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和文化”的差别在于:西方人习惯于将“和”(harmony)理解为功能配合,而中国人习惯于将“和”理解为心灵感应。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与中国人的生命观及宇宙观有关,那就是:中国文化中预设世界只有“这一个”、同时将人设计成身与心的和合,而不是灵与肉的紧张。也正是这种中国人独特的生命观和宇宙观,使“和”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
经术治国以回向三代,是北宋中期新型儒学士大夫的共同追求。“学术、政事见称于时”的陈舜俞,曾先后师承胡瑗、欧阳修,是建言君主“大有为”,推动朝廷进行全方位政治革新的新型儒学士大夫群体中的佼佼者,也是传承“明体达用”的“湖学”的中坚。
在带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情感智能人出现之后,可能会导致人的自我认知、社会结构和价值目标的进一步转变,这将比工业革命更为彻底地颠覆儒家伦理,因此,加强对儒家价值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的分析,对于理解儒家的未来,对于人类应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都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亨廷顿将“普世文明”话语的本质视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被他视为西方文明的特产,因此,意识形态对文明的替代或其去文明化趋向,就成为西方文明的危机特性。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影响了所有文明体,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象所传递的文明危机也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性危机。
《儒行篇》的德行体系一部分属于孔子时代的礼乐文化德行体系,也有一些后礼乐时代发展出来的德行。儒家提出德性范畴,一定要把它具象化为德行的体系。《儒行篇》在相当程度上更加具体地显现了德行行为的样态。德行论的积极意义就是它能够更具体地显现出那种可学习的行为典范;德性则更能在本质上来说明德行的持久的内在依据和可能性。···
在早期的张载哲学研究中,将其定性为“以气为本”或“唯物论”的观点居于主流地位。研究视角不同,张载气论定位方式及其结果也将不同。有必要使用不同于“性质视角”的新视角亦即“纲领视角”,对张载哲学进行新的探索。
从历史源流上考察,明代200年的“阳明书院”、清代近200年的“贵山书院”,与迄今已有110余年历史的“贵州大学”,乃有一脉相承之关系;换言之,“贵州大学”是明代“阳明书院”、清代“贵山书院”,以及清末民国“贵州大学堂”在贵州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贵州大学与阳明心学在贵州的发展演变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贵州大学是一所具···
本文充分利用牟宗三的未刊书信,结合《全集》中的相关文献,全面展示牟宗三情感世界的各个方面,包括爱情、亲情、师友之情以及自然之情,特别是他爱情与晚年亲情的方面。同时,还将检讨牟宗三的思想中“觉情”这一核心观念深刻与细腻的内涵,并力求在世界哲学的整体脉络中,尤其是在晚近中西方哲学重视和强调“情感”的动态中,指出牟宗三···
“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准则,与灵性社会工作的本质内涵在诸多方面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有着由技术导向发展到灵性导向的必要性。以儒家“仁”的精神来赋予中国灵性社会工作价值内涵,可以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有足够的能力去融合传统与现代、并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
《乾》卦是《周易》的首卦,也是易学研究者注重研究的一个卦。自《周易》问世以来近三千年的释读研究,人们对《乾》卦卦辞、爻辞的理解,却未能取得一致。本文便是对该卦卦辞、爻辞中的几处争议释读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尽可能接近《乾》卦本义,即所谓的“文王本义”。
祭祀先圣孔子的礼仪行为,贯穿于朱熹生活之中,但这种礼仪行为所产生的经验,及其对于朱熹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透过朱熹对于祭祀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很坚定地相信在礼仪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过程中与“先圣”的感通,对于朱熹有着特别的精神意义
有学者批评《庄子》“《易》以道阴阳”之说为“未知《易》”。实际上,司马迁《史记》引孔子所说“《易》以神化”更能揭示出《周易》的主旨和根本精神,孔子“《易》以神化”比《庄子》“道阴阳”之说更为深刻。
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提出的“举孟旗,行荀学”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孔子时期儒学的原始问题,就是“性与天道”问题。“性与天道”问题的实质,就是通过关于人的本性的洞察,将作为伦理道德行为和活动动机的自觉意识、自愿情感和自主意志人文化成人的需要的一部分,成为能以如同饥食渴饮、男欢女爱一样自然而然地得以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
本文试图通过对《孝经刊误》的文本分析来阐明朱子对《孝经》的怀疑和肯定,把握朱子《孝经》学的立论分寸,并结合经学史上的有关看法从一种更为综合的经学观念提出对朱子《孝经》学的重新评价。
董仲舒数哲学是建基于“天数”统摄“人”与“政”之内在关联之上的。董子基于数与比数而建立的天人关系、天政关系不应只从宗教信仰与政治神学的角度来诠释,因为董子之论隐藏着通过比之天数而转借自然理性为“人”与“政”寻找道德理性与制度理性的理论动因。
先秦儒家、道家有着相异互补的身体哲学,儒家的敬重,重在人伦;道家的逍遥,贵在自然。在身体与世界关系、如何认识世界、如何把握世界以及立身于世界等方面得以展现,儒家的敬重与道家的逍遥的身体哲学观相异互补。以儒道互补的身体哲学为基础和延伸,在中国人的心理与情感中多有体现。
就精神人文主义的扩展这一角度而言,重要的是引入“事”的视域。精神人文主义的追求与现实之“事”的展开过程,具有内在的相关性。以“事”观之既可以视为精神人文主义意义扩展的前提,也为精神人文主义更深层面的展开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在公共性维度有着丰富的体现。黄宗羲正视人性之私,但要求为政者在履行公职时应以公抑私,君主不能以最高权位谋取一家一姓之私,群臣也不能将职分定位于效忠一家一姓。黄宗羲主张,国家的大根大本在于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的正当性不在于维护帝王统治,而在于其利于天下万民的动机与措施。
生死问题作为龙场悟道的核心,实为理解阳明归本儒学、判分三教的一把密钥。由龙场之悟对生死一念的勘破,阳明洞达了生命存在的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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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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