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对“天命之谓性”只是作发生学的理解,则其与“生之谓性”的区别不大,且俱把“天”与“人”物化,不能证成人的宗教性存在,从而不能区分人之性与物之性。只有在“天→命:之谓性”的间架中,人性总是在“天在命令人,而人在接受天命”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这样,人是可倾听与响应天命的天命在身者。
蒙学,即蒙养教育,指的是儿童初级阶段的教育,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世界最早的几个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存续古代文明的国度,学界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蒙学塑造了整个民族优良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世世代代得以传承中华文明火种。
在中国,郡县制政府吸纳孔子文教,形成了文教国家。文教支持政治权力,故政府拥有道德正当性和政治自主性,实现直接统治,构建民众的国民身份认同。沿此历史路径展开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定型于强化版文教国家。以直接统治、国民认同两个尺度衡量,中国式文教国家形态优于西方式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形态。
自王阳明去世之后的中晚明至清代初期,阳明学派内部催生出两个密切相关的新发展方向:气学和经史之学(礼法之学)。新方向提出了两个具有同构性的问题:心(良知)与气、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则是心与物的关系问题。
“祝告先圣”这一礼仪行为,涉及朱熹的三个基本信念:祭祀、祈祷与先圣。朱熹相信,祭祀是与祭祀对象的真实“感通”,祈祷是安顿自身情感并“悔过迁善”的精神活动,先圣则是道学事业的神圣“原型”。“祝告先圣”是朱熹遭遇“先圣之灵”的当下时刻,会在对自身的反省和观照中实现生命的超越和转化,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
书院在中国古代主要是研究、传习儒家文化的地方,其研习的核心内容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学,“经”在儒家文化中承载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学”主要是学这种人生之道、君子之道和修养之道,因此,经学应该是书院传习的主要内容。但从地方文化的实际状况看,纯粹学术形态的儒学、经学,不如文学、地方历史、民俗、艺术等文化形式更接···
儒教说的成立除开功能考察描述,还需对其内部神学系统给出交代说明,因此,对“孔教之本”《中庸》的阐释无疑变得十分重要和关键。文章认为《中庸》是从属于《易传》的天人之学系统,以“天命之谓性”为前提,以“慎独”为起点,以“致中和”为原则,以“成己成物”为内容,以参赞化育为目标。由于朱子对《中庸》的心性论改造影响巨大,文章将自···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它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既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前的封建制度,也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后的帝制。就其历时性而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形态和未来形态。
汉惠帝时期,桂阳神医苏耽化鹤升天的事件引发广泛影响。首先,彼时与后代对苏耽生平史实及神话记述的书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对二者进行对照分析足以发现其中历史事件和传说故事间的内在张力与外在矛盾。其次,苏耽之生平记述之生卒年月、身世渊源、故里籍贯等方面尚且值得细致考究。再次,苏耽之生平事迹与神话传说彰显了敬老···
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评介了三十余部史学名著,从先秦到明清,为读者展示了中国治史修史之途。书中对中国史学史上“记言”与“记事”的分别有深入阐述。本文以此作为视点,梳理、辨析记言与记事在历代分与合的流转变迁,进一步分析、探讨史学与政治间相生相克的独特关系。
“地埶”之“埶”字有“势”和“蓺”两种理解。但势为名词,不仅无法与地组合成与“天行”类似的句子以表达相应意义,并且将句子主语由与天相对之地这一坤卦所像之象转换成了地之形势,遂使坤卦顺天之生而来的地之成这一功能意义失去了着落。埶当作蓺(艺)解,培植、使生长发育之意。“地埶,顺”即“大地含弘光大发育万物,顺承上天”。此解文从字···
新时代的人类不是要机械服从新的环境规范,而是重建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从根本上建立起一种对自然友好的文化态度,构建生态文明。这要求我们必须返回古代文明的生态智慧。
2022年8月7日,由凤凰网主办的“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以“论道武当:传统文化与健康生活”为题,在中国道教圣地、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举行。本次论坛从大众最关心的健康切入,聚焦于中华传统养生智慧在大众生活中的“活化”问题与市场转化策略。
王阳明对于“气”之善恶的考察基于两重维度:一方面,本体为即存有即活动者,具有实现自身的能动力量,“流行为气”,气为本体的流行实现过程,具有先天性、灵明性、条理性等特征,阳明分别以“性”、“心”、“理”规定之,故而,性气、心气、理气之间一体不二;另一方面,“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人之意气发动,或随顺或违逆于本体的流行,···
中国文化是崇尚“和谐”的文明体系。和谐与中和的思想观念,可以上溯到非常遥远的上古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基因。中国文明在其发轫处,便体现了浓厚的“中”与“和”的智慧。比如《尚书》《周易》等先孔子时代的元典,都十分强调这一思想。这种“贵和”的精神,当然是先民长期生产生活实践所缓慢形成的一种觉悟。而周代的礼乐文化对“贵和”···
齐鲁地区是我国古代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因而也是我国古代文化中心之一,这无论在古代文献上,或者是当地考古发掘上,都可以证明。它是我国古代夷夏等族错居共处的地方,而夷夏(即夏商)是我国古代最先进入文明社会的部族,也就是最早进入阶级社会而建立的国家,所以后来齐鲁文化成为中国传统的正统文化,真可谓源远流长。
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是因为其中包涵一系列独特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使中华文化获得强大生命力。民本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政治理念,它既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形成产生重要作用,也对中国传统政治实践产生深刻的历史影响。从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视角考察,民本思想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近代转型与中国化民主的不断探索,均···
甘肃天水是伏羲氏的诞生地、伏羲文化的发祥地和全球华人寻根祭祖圣地。2022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突出“弘扬伏羲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宗旨,以“讲好伏羲画卦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海内外中华儿女线上线下拜谒问祖。
情本易学的心灵主体论建基于“人是情感的存在”命题,揭示作为心灵主体的人的情感主体性在《周易》中的体现。情本易学的境界超越论揭示《周易》所蕴含的境界超越观念,即人的存在的心灵境界特征,以及这种境界是如何通过情感主体的自我超越而实现的。
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主要可分为儒学从业者、涉外事务从业者、海外汉学家。推动儒学国际传播,应持奉两大立场:一是坚持求同容异,既承认全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判断,又接受世界文化多元多样的现实;二是坚定文化自信,把“中国性”当做儒学国际传播的根本立足点。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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