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显示，中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比重不足4%，不到美国的9%、日本的40%，表明与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为美国的40%、日本的107%）、国家外汇储备等“硬实力”相比，中国“软实力”明显落后。

    值得玩味的是，该报告所用“软实力”一词，本身就是一个舶来的概念，表明中国学者缺乏运用本土的或创新的概念解释国际政治现象和引领世界学术思潮的能力，也算是中国“软实力”落后的一个的例证吧。特别是，该概念的创始人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早就指出中国“软实力”与欧美相差甚远。不过，他明确反对用文化产业来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强弱。

    在奈看来，“软实力”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影响他国政府及其民众行为来实现本国目的或维护本国利益的能力，主要方式是通过吸引和说服来获得别人心悦诚服的支持。基于此，他认为文化产业未必就能产生“软实力”，因为大量事实表明，有些国家的年轻人虽然喜欢穿牛仔裤、吃肯德基、喝可口可乐、看好莱坞大片，但并不妨碍他们对美国持不友好的态度。

    奈的意见不无道理。的确，文化产业尽管会附带产生某些或某种程度的“软实力”，但它终究还是一种产业或“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或说不是主要的“软实力”。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中医往往被视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反过来想，西医占据中国医药产业比重的十之八九，难道就意味着接受西医治疗的中国人就支持欧洲或美国吗？

    把文化产业视为衡量中国“软实力”的主要指标，说明我们对“软实力”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或说仍未走出“硬实力”决定一切的思维模式。此外，各省市和各城市的商贸、旅游、文物、餐饮行业等无不被寄予增强本地“软实力”的厚望，就连一些村镇也喊出了建设“软实力”的口号，且常将影响人群设定为国内民众，走失了“软实力”作为国际政治术语的原意。

    固然，大量误读、泛化和滥用“软实力”概念，表明这个舶来词汇的内涵和外延已经中国化。但是，要拓展中国海外“软实力”，仍须按照奈所界定的“软实力”的三个来源，即一国的文化（能吸引别人的部分）、政治价值观（在国内外都遵行）、外交政策（合法且具有道德威望），来梳理和优化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资源和途经。在这方面，以下几个理路需要重视：

    首先，坚持“内圣外王”。内政外交一体相连，内忧外患密不可分，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不过，“内因决定外因”，“诚于内者必形于外”。“软实力”影响虽然在外，但源头却在国内。打牢“内圣”基础，努力做到政治清明、经济稳定、民生改善、社会和谐，持续提高民众幸福指数，不断增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和认同度，是中国实现“外王”或说打造“中国梦”的根本。就此而言，中国“软实力”更多需要的是证明，而不仅仅是说明。

    其次，选择“比较优势”。在西方“硬实力”横绝天下和“软实力”泛滥全球的情况下，作为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中国，“软实力”建设不应采取冲突或回避的方式，而应以激活自身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为突破口（这是中国得天独厚的“软实力”资源），一方面重新定义西方价值观，化解西方“软实力”挑战，一方面重新诠释中国价值观，积极打造“文化中国”。简言之，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优势在于“文化型”或“文明型”而不是“政治型”。

    第三，做到“大象无形”。“软实力”之所以为“软实力”，在于它的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具有软性、温和、隐蔽、渗透的特征，通过感染和教化等途径，成为百姓“人伦日用而不知”的潜意识，此即古语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或“观乎人文，化成天下”。因此，凡是强势的、大规模的、显而易见的甚至带有进攻性的方案和方式，都不利于或无助于提高“软实力”，甚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