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文关怀、人生意义为出发点的中国哲学,既呈现出忧患意识,又包含有乐感精神,其实应该用“忧乐圆融”来概括。宋代士大夫在推动儒家哲学化的内圣外王之道建构过程中,其出发点就是一种兼容忧乐的情怀。宋代士大夫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又追求“孔颜乐处”的超然境界。宋儒通过挖掘《四书》中的忧乐情怀,找到了儒学及中国哲学的深层···
先秦是中国早期思想史上一个活跃而辉煌的时期,中国传统社会以道德为本位的核心观念体系形成于这一时期。诸子的百家学说,争鸣之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种思想主张于包容中显现出融汇、融汇中显现出包容。仅以当时的君子观和天下观而论,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香港民主是“一国两制”的一个部分,必须依据并服务于这一宪制前提和框架。新选制就是将香港民主的“爱国”前提条件予以制度上的清晰化,是对香港民主文化与民主社会基础的重构。香港民主的评判指标也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是回归“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而投票率只是评价香港民主质量的一个指标,将其过分凸显恰恰反映了香港民主文化仍然···
儒家文化,以儒经为载体,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儒家群体,以信奉和践行儒家文化之人组成的群体;儒家王朝,以儒立国和治国的王朝。此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割裂,也不能完全划等号。
其实是宋朝君主处处受掣肘的常态。今天许多人以为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但这一想象并不合宋朝史实。我仔细考究过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其完备性可谓为历代所不及,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一般性约束,也有其他王朝所无的特别约束。
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余录》中对这一条所记内容提出怀疑,主要理由是:“定公之时,颜子尚少。”其认为不会有此事,又认为“此事本出《吕览》,乃颜阖对庄公语,非颜渊对庄公语也。”细而绎之,其实崔述的这两条论据均非切实可靠之论。一是,鲁定公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09年至前495年,而颜回的生卒年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21年至前481年,即鲁定···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长期交往和不断融合形成的共同体,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深沉厚重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壮大,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南宋淳祐年间建造的明道书院是成立较早的一所书院,地处建康府城镇淮桥东北(今江苏省南京市中华门北),明道书院的命名和理学创始者之一程颢有直接的关系,因程颢号曰明道先生而得之。最初建立明道书院的目的是“刊其遗书,崇其仪型,使天下后世之学者,收其心之所思,而明先生之教”。
不得不说,这不是费先生一个人的问题,这是白话文运动以后文化名家普遍的尴尬,时过境迁,他们曾经精彩的文字,今天的人读起来不顺了。原因主要是白话文是文话一体,变化太快,必然出现这种情况。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回顾了港澳回归的历史,以及香港局势出现严峻局面后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太极殿②众君子,分司洛城。自春涉秋,日有游讨。既而韦公③出守,兹乐便废。顷因公宴,方接咏言。崔光禄述志论文,首贻雅唱。诸公嘉德叙事,咸有报章。若夫盛时、荣位、华景、胜会,此四者古难一遇,而我辈比实兼之。至于精言探道,妙识发义,戏谑而逢规戒,指讽而见师表。益过三友,岂易得乎?谓膏泽傍润,芝兰久袭,韦公近之矣。以文···
“血性”是指人的血气与德性融合的人格特质。湖湘士人因为其德性与血气的结合,故而能够做出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业来。湖湘地区血气与德性结合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的形成,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积淀与主观的文化心理建设的共同作用完成的过程。
本文探讨哲学与魔鬼的界面。
布拉德·伊文斯(BRAD EVANS)的《凝视人性之痛》写的是一个悖论。一方面,神圣概念——本文即将要解释的是我们谈论的是这个概念的西方变体——被视为人类生活的任何价值都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悖论在于),正是这个神圣性引发了最大的和终极的暴力。
作为无足轻重者本身并没有任何过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无足轻重者,或者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但是,野心勃勃是让无足轻重者成为危险人物的关键因素。
作为无足轻重者本身并没有任何过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无足轻重者,或者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但是,野心勃勃是让无足轻重者成为危险人物的关键因素。
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袭封三十二世衍圣公孔德成之胞姐,至圣孔子基金会孔垂长会长之姑祖母,全国政协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孔德懋女士,因病于2021年11月15日上午8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万章问孟子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总章一二八)孟子此际之所着意,乃在与贤与子不异,对于禹衰之语,并未直接置评。必言之,则亦前后章所谓“好事者为之也”、“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之类而已。
据说最初君子一词为“君王之子”,用以表达受过良好教育,道德与风度比较高尚的王室新生代。后来,追求道德风度的人也都喜欢君子的美名,对君子的内涵的拓宽与讲究日益丰富起来。
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时年已64岁的朱熹接到了自己的老友、宜兴县令高商老寄来的信,信中请他为宜兴新修建的县学校著文以记之。按照儒家的传统,写杂记一类的文章,是要和写碑文一样立意的。立碑著文主要是称颂功德,而这样的文章所记大事、小事各异,故取义也就不一样。因此,清朝姚鼐说,有的人作序与作铭文、作诗文全部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