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教文化的传承与价值回归

作者：范必萱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西元2024年9月5日

摘要：中国古代母教起源于原始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类在认识母教之前，母教就已经存在了。母教文化的形成，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她植根于中华元典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发展于西周宗法制度建立之后。母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内容及其丰厚，是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目前，母教文化复兴的形势是严峻的。传承母教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古，更不是为了迎合西方文化思潮，而是为建立一个适合于中国现代女性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为她们提供一个足以身份认同的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培育更多的君子与贤才。这是我们探寻母教文化价值复归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溯源；元典精神；现代女性；价值复归

一、母教文化溯源

母教文化的精髓来源于母爱。母爱来源于人性的本能。生物学家指出，十月怀胎，随着母爱素在孕妇体内的增加，女性对腹中胎儿的感应和胎儿对母亲心律的适应，开始建立母亲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女性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体现出初始的母爱和母亲的本能，这是人类生物属性的体现。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的这种自然属性，是天道大化流行在人性中的展现，是母性的本源，也是母教的原始基础。

原始社会，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生产资料归氏族所有，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实行族外群婚制(氏族内部禁止通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按母系计算，氏族的族长一般由妇女担任。母亲在采集经济和照管孩子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女始祖在族内受到高度尊敬。这一时期，既没有女性对男性的压迫，也没有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男女地位完全对等，犹如现代家庭中孩子眼中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一样，都是平等的，不存在差异和分别。但是相对而言，母亲更有亲和力，子女对母亲更有情感上的依恋，因为母亲能给子女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在原始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女巫是最早的教育工作者。女巫从大量的实践经验中积累了占卜、治病和生育儿女方面的常识，她们把这些常识告诉给孩子的母亲，再由母亲传授给自己的子女，尤其是教导自己的女儿。例如：母亲会告诫女子不能与族内的男子通婚，并教会女儿一些简单的生理常识。这也许是最早的母教，或者说是母教的萌芽。在家庭出现之后，母亲所起的作用逐步凸显出来，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龟片上，象形文字中的“安”字，是一个象征房子的宝盖头下面安静地跪坐着一个女子（古时候的男子也是跪坐），其寓意象征“安居之所”必有女子，有女才有家。可以说，人类在认识母教之前，母教就已经存在了。

西周时期，宗法制度建立，对女子教育的内容依礼制进行一系列规范，母教文化有了一定发展。周代晚期是中华文化生成的“轴心时代”，形成了影响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经典，母教文化在中华元典精神的影响下，得到长足发展。在《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宫闱典、家范典、闺媛典中，亦有记载。

西汉刘向编纂《列女传》，记录了一百多个从上古时期至汉代妇女的历史故事。首卷是“母仪传”，赞颂妇女教子有方、母仪天下的功绩，尤其以“周室三母”和“邹孟轲母”篇章为典范，为中华母教文化奠定了实践基础，初步形成母教文化的雏形，遂成为中华母教文化薪火相传的絜矩之道。

《古列女传》颂扬了“周室三母”的懿德。周室三母，即太姜、太任、太姒。太姜是王季的母亲，是周文王的祖母。她生下了泰伯、仲雍、王季三个儿子。她性情忠贞和顺，广施德教，堪称表率。太任是文王的母亲，王季的正妃。她性情端庄专一，诚挚庄重，言行遵循德行。她怀孕后，不看邪恶的事物，不听淫邪的声音，不说傲慢的话，非常注意胎教。后来她生下文王。文王生来明达圣哲，太任教他的东西都能触类旁通，文王后来成为周朝的始祖。人们认为，这是太任实施“胎教”的结果。此后，古代妇女以学习太任的“胎教”为榜样，怀孕以后，睡不侧身，坐不偏斜，站不跛脚，食不吃怪味，眼不看邪恶的事物，耳不听放荡的声音，晚上吟诵诗歌，说正道之事。古人认为，由于母亲与外界美好事物的感应，这样生下来的小孩，便能形貌端正，才能过人。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胎教”是从三千多年前就开始的，文王的母亲太任是中国“胎教”第一人。太姒是文王的妻子，武王的母亲，她生性仁德明理。她嫁到周室之后，仰慕太姜、太任的懿德美行，早晚勤于劳作，料理家务，恪尽妇道，被后世称作“文母”。《诗经·大雅·大明》就是歌颂太姒的。太姒生了十个儿子，小时候都受到她的悉心教诲。儿子们长大后，又受到文王的教导，所以成就了武王和周公的德治功绩。周朝之所以能够传30代37王，延续国运约800年时间，除了因为建立健全礼乐制度之外，还与这三位伟大母亲建立的家教家风有关。

周朝的贵族家庭还很重视对女子的“闺阁教育”：女孩从出生到能够独立饮食时，母亲或教母就教她一些行为规范，例如怎样使用物品，听见父母呼唤及时应答等；六岁开始学习简单的数字及东西南北方位；七岁教她不与男孩同席共食；八岁就教她出入门户或即席饮食应后于长者，养成进退辞让的品德；九岁教她一个月的日数和朔望（即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等常识，随年龄增大，内容逐步加深。十岁以后便以不出闺门为原则，以学习家务为主要内容。除以上教育外，女子幼小还接受“男女有别”的教育，在举行“筓礼”（成丁礼）时，母亲或教姆对女子施以成年人应有的基本知识教育，“男女有别”、“内外之分”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并教育女子将来怎样处理叔嫂之间、翁媳之间的关系等等，其目的是提高妇女的道德修养，养育血统纯正的后代。女子出嫁之前，要施以三个月的专门教育。出嫁时，父母还要教她懂得在夫家如何服侍舅姑和料理家务的常识，以使嫁到夫家之后能够与家庭成员和睦相处。

《古列女传》中讲述孟母教子的几个故事，成为流芳百世的母教楷模。“孟母三迁”，体现出作为单亲妈妈的孟母，对孩子成长的环境十分重视，她深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多次迁居，最后选择在学宫附近住下，使孟子从小受到诵读诗书、演习礼仪的熏陶，为孟子学成“六艺”打下良好基础；“断机教子”的故事，可见孟母为培养孩子学业上持之以恒的毅力，用剪断织机上布匹的特殊举动，告诫孟子做事必须有始有终。《列女传》中还有两个故事，说明孟母深谙礼法的高尚人格素养，对当代母亲亦有启迪意义。一个故事说，孟子成婚以后，有一次进入自己的卧室，见室内的妻子衣冠不整，很不高兴，转头就走出门外。他的妻子见到此状，感到委屈，便收拾自己的衣物，去向孟母辞行，表示要回娘家。孟母知道后，对孟子说：“按照礼法，人进门之前，首先要问谁在屋里？以表示恭敬。快走进厅堂的时候，要发出声响，以引起厅堂里的人注意。如果进到别人家里，眼睛要往下看，唯恐看到别人的隐私。今天是你没有遵守礼法，却责备别人失礼，这不是与圣人的教诲相差很远了吗？”孟子听了母亲的话，立即向妻子道歉，并挽留了妻子。另一个故事说，孟子成人之后，想离开齐国到别处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但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不便远行，为此事感到发愁。对儿子的情绪，孟母有所觉察。了解缘由后，孟母说：“按照礼法，作为妇女，只需要操持家务，不可有所失职。古礼有“三从”之德，年少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现在你已成人，而我已年迈，就应该你行你的道义，我行我的礼法。”由此可见，孟母深明大义，身教与言教并重，一以贯之，故为中国培养出一位伟大的“亚圣”。

孟母教子的这些故事给我们很多启发：一是孟母自身深谙礼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教导儿子知礼、守礼；二是孟母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包括世人难以处理的婆媳关系，促进了家庭和睦，令世人由衷敬佩；三是孟母教子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孩子的成长阶段施以不同的内容，因势利导，充满理性与智慧。所以，孟母不愧为中国古代第一位名垂青史的伟大母亲。孟母开创了中华母教文化的新篇章。

继孟母之后，还有陶母、欧母、岳母等伟大母亲教子的动人故事，人所共知。这些伟大的母亲，用她们纯洁的母爱，坚守坤道懿德，以坚忍不拔的品格，为中国社会培养出贤人、君子和社会有用人才，为推进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间接贡献。以此同时，她们善良慈爱、谦恭勤俭、坚韧聪慧的品质，成为中国妇女的集体性格，成就了中国特色的“母教文化”。

二、植根于中华元典中的母教文化

几千年来，植根于中华元典文化之中的母教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例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大化流行”的宇宙观、“阴阳交合”的生成观，等等，都为母教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义理资源。“乾坤有序、阴阳合和”、“男女有别，各正其位”的理念，成为家庭伦理教育的基本原则。

《周易》的乾坤两卦，是《易》学的核心，“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君子人格。《周易·系辞传》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确立了乾道与坤道的空间定位；“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乾道化生一切阳性事物（包括人道的男性），坤道化生一切阴性事物（包括人道的女性），是《易传》从哲学的高度说明男人和女人的性别特征。但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中国文化中阴阳交合、互生互补的观念，形成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二元互补，正是家庭和睦、男女和谐的关键。这种观念，与西方文化对性别理念的认识有着明显区别。美国学者罗莎莉在她的《儒学与女性》一书中写道：“李约瑟的阴阳、男女二分法与与西方女权主义者对于笛卡尔哲学框架中男女二元对立的阐释相符合。”书中又说：“在笛卡尔哲学框架中，男性和女性不仅是有区别的、有等级的，关键在于它们是相互对立的概念，彼此否定而非团结。因而，将相互关联的阴阳隐喻等同于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举动不仅预设了性别的本体论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它建构了性别的二元对立和彼此否定的本质。”是二元互补，还是二元对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成为中西文化在认识男性与女性关系问题上的分界线。

《周易∙文言传》对《坤卦》卦辞的解释，为女性的特有气质奠定了理论基础。卦辞中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因为《坤卦》六根爻皆为阴爻，柔弱到了极点，但静极而生动，动也最为刚强；虽然安静道了极点，但是始终保持着品德的方正。正如古语有言：“女本柔弱，为母则刚”。 母仪天下，坤道含弘， 正是因为母爱内在力量的展现。《文言传∙ 坤卦》中还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坤道涵盖妇道，以厚德载物为主要特征，体现母教在家风中的重要作用。家风是家庭的灵魂，是培养孩子良好品质的摇篮。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母教中施以“道德首出，仁为根本”的宗旨，正是孟子“性善论”的彰显与在社会实践中的落实。

《周易∙家人卦》讲的是齐家之道。 《家人卦》的“彖传”说：“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古代的家庭，由女人主管家庭内务，陪伴和教育孩子，男子主管外部事务，挣钱养家。这样的分工，产生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落后的生产力限制了女性外出工作的机会，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男人。“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适应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但是对女性而言，有利也有弊。一方面，这样的分工减轻了女性的身心压力；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周易》中，还有《咸卦》、《恒卦》、《渐卦》、《归妹卦》、《睽卦》、《姤卦》、《革卦》等，其中都含有母教文化的元素，为女性的身心安顿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周易》从宇宙观、整体观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母教文化的义理支撑。

历史上，虽然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缺少话语权，但是流传下来一些由女性自己撰写的女教课本，体现出女性在华夏文明的进程中并不缺位，其中有民间所称的《女四书》，就是实例。在《女四书》中，尤以班昭撰写的《女诫》流传最为广泛。班昭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女史学家，她胸怀家国，矢志不渝，继承父兄的遗志，完成了《汉书》的续写。她曾应皇帝延请到宫廷教导后宫嫔妃，做了皇后的老师。用今天的话说，班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君子”。班昭的丈夫姓曹，所以人们尊称她为“曹大家”。她丈夫去世较早，她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儿子做了朝廷命官。晚年的班昭在身患重病期间，看到家族内的女孩子无人教诲，不知礼数，担心她们将来出嫁后不懂妇道，会影响家庭生活的幸福。因此她带病写下《女诫》七篇，让女孩子们各自抄写保留，以便出嫁后可以遵照奉行，以利于家庭和睦。这份手抄《女诫》之后流传于坊间，成为社会上重视女子教育的家庭的教女课本，直至民国时期。

在唐代，有女学士宋若华和她的妹妹宋若昭合著《女论语》。这部《女论语》是仿效《女诫》的体例而写的，内容多为《女诫》内容的具体细化；明朝徐皇后为教育宫中女子，将古圣先贤关于女子品德的教诲选编成书，书名为《内训》； 明末清初，儒者王相的母亲刘氏收集整理出古代贞妇烈女与贤妻良母的事迹，编写出《女范捷录》。于是，后世将《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统称为“女四书”，遂成为中国历史上女子教育的基本教材。由于“女四书”的作者都是女性，她们的教化理念保留了女性细腻温和的特点，曾经对受教女子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女子教育尤为重视。朱熹的女教观是他推行理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他维护人伦秩序和社会纪纲的一个重要方面。朱熹曾经刊印过《女诫》，晚年的他还拟订了以“正静、卑弱、孝爱、和睦、勤谨、俭质、宽惠、讲学”八个篇目为提纲的关于女子教育的构想。虽然朱熹生前未能完成这套女子教材的编写，但是它为中国的女性教育留下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框架，可以作为当今母教理论的参考。尤其是“讲学”篇目的提出，是朱子对女性自觉承担女教责任的意愿。

三、探寻母教文化时代价值的回归

母教是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广义母教，是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互动，施教者是一代致力于母教文化的知性群体，以仁义之心与家国情怀致力于对女子教育的关怀与观照。这个群体必须形成合力，形成矢量，才能使母教文化成为具有道德价值影响力的文化现象，才能广泛惠及社会的各个家庭及其后代。

所谓狭义的母教，则是一个家庭中施教者与受教者个体生命之间的互动。母教是一门学问，受教者的个性特点千差万别，成长的各个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需求，应当因势利导，应当像孟母教子那样，在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和内容，才能体现出母教文化鲜活的生命力。

女性既是母教文化的施教者，也是母教文化的受教者。因此，传承母教文化，亟需建立起一个现代母教文化的价值体系，寻找一条既适合女性身心发展，又保持纯正价值理性的路径。在《朱子语类∙卷七》中，有一段朱熹与学生关于女子教育的对话，可供我们参考。有学生问：“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之外，如《论语》，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朱熹答道：“亦可。曹大家《女诫》、温公《家范》，亦好。”这些对话的内容，虽然是针对当时女子教育的状况而言，但对我们今天的女子教育亦有启示。孔子倡导的“温柔敦厚”和“诗教化”之教学方法，更适合于母教文化推展。一般而言，女性不喜欢纯理性的教条，更注重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她们不喜欢空洞的理论，更注重灵动的感性发挥；在她们喜欢诗词歌赋中，更倾向于婉约，而豪放次之；如此等等。因此，关注女性独特的文化视域和气质特征，是当今推展母教文化不可忽略环节。

中国女性当下所面临的是一个各种文化交汇、各种文明冲突的社会环境，国际社会女性的各种思潮也十分复杂。1995年9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大会主题是“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在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已将“性别意识纳入主流”，在公共管理领域，提出了“男女平等”在政治主张。在中国，“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中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妇女与男性公民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明确赋予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五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仅如此，中国的法律还针对妇女的特殊问题规定了特殊的权益。中国妇女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及就业权在不断提高，并有一部分女性参与了国家的管理层。这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自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妇会”以后，第五次“世妇会”至今没能如期召开。究其原因，是在这二十多年中，世界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国际社会面临激烈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和文化冲突。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为现代女性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才华的社会舞台，但是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遭遇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男女平等”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人类学家认为，理想社会的两性关系应该是公正的、愉快的，男女之间应是相依、平等、互补的关系。西方女权主义在反对性别歧视的过程中，曾经为妇女解放做出一定贡献，但是后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部分女权主义者完全站在与男性对立的立场上、甚至带着性别仇视来讨论女性的存在，其结果无疑会引发社会矛盾的产生，影响家庭关系与社会和谐，同时也伤害到女性自身，损害到女性对自身的自然属性的守护。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经济地位有了变化，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女性不再局限于“面包和玫瑰”的诉求，还有更高的精神需求。在这些精神需求中，还原她们的自然本性尤为重要。如果经济成了人们唯一追求的目标，如果女性的“自然角色”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消失殆尽，那么，对女性来说，“妇女解放”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目前，母教文化复兴的现状是严峻的。一是近百年来，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遭到冲击和破坏，母教文化出现断层，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和偏见，现代女性失去心灵内在的文化依托，缺乏精神的归宿感；二是拜金主义的侵蚀，道德评判标准出现混乱，一些女性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丧失了女性的矜持与自尊；三是有些母亲忽略了自身的天然职责，出于各种原因，长期抛下幼小的孩子远去他乡，“留守儿童”心灵成长过程中由于缺少母爱造成的隐患，将会成为社会的“集体之痛”；四是现代女性在职场的打拼和在家庭事务中的双重压力，使她们感到身心疲惫。由于此类原因，使有的女性害怕结婚；有的结婚后不敢要孩子；有的怀了孩子又为不知如何养育孩子而感到焦虑；如此等等。因此，除了需要社会综合考虑安顿女性身心的制度建设外，也需要推进母教文化价值体系的研究与重构，唤醒女性对母教文化的集体认同与社会担当，同时也需要推进母教文化的社会实践，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事业，亟待探寻母教文化的价值回归。

作为母教文化主体的女性，或者是现在的母亲，或者是未来的母亲，是母教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有贤女则有贤母，有贤母才可能培养贤才。正家之道，始于夫妇；家正，则国兴。因此，母教文化的回归，是社会和谐的需要，是民族整体素质提高的需要。女性在民族的文明传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母亲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因为，母亲是家庭和孩子的“守护神”。

近年来，不少文化学者对母教文化中的女性教育给予充分关注。儒学研究专家韩星先生在他的论文《三才之道构架下的坤道关怀》中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渊源悠久，本质上是天地人一体，认为人类与天地及万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后来演化为‘天人合一’，忽视了地道。地道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形成了更具有涵盖性的‘坤道’观念。坤道是在地道的基础上演化并光大，延伸到自然界指阴性、雌性，延伸到人类社会指母道、妻道、子道、臣道等，基本德性是顺、柔、静等。三才构架或者天地人一体的传统在今天仍然是构建新儒学的基本构架。”韩先生从儒家“三才观”的整体高度提出了对母道、妻道的关怀。韩先生认为：“当今迫切需要明人伦，重建伦理，在此基础上重建家庭、社会基本秩序。”明人伦、重建伦理，应是母教文化的首要之需。现代社会，女子虽然在接受知识方面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但由于现代教育中缺乏针对女性特质的内容，使女性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常常感到迷茫和尴尬。因此，重新梳理母教文化的脉络，重构母教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促进母教文化的回归的当务之急。

传承和发扬母教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古，不是为了迎合西方文化的潮流。传承母教文化，是为了在现代文明的土地上，更好地了解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解析历史上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价值的源泉，发掘中华元典精神中为我们女性留下的智慧瑰宝，为现代女性提供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继而为民族培养出更多的君子贤才。这是我们探寻母教文化复归的意义所在。

（2024年9月4日修改于合肥静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