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儒简立足于人,内以情感为“由中出者”的情感道德的建构依据,外以人伦为“由外入者”的理性道德的建构依据。这种基于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人伦建构个体道德的范式,既充分考虑到了个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充分考虑到了群体生活的秩序需要,使个人生命在和谐的群体生活中达到最佳状态。
作为最高的本体范畴,朱熹的“太极”与怀特海的“创造性”既具有终极原理的面向,又具组织力、发动力的面向,二者意义相通;怀特海的本体论在强调超越性与内在性、体与用之统一方面,更契合于朱熹。不同之处是:朱熹正是由太极的“生生不息之机”而上达“天地生物之心”,最后挺立起“仁”本体论,成就自己的道德形上学;而怀特海的本体论则是自···
为了更好地讨论“学”的价值内涵,本文以明清之际的方以智作为具体的考察个案,从本体、工夫与境界三个层面予以深入分析。在方以智的精神世界中,“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学”的功能几乎到了全用全体、无所不具的地步。方以智提出了诸多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哲学命题,比如“藏悟于学”、“万劫学人”等。
《六经》原典的“中”与“礼”密切联系,具有宗教禁忌与实践理性一体化的思想特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诸子进一步从《六经》的“中”提升为“中庸之道”。儒家诸子在建构中庸之道思想体系时,保留了与《六经》之“礼”相通的实践型特点,形成了儒家中道独有的思想特色,它既是主客合一的,也是知行合一的,还是天人合一的。中道在中国传统思···
《子路》是《论语》的第十三篇。如果《论语》分为上、下两部的话,下半部的第一篇《先进》,讲的是我们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在孔门弟子集体出场之后,就是《颜渊》篇,《颜渊》之后就是《子路》篇。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孔子家语》,《孔子家语》第十八篇是《颜回》,第十九篇是《子路》,这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吗?
“家”或“亲亲”不止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意义非凡”;如果说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路径”,那么它也就是一种可被普遍追求的(而非普遍主义的)原则,在任何文化和人类的生活形态乃至意识形态中,都是或可以是意义非凡的。
2018年,笔者曾以“心性之学与当代儒学的世界化”为题写了一篇纪念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60周年的文章。文章以分析儒家心性论核心内容之一的“人禽之辨”为例,表达了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宣言》把心性论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但对心性之学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理解。
复原《宋会要》的重点也是难点,是各类下诸门的门名及排序。以往研究对《永乐大典》事目及《宋会要》辑文所留存的指示门名的种种标志进行了较充分的利用,但对其他相关文献的利用,尚嫌不足。本文针对《宋会要》礼类,尝试在这方面做初步探索。文章发现,在现存文献中,与《宋会要》礼类诸门门名及次序最接近的,应当是《中兴礼书》及···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是我们的一种历史常识,然而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蔡亮却在其新著《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中对此提出了质疑。她通过汉武帝时期和随后的昭帝、宣帝、元帝时期高级官员出身身份的数据统计分析,认为汉武帝后期的巫蛊之祸导致大批担任高官的军功贵族后裔被杀,使得儒生阶层在官僚群体中迅速崛起,···
在历经明清之际的思想纠偏与近现代的话语转型后,“良知”在古今中西维度的现代呈现使得人们困惑不已:今人之“良知”还是不是古人之“良知”?这一追问不是历史向度的差别,而是存在本身的变化。良知内在品性与历史境遇的相互砥砺使得“五百年来王阳明”的问题省思,不仅涉及对良知自身绝对价值的叩问,也是关乎现代性视野下如何认领良知本真···
“生活”作为一种向上的创造,其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被系于意欲,但1950年代以后则被系于理性。理性不同于注重分别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与统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宇宙的根本。
选取儒家传统的一些精华,同时对于其糟粕——例如父权制——进行重新阐释,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可取的做法。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儒家传统有了更多认同,最终政府本身也接受了一些儒家价值观,例如,和谐有助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长久以来,西方的人文主义和哲学强势影响了我国当代思想,同样影响着儒学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待接续与康复,而经学研究正是基础性的工作。如果经学研究忽视了先王之道的宗教维度,所描绘的古代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不完整的图景。经学研究既要入哲学,又要出哲学,并且还要看透基于哲学思维而不知不觉沾染的西方价值观念。现在应该···
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历史上的佛教徒之重视作为儒家经典文献的《中庸》,就是因为《中庸》之义理可以会通佛教之圆修境界,也就是说,至少北宋早期的佛教徒是把《中庸》作为一种圆教文本来认知的。这种认知直接影响了二程、朱子等理学家,最后由朱子完成了以“四书”为主要文本的圆教教化体系。同时,“小人之中庸也”这一章,更能凸显《中庸》作为圆教文本之内···
20多年前,马勇应庞朴先生的邀约,参与其主持的四卷本《中国儒学》的编写工作,其中,第一卷《儒学简史》由马勇独立撰写,在30多万字的篇幅中,将三千年儒学史做了系统、概略、完整的描述,目的是让读者通过该书能够清楚儒学发展历史的整体框架。最近,该书的修订扩充版《中国儒学三千年》由孔学堂书局出版。
考察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采集意图,有利于将相隔三百年时空的“宋明理学”做一次同体观照。这种观照恰好是王阳明和朱熹就儒门内在“觉悟”圣道理趣根本上的相应、契合与内证功夫的体现。开掘并磨砺这一“觉悟大道”的实修路径与功夫,以期实现当代研究朱熹、王阳明学问方法和方向上转型。
在这样一个较为复杂的情境下,这个领域怎样保持自己的清醒,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坚守底线,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别人希望你做的事,不成为给别人跑龙套的配角,这些是我们行业应该在未来5到10年,在越来越严峻的环境下该思考的问题。
荀子的心性论可概括为“性有恶端,心能择善”。详言之:从本源上讲,“性”生而具有;从发用上讲,“性”自然发用。从结构上讲,“性”包括感觉、欲望、智慧三部分。从善恶上讲,感觉、智慧不以善恶论;欲望具有趋恶的端倪,易于自发膨胀,导致恶的后果;但欲望并非全恶,相反,合理的欲望具有积极意义。
孟子在阐释他的性善论时,其表述实际上暗含了以下认识:人的感官欲望生而具有,亦属人性;暗示了感官欲望中含有易于趋恶的因素,此种因素往往遮蔽了善端的有效扩充;意欲成善,行为主体必须发挥心的主观能动性,努力抑制生而具有的恶端;生而具有的恶端自发,不易自我控制,因此,成就现实之善,还必须依靠来自他者的优质教育。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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