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当代人的社会生活仍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化礼学研究,有助于传承中华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因为我们的习性还存在一种更弱的版本:即如果我去散步,那是因为我是喜欢散步的人。但是,这与说我除了散步,其他任何事我都不做不完全是一样的。习惯就算再强烈也不是命中注定必然如此。
人们逐渐开始想到自己的人生使命就是依据内心自我或其他冲动来定义自我。但是,这种自我定义最终证明其往往源自社会价值观。在这奇怪的时代,波西米亚反文化时髦潮流意味着与社会元叙事严格保持一致。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要征服的东西,痛苦不能被乐观主义消除,历史不能按照对我们有利的方式重写。虽然这些真理可能有些令人失望,但它们能将我们从虚假的希望和精神支撑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见这个世界。这正是叔本华希望的结果,如果他允许自己拥有希望的话。
通过培养趣味的细致,我们能够变得更少脆弱性,更少被人操控;随着激情世界不再支配我们,理智和观念的伟大领域将再次成为我们可以够得着的东西。
马英九先生此行缅怀先祖,纪念抗战英烈,而无论是先祖,还是英烈,都曾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出牺牲与贡献。我们要学习传承历史文化精神的精髓,团结两岸中国人为民族复兴共同奋斗,并对两岸完全统一作出积极贡献。
与“精神人文主义”相对的,是这样两种既有的人文主义:一种是“外在的人文主义”,即“物质主义”;一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即“科学主义”,实质上是指的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换言之,精神人文主义具有这样两个思考维度:一是精神的内在性与物质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与理性的凡俗性。
在三分法视域下,完整的道德学说既有智性,又有仁性,由仁性提供动力,其学说才能有活动性,这就是“道德动力学”。朱子学理的问题正在于此,由于对仁性体悟不透,仁性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致使整个学说缺少动能。虽然有此缺陷,但朱子所言格物致知蕴含着以智性对仁性加以再认识的内容,又有很强的合理性,在儒学“一源两流”的总体格局中有···
所谓“诗礼文化”,是通过“诗教”“礼教”“乐教”体系所建构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文明形态,是华夏礼乐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基础。
值次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我的“著作集”四书之际,需要写篇总的《后记》,讲一下这几本书的成书过程以及修订情况。
所谓“诗礼文化”,是通过“诗教”“礼教”“乐教”体系所建构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文明形态,是华夏礼乐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基础。
历经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礼乐文明制度,像一座灯塔照耀着中国古代历史的天空。《诗经》正是礼乐文明制度的最佳载体。通过《诗经》的研究,还原礼乐文明的原初形态,并顺沿而下,探讨中国传统礼制的生成、定型、流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诗礼文化形态,同时解决在西方文化百年冲击下不绝如线的诗礼文化精神的承传问题,这应该成为当代中国···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
张载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他所构建的哲学体系,是一种排佛的理论,这种体系使他得以“一以贯之”,而且因此使“周公、孔子之道”得以复显。这里面有几层含意:他的哲学思想肯定现实物质世界即天地宇宙具有真实性
《论语·为政》开宗明义,说“为政以德”,而孔子之学正是“成之以文德”的学问。
近年来在早期儒学的研究中,如何在吸收、借鉴新发现简帛资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掘已有文献在战国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礼记》(包括《大戴礼记》)对于战国儒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还是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本书论述了王阳明哲学的形成、发展、结构、特征和王阳明哲学的境界等。在走出阳明的体系时,作者又站在对象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总体的反观。不得不说本书是认识阳明学、了解阳明学的必读之作。此次修订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扩充,新收录作者最新的阳明学研究成果。
本书收录清代训诂学著作三种,分别为《经传释词》《经传释词补》与《经传释词再补》,均据清刊本影印出版。
儒学学派自孔子开创之后,历经发展,至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峰,而朱子为其代表,被誉为中国文化“千年以来第一人”。诚如蔡尚思先生所说:“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朱子之学风靡东亚,影响及于欧美,正是朱子影响力历久不衰的明证。因此,朱子著述可称为中国文化珍贵的思想宝库。
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联合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世界汉学讲坛”第三讲于3月17日在京成功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