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真正接续孔子的两支是德行与文学科,前者传道,后者传经;前者学孔子之人,后者传孔子之教。但古代学术的传扬显然不只是纯粹的知识形态,而是各有其体用。德行科偏于乐教,文学科偏于史学,后者也就是“数度之学”。
众所周知,《荀子》中的“性恶论”历来被视为荀子哲学的核心思想,不但对于宋代理学家,而且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而言,“性恶论”仍居于《荀子》哲学之核心,而往往成为他们“探讨”《荀子》哲学特质之预设或出发点。相对的,其“天人之分”的主张,则是在东亚地区引进西方哲学方法论之后所开始引起学者关注之部分,迄今也与“性恶论”一同被视···
从秩序的建构的原理来讲,儒家必然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进行社会治理,有统一的价值观是必要的,但在制度设计上,则要允许各地有多元化的探索。以前顾炎武等人提出“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就是看到了广土众民的状况下摸索地方独特的秩序体系的可能性的问题。这是我比较认同的理念。
先秦儒家在殷周“神喻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政权产生、转移合法性的解释体系“天命——革命”说。
面对中国思想传统,西方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而且单线的、非辩证逻辑的内在性解读方案。而要改变这种情况,还需未来的汉学家更加努力贴合于中国思想及其文本。
“曾皙之志”之所以得到孔子“吾与点也”的美誉,是因为曾皙从政治上构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大同社会,更重要的是从中也可以看到他对人理想生活状态的表达,曾皙的理想和憧憬也是孔子生活美论的意义之所在,这种生活美论的核心是情、性和礼,亦可概括为一种实用理性。
关怀伦理能否被看作与道义论、功利主义或美德伦理同样的整全性的道德理论,在西方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这些争议聚焦于“关怀(care)”能否成为为道德理论奠基的唯一基础。针对这些争论,女性主义的关怀理论家并未作出充分的回应,而儒家伦理作为一种带有关怀伦理特质的伦理学似乎可以为回应这些质疑提供一些思路。
阳明在解《孟子》“尽心”三节时,颠倒顺序,将本来的“庸→贤→圣”之为学次序,倒解为“圣→贤→庸”。
儒家伦理中对于血缘亲情的强调,会让人忽视其仁爱观的扩展性,最终发展到对于人类之爱的肯定。从孟子的“一本”论到程朱的“理一分殊”,再到王阳明等人的“万物一体”论,都试图揭示出血缘亲情和普遍的爱之间既有分别,又相统一的复杂面向。
杜甫一生儒行,但是晚年确又转崇佛教,考其缘由,实因其人生坎坷,困于命运之多骞,同时儒门工夫陵夷,不能提供有效资源以安身立命,故转向佛教。自儒家工夫检讨之,一则鹜外而遗内,有用无体,只将儒家视为一种个人职业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全然不关心性修证;二则性情非狂即苦,始终不能自作工夫,以服膺天命。
朱子的诠释要点有二:其一,认为《太极图》首圈为“无极而太极”,无极乃是对太极的形容,太极才是本体;其二,认为《太极图》是周子自身思想的表达,并以《太极图说》的思想规范《太极图》。朱子的诠释至今仍然是正确打开周子思想世界不可或缺的钥匙。
柳宗元初因个人际遇之不幸寻求精神解脱而亲近佛教,能持客观、友好的态度,交其徒,学其理,宣其教。后以儒家义理为主而会通之,以善说禅、以孝解空、以礼会律、以“神道设教”容纳“佛教”信仰、以“儒家祖先”提醒出家释子等,期望和平地吸收消化佛教。
对于生活共同体或人类共同体,荀子与先儒或先贤在价值、礼俗、制度三个层面都有相当的共识,与很多先儒一样推崇仁义道德等人类普遍价值,重视礼俗或礼乐的涵养与规范功能,强调制度或法律的功用或效率。
朱子主“动”的涵养未发工夫,为“静→动→敬”的涵养环节之一,其针对已学者而言,要求在人伦日用中养心体未发之中并守之以备发用之和,此属于“上达→涵养→发用”的工夫格局。其常与主“动”的下学涵养工夫相混淆,后者对初学者而言,要求在基础性的生活内容中养出善端以备上达,此属于“下学→上达”的工夫格局。由于此二者在性质、内容、主体、···
孔子在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礼乐传统濒临中断之际,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出于恢复“王道”,保存古代文化的动机,继承和发展了上古以来的礼乐教化传统,从而形成了孔子的“诗教”思想。
王阳明的思想与学说历来被归为“心学”,这当然是源于其主张“心即理”“良知即天理”的缘故,也就是说,“(天)理”并非外在于人心、散在于万物之中,而是源自人之本心(“良知”),人的本心就是“理”的最终根源。然而对于“理”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王阳明很少有正面的阐述,却总是以“A即天理”或者“A即天理之明觉”,这显然是以“理”释心,所以学界即···
阳明学在与异域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其形态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然而,阳明学的思想义理却有其自身的“普遍性”,如果我们只是强调阳明学历史形态的复数性、多样性,则不免导致偏激的历史相对主义。
《论语》“吾从周”、“吾从先进”两章均表达了孔子超越周制、直入唐虞之理想,旧诂皆睽隔此义,存在程度不同的误读,故予以辨误。
孟子以“心”言“性”,以“良”界定“心”,这是孟子在心性论上两个层次的创造。前一层意义已被熟知,而后一层意义还有待掘发。
孟郊晚年因人生久经苦厄,而儒门修证工夫陵夷无可资借,故转崇佛教以求解脱。但是他对佛教义理并未深入,仅对苦谛有所比附,又期以维摩诘会通儒释,故最终还是恪守了儒士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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