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在解《孟子》“尽心”三节时,颠倒顺序,将本来的“庸→贤→圣”之为学次序,倒解为“圣→贤→庸”。
儒家伦理中对于血缘亲情的强调,会让人忽视其仁爱观的扩展性,最终发展到对于人类之爱的肯定。从孟子的“一本”论到程朱的“理一分殊”,再到王阳明等人的“万物一体”论,都试图揭示出血缘亲情和普遍的爱之间既有分别,又相统一的复杂面向。
杜甫一生儒行,但是晚年确又转崇佛教,考其缘由,实因其人生坎坷,困于命运之多骞,同时儒门工夫陵夷,不能提供有效资源以安身立命,故转向佛教。自儒家工夫检讨之,一则鹜外而遗内,有用无体,只将儒家视为一种个人职业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全然不关心性修证;二则性情非狂即苦,始终不能自作工夫,以服膺天命。
朱子的诠释要点有二:其一,认为《太极图》首圈为“无极而太极”,无极乃是对太极的形容,太极才是本体;其二,认为《太极图》是周子自身思想的表达,并以《太极图说》的思想规范《太极图》。朱子的诠释至今仍然是正确打开周子思想世界不可或缺的钥匙。
柳宗元初因个人际遇之不幸寻求精神解脱而亲近佛教,能持客观、友好的态度,交其徒,学其理,宣其教。后以儒家义理为主而会通之,以善说禅、以孝解空、以礼会律、以“神道设教”容纳“佛教”信仰、以“儒家祖先”提醒出家释子等,期望和平地吸收消化佛教。
对于生活共同体或人类共同体,荀子与先儒或先贤在价值、礼俗、制度三个层面都有相当的共识,与很多先儒一样推崇仁义道德等人类普遍价值,重视礼俗或礼乐的涵养与规范功能,强调制度或法律的功用或效率。
朱子主“动”的涵养未发工夫,为“静→动→敬”的涵养环节之一,其针对已学者而言,要求在人伦日用中养心体未发之中并守之以备发用之和,此属于“上达→涵养→发用”的工夫格局。其常与主“动”的下学涵养工夫相混淆,后者对初学者而言,要求在基础性的生活内容中养出善端以备上达,此属于“下学→上达”的工夫格局。由于此二者在性质、内容、主体、···
孔子在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礼乐传统濒临中断之际,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出于恢复“王道”,保存古代文化的动机,继承和发展了上古以来的礼乐教化传统,从而形成了孔子的“诗教”思想。
王阳明的思想与学说历来被归为“心学”,这当然是源于其主张“心即理”“良知即天理”的缘故,也就是说,“(天)理”并非外在于人心、散在于万物之中,而是源自人之本心(“良知”),人的本心就是“理”的最终根源。然而对于“理”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王阳明很少有正面的阐述,却总是以“A即天理”或者“A即天理之明觉”,这显然是以“理”释心,所以学界即···
阳明学在与异域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其形态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然而,阳明学的思想义理却有其自身的“普遍性”,如果我们只是强调阳明学历史形态的复数性、多样性,则不免导致偏激的历史相对主义。
《论语》“吾从周”、“吾从先进”两章均表达了孔子超越周制、直入唐虞之理想,旧诂皆睽隔此义,存在程度不同的误读,故予以辨误。
孟子以“心”言“性”,以“良”界定“心”,这是孟子在心性论上两个层次的创造。前一层意义已被熟知,而后一层意义还有待掘发。
孟郊晚年因人生久经苦厄,而儒门修证工夫陵夷无可资借,故转崇佛教以求解脱。但是他对佛教义理并未深入,仅对苦谛有所比附,又期以维摩诘会通儒释,故最终还是恪守了儒士本色。
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复兴,一方面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实质性、技术性的问题亟待解决。从100年前的五四到今天,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认同一个观点——一个文明的国家、文明的民族不能够跟自己的传统决裂。正因为如此,这些问题才特别值得关注,这也是我们做《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报告2018》的一个初衷。
白居易所谓“中隐”生活,是他精明算计、交错取用儒道释资源,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的结果。
韩愈辟佛有破有立,其有三种形态:一是根据交游僧侣品行才华的优劣,分别展开攻击与诱归还俗;二是在物质层面警告佞佛的后果极为严重,侵伐民力将导致亡国灭身;三是在理论上破释立儒,在夷夏之辨的基础上,认为儒家之道是保持人类社会繁衍发展之大道,而释氏之清净寂灭反可引诱人群之灭绝,并发明《大学》,重建道统。
从天道论上来看,《中庸》以“诚”言天道,《易传》则以“阴阳”言天道。这种以“阴阳”解释“天道”的思想明显地受到战国时期阴阳家的影响。从工夫论上来看,《易传》的工夫论只有在《中庸》天道论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文字表述方面,《中庸》“性命”“道德”等词皆未连用,而《易传》则明确提到“性命”“道德”等词,按照词语由单音词到···
在现代社会中,要实现优良的私人生活,其前提在于有着优良的公共生活。公共向度之所以成为美好生活的题中必有之义,大致有四个方面的理由与依据:一是人的社会性存在;而是人拥有公共参与的自然权利;三是良好的公共秩序能够保障私人生活的富足与稳定;四是人类情感和意志的满足也具有公共的向度。
王船山的人心道心思想存在前后两说。前说为互藏交发说,其文本基础为《尚书引义》;后说为人心通孔说,其文献依据为《读四书大全说》。互藏交发说有两个支柱,即互藏与交发,而交发要求四端与四情数量完全一致。该说面临着性情不分的困境,解决出路在于回归朱子的人心通孔说。在后说的人心道心思想中,船山既回归朱子,又区别于朱子。···
从礼治模式上看,封禅成为追求治国臻于最高理想的仪式标志,是国家祭礼系统的顶点,应当处于无限延宕的状态,其背后蕴入了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秦始皇、汉武帝将封禅强行拉回现实中去实现它,自然要遭到司马迁的斥讽。而其中蕴入封禅的私心,则逐渐使封禅礼徒有其壳,表现出“礼仪的蝉蜕化”这一制度史变迁的典型特征。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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