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儒家立场出发,直面现代“毋悔”观念的挑战,为悔过的意义做出了辩护,同时也对悔过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指出悔过并不是徒劳、退转、虚幻、无力、全然痛苦和可有可无的。悔所具有的独特意识结构,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发现并改正过恶。现实中工夫的歧出与断裂,并不根源于悔,而应归因于尚不完善的人格结构。
陆象山也是吸收佛禅之“明心见性”以为己用的,其心学并非直承孟子,“十字打开”,反而是经过了程朱的。但陆不会作哲学的思辩和论述,概念含糊混乱,无明晰界定,故大张反支离之说,实质只在强调一个“用”字,切实践履就是功夫。吾人若知朱熹走的也是“明心见性”之路,且比陆为早,所谓“朱陆异同”,就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了。现特将刊于山···
王船山对礼学进行双重建构:一方面在《四书》系统内发明《大学》《中庸》的精微义理;另一方面又将其置回《礼记》,强调《礼记》整体性,以及礼学为政化民成俗的功用。易简精神实质是儒学应对宋以降社会平民化的自我变革尝试,船山将易简精神、心学流弊与平民化转型关联起来,给予反思。
今人或认为“刑不上大夫”非先秦古法,或将《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两句分读,或将它们理解为“礼不施行于庶人之下,刑不施行于大夫之上”,根据竹书《尊德义》可知,这几种意见都是不正确的。
气学不仅是宋明儒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同时也构成东亚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学很好地继承了古代中国“元气宇宙论”以及“道德之气”的传统,在将理学的“以理为本”翻转为“以气为本”之后,于宇宙论、伦理学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从而在宋明儒学内部开辟出一条既不同于理学、也不同于心学的新道路。在东亚儒学视域下,气学的兴起体现了“···
皇侃的《论语义疏》作为六朝《论语》注解的集大成之作,塑造了一个与汉儒和宋儒理解均不同的独特孔子形象。一方面,孔子在《论语》中呈现为一个深入凡俗世界的行教者形象。另一方面,还表现出超凡绝俗、学不可至的圣人本体,借助“隐圣同凡”的说法,皇侃将孔子的两种形象统合于一。
儒家的天命责任概念与西方的自然责任范畴较为接近,大体呈现两种意蕴:一是指儒家有关人为自然所赋予的责任;二是指儒家关于人所应履行的事关天命的责任。儒家天命责任伦理思想是儒家责任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儒家的道德本体论。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其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就此对儒家权利观念加以否定。
张祥龙对孝道哲学研究的新推拓之“新”可用批判熔铸与汇通转化这两个词来概括。具体言之,即批判中西哲学,熔铸科学、哲学,甚至文学,汇通古代文献与现代学术,以现象学的方法解剖古代文献中的孝道意义世界,将文献中折射出的孝道真理作现代解读,将孝道研究与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新进展相沟通
齐鲁文化合流分为三个阶段。在合流的后两个阶段,荀子主要发挥了文化批判与理论熔铸的巨大作用。 他从解构与重构的道统、传经与弘道的学统、建构与影响“礼义之统”政统三个维度对儒家“三统”的形成、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齐鲁文化合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因冈田朝太郎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缺乏深刻认知,其主导完成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呈现出一味追随西方先进法制文明、忽略本国固有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在实用性上颇受局限。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尊重我国法治历史与现实国情,同时积极吸收域外先进法治文化,如此方能取得有效成果。
孟子在回答梁惠王的文本中提出了儒家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理想,以“义利之辨”作为王道政治的道德原则,将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勾连在一起。借助于对孟子文本的诠释,指出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内部含有由道德自由导向政治自由的逻辑关联,同时也可通过仁义内在和天道为本突破主体二重性困境,从而使王道政治不仅是理想政治的模型,并且得以落···
驾车要均马力、和马心,治国要均齐民力、和安民心,“以六官总治”达到“事治而功成”的目的。为达到政治管理效果,孔子把治国之术分为政治管理框架的御政之术、进退缓急的权力运行过程、施政效果保障的治国之要三个层面,并指出应把握“治国之要”,懂得“治世之待”,才能实现善治。
作为古老的“王教”经典,《诗》一方面成为布衣之士获得知识人身份,跻身士人阶层的重要倚赖,另一方面也开始随着士人传习、论学的需要而发生传习方式、文本形态、阐释向度等多个层面的变化,而这些转变的背后透露出《诗》文本权威性来源的隐微转移以及晚周时期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
朱子的“心主性情”说是朱子心性情论的核心观点。朱子思想中,心、性、情三者互相牵制,己丑之悟后以“心主性情”论取代“性体心用”说的一个重要意图是强调心对于性、情的统摄和主宰作用。心主性情包含了性是心之理和心主宰性的双重意义。同时,朱子对心之虚明知觉的概念十分警惕,保证性对心之主宰的制约,以期在心主性与性范导心之间取得···
在人伦实践层面,中唐以来,在佛教、道教影响下,北宋儒家始以礼乐教化为成圣之途。理学的兴起,通过对礼的本体论、人性论基础的重塑,将儒家礼仪生活与成圣之学贯通圆融,奠立了元明以后主流礼观念的基本形态。
孙应鳌系王阳明在贵州的再传弟子,是黔中王门的集大成者,代表黔中王学的最高成就。清代著名学者万斯同赞云:“奋起荒徼,以学行知名,为黔中人士之冠。”贵州学者莫友芝亦称:“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目前,孙应鳌已经成为黔中王门研究的热点,通过对孙应鳌学行和著述的考证,可为当前黔···
“三教寺”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在中国民间社会中较为常见,但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社会生态各有所异,既有宗教逻辑不清晰而导致的自发境况,也有特定历史时期话语意义转变中对神灵的置换。
自然、民间和政府三种力量分别建立起三种相应的系统结构,共同支配着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运行。这种秩序格局是新公共管理嵌入行政吸纳社会的结果。在慈善生态系统中,中国政府一方面强化行政吸纳社会的“限制”策略,另一方面借鉴新公共管理完善“利用”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慈善组织的“分层控制”策略,进一步拓展了行政吸纳社会的理···
朱熹与王阳明对于《大学》中“至善”概念的理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本文则选取明代“大礼仪”这个特殊视角,结合程颐、朱熹关于宋代“濮议”的意见,考察了理学与心学在处理儒家孝道问题时的不同态度,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后果,从而揭示了双方在经学见解上的差异对其心性概念理解上的不同。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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