抬头的现象进行分析批判，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作进一步讨论。在他的信中，认为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学理与教义，“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

对2004年阳明精舍的这次会讲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一次历史事件的发生，在当时看起来也许很平常，然而它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只有在若干年以后才能显现。阳明精舍甲申会讲，是一次儒者的心灵相约，是一次智者思想光芒的交汇，它出现在中国儒家文化凋零了百年之后的现代中国，出现在贵州云盘山的阳明精舍，绝非偶然。

这次龙场之会，必将使儒门弦歌再起！

这场“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也必将会在中国文化史册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中国文化托命人

在儒学中衰的时期，蒋先生认为，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家文化，首先要复兴儒家书院的会讲传统，这是儒家文化走出困境的第一步。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书院制度已全面崩溃解体，这次会讲，是近百年来中国恢复儒家书院会讲的一次重大努力。这次会讲得到了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李尚公先生的鼎力资助。

二十多年前，蒋先生就产生了恢复传统书院讲论儒家精神价值的强烈愿望。他认为书院是儒家文化的载体，从儒学的历史看，古代儒家学术思想的复兴与兴盛都是靠民间书院来承担的。但是近百年来儒门淡泊，蒋先生决意“孤心直往”。当时国内曾有研究儒学的知名学者到国外讲学时，说“儒家在中国大陆已经死了”。蒋先生听了这话很伤心，心想儒家在中国大陆哪里已经死了呢？只要国内还有一个信奉儒家义理价值的人，儒家就没有死，儒家就活着！他在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王阳明先生悟道的龙场建成了阳明精舍，向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证明了儒家没有死，儒家还活在信奉儒家义理价值的人心中！阳明精舍虽然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书院，但它可以把儒家生命的薪火一代一代传下去。

蒋庆先生在会上介绍了创建阳明精舍的情况：在精舍开工挖地基的那天，蒋先生想起了徐复观先生。徐复观先生是中国民族文化的托命人。他早年从政从戎，晚年弃政从学，以“一支带有深情的剑笔，开辟一个广阔的战场”，在花果飘零的20世纪，重建灵根再植的世界，深深影响了文化中国的复兴事业。他牢牢记住了老师熊十力的话：“亡国族者，往往自亡其文化”。他五十岁后以一千万字的作品，奋起为民族文化召魂。

徐复观先生在大陆“文化大革命”中，在儒家文化遭到史无前例的摧残时，他说自己要当“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孝子”，要为中国文化守孝。蒋先生想起徐先生的这句话时，内心十分激动。他说他与徐复观先生感同身受。

当时有人问蒋先生：“你把书院建在深山老林，如果没有人去怎么办呢？”蒋先生心情很是悲凉，他说：“如果没有人来，我就一个人在书院守一辈子，我只是尽到自己为儒家守道的心愿而已！如果说徐先生是为中国文化尽孝，我就是为中国文化守灵……”

一言既出，在场的人无不为之震撼！“一辈子为儒家守道守灵”，这是一位当代儒者发自肺腑的声音，多么悲凉的声音啊！

三、和乐之声，弦歌不辍

会讲前夕，晚饭过后，盛洪先生和康晓光先生，还有深圳来的龙隆先生等，在奉元楼前庭等候陈明先生与后学王达三一行的到来。山长蒋先生取出洞箫，他要用箫声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这是蒋先生欢迎友人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这寂静的山林里，还有什么能比这清幽的箫声更令人绝俗怀古？更让人捧出内心的那一份纯粹？在阳明精舍，蒋先生常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友人的诚挚之情。

那天蒋先生吹的第一首曲子是《苏武牧羊》。这首曲子我听过，也知道关于苏武牧羊催人泪下的悲壮故事。我们屏息静听。山林万籁俱寂，箫声在夜空下低回盘旋，如诉如泣，把我们带回到流逝的时光里。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曲中表达古代使臣忠于祖国的铮铮气节与坚如磐石的信念。箫声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儒家的人格精神寄托在箫声里。此情此景，令人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天夜里没有月色，只有习习山风带着芳草的清香在空气中流动。

随着悠远的箫声，阳明精舍的会讲也徐徐拉开了序幕……

以后的许多个夜晚，也是这样晚风扑面的时候，也是在奉元楼，我常常听到歌声或箫声。有时是蒋先生教大家习唱祭祀颂歌《宣圣颂》与《文成颂》，有时是听蒋先生再次吹奏洞箫古曲，或是谈论礼乐。我想起“孔子绝粮三日，而弦歌不辍”的章句，今日阳明精舍之习礼颂乐，不正是在传承先圣孔子留下的文化精神么？！

上古圣王治世，离不开礼乐；儒家先贤教化民众，也离不开礼乐。礼乐文化同样是书院会讲必不可少的内容。蒋先生说：孔子将音乐体现出来的“和”的精神，扩大成为人类的最高理想——“中和”，扩大成历史的最终希望——“大同”，也正是音乐中体现出的“和”的精神，构成了中国文化重视“和谐”的根本特质。教化需要礼乐，因为礼乐具有某种超越而神圣的功效！

会讲期间，除每天集体诵读经典、谈学论道之外，书院还组织到修文县阳明洞、玩意窝祭拜阳明先生。在会讲行即将结束时，举行了一次庄重的《祭圣贤释菜礼》。那天上午，随着三声缓缓的鸣钟，在阳明精舍复夏堂孔子圣像与诸圣贤神位前，山长带领祭拜者们以清香一柱，祭拜至圣先师孔子及诸位先圣先贤，表达后学的敬意，感恩先圣先贤的教化之恩。

“释菜礼”祭祀，使每一位参与者都亲身感受到儒家礼仪的庄严，接受了传统礼乐文化的洗礼和熏陶。

四、思想交锋，智慧相映

王达三根据与会的几位学者不同的理路特征，为他们作了一个简单的形象素描：蒋庆的特征是“政治儒学”，陈明的特征是“文化儒学”，盛洪的特征是“经济儒学”，康晓光的特征是“策论儒学”。阳明精舍的这次会讲，是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上，保守主义者一次集体、公开的闪亮登场！

几天的会讲，议题很广，内容丰富，议程安排虽然十分紧凑，但有时还得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继续进行。

我至始至终参与旁听，深深感受到这些学者忧国忧民，关注家国天下、民众福祉与中国文化复兴的真挚情怀。他们讨论儒家的义理与事功，讨论儒家文化如何回应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与存在，讨论儒家对西方自由主义“重叠共识”的回应，讨论“士”与“精英”的区别，讨论儒家与宪政的关系，等等。

在关于儒家文化如何回应市场经济的问题上，盛洪先生作了主导性发言。盛洪对经济学各领域有着广泛的兴趣，他不仅研究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产业经济理论和中国产业政策问题、制度起源和变迁问题等，并且也非常关注文化与道德问题，关注儒家的天下主义问题。就在他的理性思考和研究走向更加深入时，遇到了理论研究中的“瓶颈”困扰，这时，他找到了儒家。

盛洪先生说，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学说和主张里面，包含了大量现代经济的因素。现代所谓西方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最主要的主张是自然秩序，“作为我这个学经济学的人来看，自然秩序的经济秩序，恰恰是在儒家那里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也就是说，儒家对经济最基本的看法，叫做‘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以民之所利而利之。’这在历代儒家那里一贯如此，从孔子到孟子，包括像《盐铁论》里面的辩论，文学贤良们的主张，包括宋代新党、旧党的类似争论，都包含了大量的经济自然秩序的主张。还有宋代陈亮、叶适等人，或者说是功利主义的儒家，他们经过讨论得出的结论，和斯密以后西方经济学的主张非常接近，甚至连语言都非常接近。从这个角度看，儒学里面有着非常成熟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盛先生还说，传统中国的市场制度造就了中国，应该说是造就了中国的经济辉煌。他在发言中列举了许多数据，说明中国古代市场制度的成绩是非常明显的。他还说，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不是战争刺激的，不是采用不可再生的资源来进行的。这就是儒家的经济思想。如果这种思想可以叫做“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话，儒家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对于这个问题，蒋先生补充说：按照我对儒家的理解，儒家不会接受“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儒家在考虑衡量一个具体经济行为的合法性时，既要考虑人的利益的合法性，又要考虑天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三重合法性同时考虑，尽量使人类经济行为获得更周全的合法性。……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的“中和智慧”，落实下来就是儒家所说的“王道”。可见，“王道”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域，也适用于经济领域。

在讨论儒家和宪政的问题时，康晓光先生用笔记本电脑中所存的数据资料和自己设计的图标对自由民主宪政进行分析演示。他分析的结论是：第一层，自由民主的宪政是不好的，即是不正当的；第二层，假设自由民主宪政是好的，但也是假的，即是虚伪的；第三层，假设自由民主宪政是好的，也不是谎言，但对中国是没用的，即是无效的。

大家认为，康晓光用西方现代研究方法，从经验数据上来证明他对西方民主宪政的批评，用客观事实说话，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

晓光先生说他自己研究问题的方式基本上是“野路子”，从来不顾忌学科的界限。他说：“我认为学术这个东西就是个工具，而且我做的完全是经世济用的。在这一意义上，我是典型的中国人，以解决问题为己任。我最早研究的是贫困问题，也就是农村贫困，这是对我们现实的关怀。”为了研究贫困问题，晓光先生在广西一个贫困县里挂职做了一年副县长。他研究贫困问题，一方面看到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户，一方面还看到城里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所以他看到了很大的反差。“贫困问题，不平等问题，中国的繁荣发展，对我冲击是相当大的。公正问题始终是我思考的核心问题。所以我想得最多的是，平等是不可能的，古往今来任何社会都不平等，这是肯定的。但问题是如何能够让这些底层的人过得好一点，这是我考虑的最现实的问题。” “我认为任何一种有生命的、有意义的、有创新的理论，全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康晓光先生如是说。

讨论中，陈明先生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即用见体”的理路，谈了他“从中体西用”到“即用见体”的思想发展过程。他的这个话题引起了热烈讨论，最后大家一致服从会讲开始时确定的原则，求同存异。

关于“士”与“精英”的区别，蒋先生作了详细的阐述。蒋先生的博学与坚守是众所周知的。他说：什么是精英？什么叫知识精英？是不是读了博士拿了文凭、取得了较高学位的社会管理者就是精英？不是。按照儒家的看法，“士”和西方民主政治所说的精英不是一个概念。“士”有社会担当，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以体道、谋道、守道、践道终其一生，而不谋一己私利，这才是“士”。也就是说，只有担当了儒家的价值理想与文化关怀的人，才能称为“士”。而那些为自己的利益追求知识，获取社会高位的所谓“精英”，不是“士”。在蒋先生主张的“贤能政治”制度的构架里，由“士”组成的群体是社会的中坚。

会场的讨论气氛总是既严肃又热烈，有时也会爆出一阵阵轻松欢快的笑声。这些笑声往往来自陈明先生率直的发言和康晓光先生的幽默。康晓光先生的幽默是这次会讲场外的一个亮点，闲暇时，大家总爱围着晓光，听他讲各种有趣故事。

七月十五日，讨论一直进行到深夜，大家还意犹未尽。这天的会讲由陈明先生主持，结束前，他看看外面的天色说：“不早了？”

蒋庆先生接着说：“会讲就进行到这里吧。不早了，明夷之光呀！”……

第二天上午，在复夏堂举行了《祭圣贤释菜礼》之后， 下午登山野游。晚上在性天园自由漫谈……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夜，天空静寂湛蓝，有几颗星星在远处闪烁。我想，或许历史已经记住了这一时刻！

2012年7月18日写于阳明精舍月窟居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