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儿童哲学理论探微

作者：陈永宝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哲学与文化》第四十九卷第1期（2022年）

内容摘要：朱熹的儿童哲学思想并非是其首创，而是对先秦诸子中周、孔、老、庄、孟、荀等思想的总结和发展，这是他儿童哲学存在的理论基础。朱熹的儿童哲学在逻辑上有三个发展阶段，即《朱子家训》的初级道德劝导阶段、《童蒙须知》的工夫实践阶段和《近思录》的伦理理论建设阶段。这三个阶段主要以小儿、童蒙和赤子三个观念为核心，是一个从低向高发展的阶段。其中赤子之心是朱熹儿童哲学理论的核心指向。朱熹的儿童哲学工夫进路是与现有的儿童哲学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但也存着一定的区别。因此，对朱熹儿童哲学的研究即是对当代已有的儿童哲学思想的一种补充，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思想与儿童哲学思想的交叉研究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儿童哲学；朱熹；赤子；家庭

作者简介：陈永宝，台湾辅仁大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博士后。台湾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中国哲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壹、前言

朱子的蒙学教育在其思想中主要以三个概念为核心，即赤子、小儿子和童蒙。朱熹说，「『心诚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于民，亦当求其有不能自达。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众也。」[1]此为对赤子的描述；又说，「古人小学养得小儿子诚敬善端发见了。然而大学等事，小儿子不会推将去，所以又入大学教之。」[2]此为对小儿子的述说；又说，「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3]此为对童蒙的叙述。严文儒指出：

作为教育家的朱熹，一生有关教育的着述甚多，而尤其重于蒙学教育。他认为，儿童接受童蒙教学打好基础，学会谨守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养成正道，「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成年之后，才能「通达事物」，「无所不能」。[4]

在这里严文儒指出了两点，一是朱熹的蒙学思想的讨论主要围绕儿童的教育问题而展开的；二是朱熹将蒙学看成是儿童成圣成贤的工夫根基及伦理学路径。

蒙学与儿童哲学都是围绕孩童而进行讨论的理论。二者即有相似，也存在着不同。蒙学思想偏向教学思想，是以孩子为对象的教学方法的总结和教学理念的阐释。它的核心在于针对孩子的教育理念（Study Education for Children）。儿童哲学则偏向于教师、父母及儿童本身围绕儿童从事的哲学思考活动。前者范围更广，可涵盖后者，甚至可看成是后者存在的背景或材料。后者是基于前者而产生的现代性总结和升华。二者不可简单的分开谈论，但须注意儿童哲学本有的独特侧重点。

朱熹在其书院的教育中，注重的并不是传统知识传授，而是道德的引导；同时，在教育的地位方面，他并不将自己当成教育的权威，而是将自己处于传道孔孟及北宋周、张、二程思想的传道人的位置上；他在书院的展示出的教育模式不是弟子问便简单给出答案，而是扮演引领者、引导者、调节者或者促进者的角色。朱熹与弟子谈近思录时的一段对话，可见这种端倪。

问蜚卿：「近思录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这文字，也是难。有时前面恁地说，后面又不是恁地；这里说得如此，那里又却不如此。子细看来看去，却自中间有箇路陌。推寻通得四五十条后，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穷理岂是一日穷得尽！穷得多后，道理自通彻。」[5]

以上材料，可见蒙学与儿童哲学的相似之处。除此之外，朱熹创建书院所采用的方式与从事儿童哲学的教学特点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地点要避免嘈杂」、「教学空间的不固定性」及「学习成员的良好互动性」；同时，朱子的教学中也出现了类似批判性、创造性、关怀性和合作性[6]的特征，亦与儿童哲学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以上均可看成是以朱子理学与儿童哲学相桥接的基础，即朱熹儿童哲学存在的合法性来源。

贰、朱熹儿童哲学的理论背景

一、赤子之说

先秦诸家对儿童哲学的表述保有着朴素的一面。这些儿童哲学理论的讨论围绕着「赤子」、「婴儿」等核心观念而展开。原初的儿童哲学思想是通过描写父母对儿童的无差别的爱，或者是描写孩童天真无邪等面向来作为讨论的材料。如《尚书·康诰》中「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这里的赤子主要呈现出父母对孩子原初的本真疼爱之情；《礼记·大学》在解释这一段时说，「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7]也便是这个意思。《庄子》中子桑雽与林回的讨论，也透露出这种思想：

子桑雽曰：「子独不闻假人之亡与？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或曰：『为其布与？赤子之布寡矣；为其累与？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属也。』」（《庄子·山木》）

因此，先秦诸子以「天属之情」来看待儿童与家庭、社会的关系，则为一个方面。同时在这种面向之外，儿童本身存在的价值也在先秦诸家中有所体现。《孟子》说，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孟子这里的表述除了继续阐述父母爱子之情的纯真（如「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也显示出「赤子」的天性本然（如「非赤子之罪也」）。同样，老子的「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道德经•第二十章》）中的「婴儿」也阐述了这种天性本然的思想。

朱熹说，「书之取譬，本为小民无知而犯法，如赤子无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爱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8]这可看成是对以上诸家儿童哲学思想的一种概括。总的来说，先秦诸家的儿童哲学思想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它们既构成了当今学者在中国思想下讨论儿童哲学的理论基础，也引导中国儿童哲学发展的方向。此为朱熹儿童哲学理论来源之一。

二、求放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朱熹对这一段的解释分三段来讲[9]：

一是，仁是心之本有。君子爱之应如父母爱孩子，不可失去。朱熹说，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谓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谓之仁，则人不知其切于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则可以见其为此身酬酢万变之主，而不可须臾失矣。义者行事之宜，谓之人路，则可以见其为出入往来必由之道，而不可须臾舍矣。

二是，心至重，为生之本然。如拈轻失重，是得不偿失。而成人在现实中的行为表现常不如孩童，易表现出拈轻失重的现象。朱熹说，

程子曰：「心至重，鸡犬至轻。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而不知求，岂爱其至轻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谓上兼言仁义，而此下专论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则不违于仁而义在其中矣。

三是，儒家工夫次第不是求高明的智慧或娴熟的技法，而是求孩童本有的「心」。这个心是「志气清明」之心。它即义理昭着，又可以上达。否则「昏昧放逸」，学者极易陷入偏颇之中。朱熹说，

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着，而可以上达；不然则昏昧放逸，虽曰从事于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故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此乃孟子开示切要之言，程子又发明之，曲尽其指，学者宜服膺而勿失也。[10]

此三者，即为朱熹对孟子求放心思想的阐释，也透露出朱熹儿童哲学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来源。这个来源并非指向未来，而是要回归如孩童本有的仁人之心。这构成了朱熹儿童哲学的另一个理论基础之二。

三、「小儿」思想

朱熹的「小儿」思想多以其教育思想中体现，这是朱熹儿童哲学的第三个理论来源。朱熹说，

古人自入小学时，已自知许多事了；至入大学时，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会，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会。

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及其长也，令入大学，使之格物、致知，长许多知见。

古人小学养得小儿子诚敬善端发见了。然而大学等事，小儿子不会推将去，所以又入大学教之。[11]

上述材料中的「已自是圣贤坯璞了」，表明了朱熹的儿童教育是成人教育的基础。人能否成圣成贤，在儿童阶段就已经有所体现。因此，《大学》八条目中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便都可能在「小儿」身上寻其存在的迹象。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大学》与《小学》的教育源于一体，区别只是阶段不同。他说，

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

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

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12]

「小学」可以看成是「大学」的基础和前级阶段，「小儿」天然具有了成为君子的可能性。朱熹说，

书宜少看，要极熟。小儿读书记得，大人多记不得者，只为小儿心专。一日授一百字，则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则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专。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宽着期限，紧着课程。

读书，只逐段逐些子细理会。小儿读书所以记得，是渠不识后面字，只专读一进耳。今人读书，只羁羁读去。假饶读得十遍，是读得十遍不曾理会得底书耳。「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读书当如此。[13]

在朱熹来看，小儿相比于成人在伦理践行的路径上更为容易。这也是朱熹儿童哲学的价值所在。

参、朱熹儿童哲学的文本支撑

朱熹说，「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14]可见，相比于当代学者对「儿童的年纪」的界定不清，朱熹却有着清晰的年龄规定。在朱熹理论中，儿童的年龄应为十六七岁以下。同时，朱熹也有着做工夫的清晰思路，他从事儿童哲学的工夫次第，先以「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并行，然后在进行「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也就是说，朱熹的儿童哲学起点于日常实务，定位于大学的正德修身之教，指向于齐家治国之道。同时，它的理论也坚持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理论的研究脉络。

在朱熹的文本中，《朱子家训》是一个应对儿童教育而指定的教材，是朱熹儿童教育的初始阶段，为朱熹儿童哲学思想的指导性纲领文本；《蒙学须知》多为儿童哲学理念中具体的形下践履，注重对礼、与敬行为的偏重；《近思录》则是以上两个本文的一个系统性和理论性总结。

一、《朱子家训》的道德萌芽

《朱子家训》朱熹版为民间流行的版本。内容摘取如下：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15]

《朱子家训》是朱熹儿童哲学思想的一个体现。在这个二百余字的文本中，即点明了儿童的工夫要立足于道德践履和道德劝导，又指出儿童所从事道德的标准与范本。这里，朱熹的儿童哲学思想不同于李普曼的是他的立足点不在于儿童个人本身，而是偏重于社会的整体价值规范。继而，朱熹的儿童哲学有三个特征：一是儿童与成人在道德践行上的平等性，如「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二是有具体的行为践行，如「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三是明确的道德指向和奖励，如「人能如是，天必相之。」。

《朱子家训》作为朱熹儿童哲学思想的初级阶段，亦是他理学思想的初级阶段。这里可以看出朱熹理气相合的治学理念与工夫次第的萌芽。在朱熹看来，儿童之所以是成人君子人格的前期阶段，是源于他们先天本有的仁爱之心。因此，与成人相比较而言，虽然表现为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之道，但在德行的施行中已无先后之分。德性的标准明确，确认了「以德为师」而非「以长为师」的教育理念。可以说，这是朱熹对两宋儒家伦理思想的一种继承和突破。

《朱子家训》相对于朱熹的诸多《封事》、及关于理气观的相关文本，虽然不是一个体系完备、理论精深的着作，但是其中的内空却涵盖了朱熹理论的思想萌芽。这说明出朱熹对儿童的重视。朱熹说，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穷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但须庄敬诚实，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会道理。待此通透，意诚心正了，就切身处理会，旋旋去理会礼乐射御书数。今则无所用乎御。如礼乐射书数，也是合当理会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处理会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礼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16]

在朱熹看来，儿童作为成人的道德铺垫时期，即有帮助成人达到成圣成贤的可能，也可以在其发展过程对达到对良好道德行为的巩固和不良行为的纠正。如果这段时期失去，将可能无法弥补。可见朱熹的对儿童教育的重视。

二、《童蒙须知》的工夫践履

朱熹的儿童哲学思想的一个特征为「以践履为修身」的形下工夫路径。在《童蒙须知》中，朱熹以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和杂细事宜这五种主要的生活工夫来建构儿童的礼仪思想，达到格物致知的认知需求。现节选如下：

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正，自冠巾衣服鞵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衣服冠履第一〉）

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凡相揖，必折腰。凡对父母长上朋友，必称名。凡称呼长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凡侍长上出门，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道路遇长者，心正立拱手，疾趋而揖。（〈杂细事宜第五〉）[17]

以上种种，是为儿童学习生活之细节。虽其中不泛各别措施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总体上反应出来的思想则是朱熹的「礼」思想。儒家以礼治天下，而朱熹儿童哲学的核心势必要围绕「礼」而展开。在朱熹看来，正心、诚意、修身的工夫，并不只是一种形上的道德劝导或道德律令，而是形下「礼」的道德规范。这种规范既是儿童发展中的自我修养方法，也是其达到个人正心、诚意的不可或缺的途径。

《童蒙须知》中〈衣服冠履第一〉、〈洒扫涓洁第三〉和〈读书写文字第四〉，其叙述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正身进而达到正心，使儿童的行为符合社会的人道规范；而〈语言步趋第二〉和〈杂细事宜第五〉，体现「儿童之敬」。在朱熹的伦理体系中，「敬」思想是贯穿个在成圣成贤的道德践履过程及日常生活行为规范中的一个关键。这同时也是朱熹为学治道的一个关键理念。因此，在朱熹对儿童的教育中，「敬思想」与「礼思想」为其两个不可或缺的形下工夫。

这里需要点明的是，儿童之敬不可被看作是「成人」与「儿童」之间由于位阶不等而形成的不公平现象。这里虽只点明了儿童向成人所行之礼，只是强调一种教育培养，而非强调不公或歧视。这是在南宋的历史语境下，所呈现出来的父母与儿童教育的陪伴理念。这里，父母以自己为对象扮演儿童德性的引领者、引导者、调节者或者促进者的角色。我们结合前面所谈的《朱子家训》中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可见朱熹强调的不是儿童对成人的「服从」，而是以「礼」为中心的儿童哲学教育理念。

三、《近思录》的理论建构

《近思录》是以体系化和逻辑性来展示了朱熹儿童哲学的核心理念。朱熹本人对此十分看重。朱熹称《近思录》是「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18]又言「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19]在这里，朱熹给予了《近思录》在朱熹思想中的足够的地位和作用。

在朱熹的衆多思想中，《近思录》在其儿童哲学思想建构中较为显着。他的〈道体〉点明了其儿童哲学思想的思想核心。朱熹说，

近思录首卷所论诚、中、仁三者，发明义理，固是有许多名，只是一理，但须随事别之，如说诚，便只是实然底道理。譬如天地之于万物，阴便实然是阴，阳便实然是阳，无一毫不真实处；中，只是喜怒哀乐未发之理；仁，便如天地发育万物，人无私意，便与天地相似。但天地无一息间断，「圣希天」处正在此。仁义礼智，便如四柱，仁又包括四者。如易之「元亨利贞」，必统于元；如时之春秋冬夏，皆本于春。析而言之，各有所指而已。[20]

这里指出了朱熹讨论儿童哲学问题时围绕的核心概念，即诚、中、仁、理或仁义礼智。在朱熹看来，此核心概念是构成一个儿童是否有被教育成功的标尺或成才的标志。如《近思录》中，朱熹通过采选周濂溪、张横渠和二程的思想片段，将其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一种系统化的为学方式。这种做法达到了对儿童「仁」思想的教育与回归。

实际上，我们观看《近思录》中从〈道体〉至〈圣贤气象〉共十四卷，朱熹重点阐述的核心便为「仁」。朱熹说，「仁之包四德，犹冢宰之统六官。」[21]这是他对以上诸元素的总结。实际上，无论朱熹讨论大学之教，还是小学之道，仁思想却为他思想的核心始终。而《近思录》一书的作用，就是将其分为十四个面向[22]进行阐述。

肆、朱熹儿童哲学的主要内容

儿童哲学探究大致内容如下：

教师必须保有「开放」的心胸。「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功能也有别于传统式教育，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他们更要帮助学生设法找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教师扮演顾问的角色而不是权威者，提供自己的经验与学生交流心得；教师并扮演引领者、引导者、调节者或者促进者的角色，在学生能力不足的地方予以适当的协助，同时引导学生同侪之间进行讨论，透过个人不同的经验交流，培养学生一种全面领会知识与展望未来的能力。教师有责任做好教师内「对话」气氛、程式、内容的引导与掌握。[23]

「开放」的心胸、师生角色扮演和对话及价值引领，应可被看成儿童哲学的三个典型特征。对于朱熹而言，他要做的不是自创一说，而是通过融合儒释道三家来延续道学。张立文指出，程朱理学发展到朱熹的阶段，「儒、释、道三教融合，是三教自身内在的需要。」[24]朱熹自然是「三教学术的内在逻辑发展趋势」[25]中的儒学一方的集中点。同时，「儒教必须吸收佛道逻辑思维、终极关切和宇宙生成理论，以补形而上之道的不足。」[26]在朱熹的《朱子语类》及其他存世文本中，是可能看到儿童哲学思想的萌芽。如朱熹在书院的教学中强调师生互问及对话，目的在于完成「复礼达仁」的道德引领。因此可以说，我们基本可以从朱熹这里找到当代的儿童哲学的教学方式的影子。

一、「开放」的心胸

以朱熹的角度来看，他的开放心胸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作教材时选取材料的开放心。如朱熹在编撰《四书章句集注》所采用的《论语》、《礼记》选用了三十个版本，而非只是胡宪师门一家；二是对对立思想的包容性。朱熹承道延平后虽对佛教多有批评，但多以包容之态容之。这方有我们前面张立文所言的儒、释、道三教在朱熹这里的融合。

曾有学者因认为朱熹主张的伦理纲常，便误认为朱熹难以在教育中接受弟子之言行，这其实是一种误会。《宋史·列传一百九十三·儒林四》中的《蔡元定传》中记载：

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尝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识之，吾与季通方而不厌也。」[27]

蔡季通与朱熹之间是一个开放包容之教的关系。朱、蔡的师友关系在朱熹的教育理念中并非孤例。如朱熹与陆九渊的纠结：

子静寄得对语来，语意圆转浑浩，无凝滞处，亦是渠所得效验。但不免些禅底意思。昨答书戏之云：「这些子恐是葱岭带来。」渠定不伏。然实是如此，讳不得也。近日建昌说得动地，撑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忧惧。渠本亦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为主，更不讲学涵养，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无话可说，有志于学者又为此说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28]

但朱熹依然还是邀请了陆九渊为白鹿洞之师，也证实了朱熹的包容。一般看来，我们将朱陆的关系看成观点相左的论敌，然而这种讲法并非准确。二者的鹅湖之会，并非如学者所言的只是吕祖谦调节二者之故，而是吕祖谦希望联系朱熹，以师者劝导陆九渊的躁进「强聒之端」[29]，是一种为师之举。可以说，单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朱熹的包容性应是存在的。

其实，除了师生之教，朱熹对佛、道思想亦有相容并包，也体现了一种包容。陆九渊逝后，其弟子也多归朱门，也体现了这一特征。以儿童哲学为例，无论是《朱子家训》的本文记载，还是朱熹治学的方式方法，也都符合包容性这一原则。

二、师生角色扮演和对话

师生对话是朱熹教学的典型特征，《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中便是这一教学方法的记载。我们仅以朱熹与弟子讨论「赤子」的为例，以辨明了。

问：「赤子之心是已发。大学或问云『人之初生，固纯一而未发』，何也？」曰：「赤子之心虽是已发，然也有未发时。如饥便啼，渴便叫，恁地而已，不似大人恁地劳攘。赤子之心亦涵两头意。程子向来只指一边言之。」[30]

施问「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发而未远，如赤子饥则啼，渴则饮，便是已发。」[31]

以上是典型的师生角色扮演和对话的朱熹教育模式。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我们不能以今天翻转课堂的方式来看待宋代的师生角色互换。这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教育发展的规律使然。因此，注重学生的提问，显然在这个时期已经是一种很大的教育创举了。

三、儒家思想的价值引导

朱子理学以其伦理价值教导为见长，其价值引导自不必多言。同时，「赤子之心」是朱熹儿童哲学朴素的一种表达，自然后者经体现前者为主。朱熹在向弟子揭示《孟子·离娄下》中「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在其揭示朱熹儿童哲学思想较有代表。在朱熹看来，「赤子之心」的主要包括三个问题，一是「赤子之心」即为孟子的「求放心」，也即仁心，这在前面材料亦有佐证；二是赤子之心具有「纯一无伪」的天理本色，因此无过度的私欲，值得大人效仿；如，

大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赤子无所知，无所能。此两句相拗，如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却是不失其无所知、无所能做出？盖赤子之心，纯一无伪，而大人之心，亦纯一无伪。但赤子是无知觉底纯一无伪，大人是有知觉底纯一无伪。[32]

三赤子之心亦存在人心已发未发的伦理学问题，但二者的讨论亦可说明儿童的需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无论其已发未发，均无离道。可以说，朱熹与弟子讨论赤子之心，其核心是用儒家思想的来进行价值引导。这与儿童哲学的内在宗旨是保持一致。

伍、结论与反思

高振宇指，儿童哲学的内涵界定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界定是将儿童哲学等同于思维训练项目，使其成为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合法」议题；第二种界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将焦点放在思维训练上，而是将儿童的哲学智慧（philosophy of children）也纳入考量的范围，希望将儿童哲学打造为一门发展学生综合哲学素养的课程；第三种界定则跳出了哲学的架构，将哲学与整个精神世界等同起来，从而使儿童哲学成为一个关注儿童心灵及其发展的领域（如将儿童哲学称为儿童精神哲学），或者将其儿童、童年作为一个概念来进行研究，使其成为整个儿童哲学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3]

实际上我们探索朱熹的儿童哲学，其目的在于根据现有的儿童哲学研究成果，挖掘适合中国的儿童哲学理论。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朱熹作为中古时期继往开来的一个集大成者，对他思想中儿童哲学的挖掘与整理，有助于对儿童哲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同时，朱熹的儿童哲学对于李普曼和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也是一种理论补充，更适合在中国语境下开展。对培养儿童的问题意识，逻辑思维能力，知行的融合有促进之功。

在朱熹的蒙学思想中，理学（礼学）思想成为训练儿童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有效工具。通过对儒家「礼」的研习，最终完成儿童的克己复礼的价值生成。同时，通过对赤子之心的强调，使成为亦以儿童为标榜，重新梳理修身的工夫指向。将圣人之教落实到日常所见的孩童之间；再者，朱熹以父母与儿童之亲，引导学子厘清「存理去欲」的内涵，最终达到齐家治国。

从这一点可以说，朱熹的儿童哲学是当代儿童哲学的补充与创新。它既重视以儿童为中心来挖掘儿童哲学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又以家庭为基础，探讨儿童哲学发展的多维因素。当今的儿童哲学研究中，关于家庭或家族方面对儿童哲学教学的影响研究还不全面。这就需要我们在关注儿童本身的同时，也要对其所处自然及人文环境有所关注。维琴尼亚·萨提尔（Virginia Satir）认为：

父母必须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家庭的领导者，他们有责任教导小孩认识人类的真实面进而了解人生。领导者的形态是民主的；领导者的能力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学习的。[34]

因此我们可以说，儿童哲学与主张家庭与修身思想及主体认同与关系认同的中国哲学思想，是不可分离的。作为中国哲学较有代表且承上启下的朱子理学，便是我们在儿童哲学探索中不可绕过的一环。但是，由于南宋独特的历史环境，导致朱熹的儿童哲学与当代的儿童哲学注定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这是需要正视的。因此，如何处理好二者的联系与冲突，并将其转化为儿童哲学实践中理论支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黎靖德：《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朱  熹：《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朱  熹：《朱子家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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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维琴尼亚·萨提尔：《家庭如何塑造人》，吴就君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
 
注释：
 
[1] 黎靖德：《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356。
 
[2]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124。
 
[3] 朱  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页371。
 
[4] 朱  熹：《朱子全书》第13册，页367。
 
[5] 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2630。
 
[6] 详见潘小慧：《儿童哲学的理论与实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页32。在朱熹的理论中，批判性表现在其对佛教及陆象山理论层面；创造性表现在他对诸家的理论整合和创新，如无极之说；关怀性表现为朱熹的山水美学思想；合作性表现于朱熹与弟子蔡季通等人的亦师亦友的教育理念。另《朱子家训》也有类似的表现。
 
[7] 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10。
 
[8] 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页245。
 
[9] 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页312。
 
[10] 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页312。
 
[11]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124。
 
[12]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124-125。
 
[13]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165。
 
[14]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124。
 
[15] 朱熹：《朱子家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6]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125。
 
[17] 朱  熹：《朱子全书》，第13册，页371-376。
 
[18]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2629。
 
[19]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2629。
 
[20]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2415。
 
[21]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2416。
 
[22]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黎靖德：《朱子语类》，页2629。
 
[23] 潘小慧：《儿童哲学的理论与实践》，页41。
 
[24] 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宋明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64。
 
[25] 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宋明卷》，页64。
 
[26] 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宋明卷》，页64。
 
[27] 脱  脱：《宋史》，列传一百九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2876。
 
[28] 朱  熹：《朱子全书》，第21册，页1549。
 
[29] 《宋会要辑稿》载：「淳熙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令所删定官陆九渊差主管台州崇道观。九渊除将作监丞，臣僚论驳，谓其躁进强聒，乞赐寝罢。故有是命。」转引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下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页472。
 
[30]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425。
 
[31]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2505。
 
[32] 黎靖德：《朱子语类》，页1340-1341。
 
[33] 高振宇：〈儿童哲学在大陆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困境〉，《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十二期，页76-77。
 
[34] （美）维琴尼亚·萨提尔：《家庭如何塑造人》，吴就君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页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