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书院肇始于隋唐、发展于宋代、繁盛于明清,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传承文脉的独特教育形式。士人(古时的读书人)围绕书院,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等多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可以说,千百年来,书院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文化思想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文化书院于1984年成立。教授办院,学者云集,爆发出空前的生机活力和创造力。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老一辈学者来了。汤一介,孙长江、宁可、李泽厚、乐黛云等中年学者来了。李中华、王守常、魏常海等青年学者来了。杜维明、成中英、陈鼓应、冉云华、陈启云、傅伟勋、韦政通、李绍崑等海外学者也来了。书院就这样办了起···
9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伏羲庙,了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情况。他指出,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人,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上海文庙历史悠久,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的上海镇学。13世纪中叶,镇人唐时措购买房屋,改建成梓潼祠,挂孔子遗像于其中,并于祠旁建古修堂,供诸生读书。于是上海始有镇学,具备文庙的雏形。1292年上海建县以后,文庙被建在县衙门的东边,位于今四牌楼路和学院路一带。现在坐落于文庙路215号的上海文庙是1855年迁到这里重建的,···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踏上湖南资兴这片充满灵气的土地。我是您的导游,今天将与您一同探访一处历史与文化交融的圣地——观澜书院。
书院,大致起源于唐,崛起于宋,经元、明、清各朝,直至今日依旧弦歌不断。从最初的藏书之地,到后来逐步演变成读书、教书、写书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承载着悠久的中华优秀教育传统和文化传统。
七月底到八月初,我们夫妇俩去日照“避暑”期间有幸参观了山东省日照市的“孔子文化园”。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副高悬于岳麓书院文庙的对联,道出了湖湘文脉的渊源有自,高扬了舍我其谁的气魄,也深刻地折射出岳麓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精神高地的历史底蕴。
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和学术传播阵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唐、五代,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书院的数量成为衡量宋代以后区域教育发展程度和学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书院的发达,对明清徽州的学术发展、教育繁荣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孟夏之末,我们坐在安化梅城镇的文庙泮池边,浓稠的绿意从四周裹过来。大树的枝叶严丝合缝地挡住天光,长势蓬勃的青苔为地砖围出毛绒样的边。泮池,一汪浅绿色的半月形的水潭,倒映着草木之影。几尾橘红的鲤鱼在影中游动,间或发出极轻微的“嚯”的跃水声。
悠久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世界贡献了许多杰出的成果,中国传统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在诸多的中国传统教育成果中,书院是其中最杰出的优秀典范。中国书院不仅仅鲜明体现了人类文明追求、传承知识与道德的普遍性价值,尤其集中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人文理想、历史经验、教育实践,代表了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一种独特模式。
书院,生长于中国,传播至东亚,影响在世界。作为古人读书、讲学、做学问的特有场域,书院最早现于唐朝,发展于宋代。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书院是立于道统并传承道统的地方。书院是基于传承中华文化而设立的,这也是书院的底色。传统以降,“书院”这个名词既承载着圣贤人格的智慧,也是培养内圣外王人格的表征,是中国文化智慧的真切笃行。我们以中国独特的书院教育形式,传承中华道统。
同光年间长沙官学得到强化,书院也走上官学化的道路,教学内容也极力灌输传统伦理道德和正统理学思想,但受全国洋务思潮的影响,长沙教育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主要体现在经世致用、重视实践、教授新学倾向的加强和民间捐资助学之风的兴起等。
在河南扶沟县城内书院街,矗立着一座书院,南北长73.65米,东西宽39.9米,总面积约有3000平方米,房屋有52间之多,在现存的古代书院中,其建筑数量可以排在全国前列,一个县城能够拥有一座如此规模的书院,令人惊叹,这就是著名的大程书院。
崇实书院是晚清名臣薛福成(1838—1894)在任职浙江省宁绍台道期间主持修建的官办学堂。迄今为止,史学界对其创建时间众说纷纭。现予以考辨,并对其办学宗旨和历史地位加以阐述。
玉山书院是为颂扬晦斋李彦迪(1491-1553)之学德而创建的书院,位于庆尚北道庆州市玉山里。李彦迪是朝鲜朝中宗时期的重要文臣,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性理学者。
2024年3月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长沙市考察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了解学校用好红色资源、坚持立德树人等情况。让我们走进这座百年师范,探寻这里的铸魂育人故事。
2014年3月16日,我离开天宁禅寺,不知不觉就转到了附近的常州市工人文化宫。常州市工人文化宫对我来说是一处有着深刻记忆的地方,那是在1990年,我作为一家外资广东企业的监造工程师,在常州负责一台大型港口设备的监造任务,在常州住了半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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