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

作者：王琦（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七月廿九日戊戌

          耶稣2019年8月29日

内容摘要：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经筵讲稿与帝学教材，为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寄寓了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帝王与士大夫的互动与交流中，经筵讲义逐渐兴起与发展，至南宋时蔚为大观，具有以义理解经，启沃君心，联系时政，语含劝诫，语言通俗，经世致用等“义理”特征与“帝学”色彩，是帝学建构与理学发展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经筵讲义、帝学、理学

宋代经筵制度的定型，不仅为帝王学习经史提供了专门的师资队伍、组织机构等保障，而且为士大夫通过经筵讲学，以儒家经旨义理影响帝王及政治提供了平台，“帝学”应运而生，成为了宋代儒学的新动向。士大夫们纷纷致力于经典的重新诠释与思想撰述，力图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道济天下，建构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之学的帝王之学，一种以崇尚义理为特征的新经学体例——经筵讲义逐渐兴起，[①]在南宋蔚为大观。那么，经筵讲义是如何逐渐兴起与流传？它与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相较有何特点？通过范祖禹《帝学》所记载的宋代帝王为学事迹与士大夫经筵讲学记录等文献梳理，可以探究到经筵讲义发展的逻辑轨迹与特点，呈现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一、经筵讲义的萌芽与产生

经筵官的设置，最初源于帝王听政之暇阅读经史、质问经义、召对询访的需要。[②]他们深信“经者所以载道，而道者适治之路也”，[③]力图通过儒家经典学习，提升德性修养与治国能力，成就尧舜三代之治。这种为学求治的倾向，无疑影响了帝王与士大夫对经典的选择与诠释，促进了宋代学术转型与经筵讲义的产生。

1.宋代帝王对经筵教材的选择及“义理”解经的偏好

帝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之治乱”，[④]是对学术与政治关系最经典的概括。宋朝开国以来，历代帝王谨守以文化成天下的祖宗家法，勤学好问，身为典范，以成治道。如太宗曰：“朕览前书，备见历代治乱。”[⑤]仁宗幼时，“皇太后命择前代文字可资孝养、补政治者，以备帝览”。[⑥]庆历时，仁宗“诏两制检阅《唐书》纪传君臣事迹近于治道者，日录一两条上之。”[⑦]神宗时，为“敷陈治道”，“命进读《资治通鉴》”等。[⑧]经筵进读的典籍与教材选择，无不以成圣德益治道为标准。为此，宋代帝王特重经旨义理的体悟。

如太宗曰：“朕读书，必究微旨”。[⑨]真宗听邢昺讲《春秋》有感而言：“勤学有益，最胜它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书。”[⑩]只要是能远鉴前代兴亡之迹的图治之要，仁宗都“令讲读官敷经义于前，未尝令有讳避”。[11]可见，如何从经典中掌握为君之道与治国之要，是宋代帝王最为关切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士大夫在经筵讲学中，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诠释形态，采取一种新的义理解经方式，指导帝王掌握蕴含在经典中的经旨要义与修己治人之道。所以高宗说：“有帝王之学，有士大夫之学，朕在宫中无一日废学，但推前古治道有益于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为文也。”[12]指出了帝王之学与士大夫之学不同的诠释要求。

为了实现因经义以求治道的目的，宋代帝王还体现出对经筵官义理解经的偏好。如端拱元年（988），太宗听李觉讲《易》之“泰卦”，对其发挥经义，“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旨”表示赞许，赐帛百匹，以之为“君臣鉴戒”。[13]咸平年二年（999），真宗称赞崔偓佺讲《尚书•大禹谟》，“颇达经义，甚可称也。”[14]仁宗赞美经筵官曰：“赖卿等宿儒博学，多所发明，朕甚悦之。”[15]侍讲钱象先因善讲说，解经“语约而义明”，被仁宗前后留侍十五年。[16]均体现出对不拘字词章句，探究经旨义理的兴趣，这必然影响并带动经筵官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而转向经典“义理”诠释，一种新经学体例逐渐酝酿而生。

2.宋代士大夫经筵经义注疏的进呈

仁宗之前，经筵官讲学往往口说经义却并无记录，但至宝元二年（1039），开始出现经筵官撰写讲稿或记录进呈的记载。如仁宗问丁度《尚书》中《洪范》《酒诰》大义，“命录二篇以进”[17]。皇祐三年（1051），仁宗问“大衍之术”，“令写《大衍》一章，经注具疏，翌日进”。接着“又问龟筮之事，令进《洪范·稽疑》，经注具疏。”[18]仁宗因学习需要，要求经筵官采取“经注具疏”的形式，整理经义进呈，已具经筵讲义之萌芽。

据《帝学》记载，仁宗时还出现了经筵官主动撰写、进呈经文大旨的情况：

（皇祐四年九月）乙未，御迩英阁，命贾昌朝讲“乾卦”。帝谓侍臣曰：“昌朝位将相，执经侍讲，朝廷美事也。”翌日，贾昌朝又手疏：“‘乾卦’大旨，在上一爻，夫爻在亢极，必有凶灾。不即言凶，而言‘亢龙有悔’者，以悔中有可凶可吉之象，若修徳以济世，则免悔而获吉也。”帝面赐手诏嘉奖，以所陈卦义付史馆。[19]

贾昌朝居将相之位而执经侍讲，发挥“乾卦”经文大旨，引导君王修德济世，以免悔获吉的释经方式，具有“讲义”以己意解经，阐发大义的特点。[20]其自觉地整理讲学记录进呈的行为，无疑对经筵官有意识地撰写“讲稿”有着“示范”作用，“讲义”创作与名称呼之欲出。

英宗时吕公著讲《论语•学而》等章，采取逐句逐章阐发经文大义的形式，在《帝学》中留下了详细的记载，[21]但此时并未以“讲义”之名称之，而《全宋文》则以《论语讲义》之名予以了收录。然从所记载的文字而言，两者并无实质区别。以“有朋自远方来”句为例，《全宋文》收录内容如下：

有朋自远方来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须有朋友讲习。然士之学者以得朋为难，故有朋自远方来，则以为乐。至于王者之学，则力可以致当世之贤者，使之日夕燕见，劝讲于左右。又以左右之贤为未足，于是乎访诸岩穴，求诸滞淹。则怀道抱德之士，皆不远千里而至，此天子之朋友自远方来者也，其乐亦大矣。[22]

《全宋文》采取了先列经文，再另起一段的形式阐发经义。以人人皆须朋友

讲习，引申至天子当汲汲求贤而为朋，劝诫君主择贤而处，以为大乐。其所记载的内容与《帝学》唯一不同的是，《帝学》采取的是记述形式，未将经文与经义分段书写。而与后世成熟的讲义相较，《全宋文》所收录的吕氏讲义，在阐发经义之前，未冠以“臣某曰”“臣按”“臣闻”等按语作为引语。

如果以是否自经筵讲学且具有义理解经的特点作为经筵讲义的判断标准，那么，范祖禹的《帝学》早已有比较翔实的经筵经义记录。如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冯元讲发挥《易•泰卦》卦义曰：“地天为泰者，以天地之气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与，则可以辅相天地，裁成万物。”以天尊地卑、天地交泰以喻君臣之道，“帝悦，赐元绯章服。”[23]至仁宗朝，这种以义理解经的方式更为常见。如景祐四年（1037）讲《正说》“慎罚”“养民”二篇，[24]庆历五年（1045）讲《诗经》诸篇终年，[25]皇祐元年（1049）至五年（1053）分别讲《论语》《尚书》《周易》《周礼》等诸经，[26]均留下了丰富的经筵讲论记录。可见，在仁宗庆历后，以“义理”诠释经典的方式已经比较盛行。但由于它们是范祖禹以“史”的形式在《帝学》中予以记载，并不是经筵官有意识地整理撰述之作，因而可视为是经筵讲义的萌芽阶段。《全宋文》所收录的吕公著《论语讲义》也是后人搜辑整理的结果，所以此时并未用“讲义”指称这种以义理解经为特点的经学新体例。

3.经筵官由尊“注疏”到尚“义理”的学术风尚转变

如果说仁宗初年的经筵官主要以代表汉唐注疏经学遗绪的孙奭、杨安国系官员为主，[27]那么仁宗中晚期，随着胡瑗、欧阳修、刘敞等入侍经筵，一批鄙薄注疏、崇尚义理的学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神宗之际，王安石、陆佃等进入经筵，[28]促进了传统章句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型，经筵讲义应运而生。王应麟《困学纪闻》勾勒了其兴起的轨迹：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古之讲经者，执卷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自时厥后，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说者徒以资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散而习愈薄矣。”[29]

从汉代至宋初，学者多以章句训诂的方式诠释经典，而至仁宗庆历之后学风新变。如果说刘敞《七经小传》给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新奇之风，那么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则将经学推上了义理解经的新阶段。自其“新义”出，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30]影响了一代学术思潮之转变。刘敞、王安石等入侍经筵，必然会将这种“义理”解经的学术旨趣带入讲学之中。神宗元丰间陆佃“始进讲义”，“讲义”之名首次出现于经筵讲学之中，标志着经筵讲义的正式产生，并影响至学校教育。

之后，随着“新学”人物吕惠卿、曾布、王雱、沈季长、黄履等进入经筵，促进了以“义理”解经方式的定型与经筵讲义的流行。即使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程颐等，也崇尚“义理”解经。如程颐曰：“经所以载道也，通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31]范祖禹、司马康等为方便帝王经筵听讲前后“寻绎”[32]或“温寻”[33]，主动将经筵讲学的内容编写成册，进呈《说命讲义》《无逸讲义》。可见，自神宗后，“讲义”作为新经学体例已经为北宋各学派所共同接受，它既是宋代经筵制度定型的产物，又是当时学术转型的结果。

二、经筵讲义的发展与流传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新经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经筵讲稿与帝学教材，为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自元丰间陆佃讲《周官》，为神宗始进讲义，[34]经筵讲义便被广泛地运用于讲学之中。为方便皇帝课前预习或课后温习，引导帝王快捷地掌握经旨要义，经筵官们往往在皇帝听讲前后，进呈经筵讲义。神宗时于进讲前一天进呈经筵讲义，至哲宗元祐时又改为开讲次日进呈。如范祖禹上《传宣进讲义札子》：“今后迩英阁讲说所引证事口义，令次日别具进呈。”[35]高宗时经筵官要求依照旧制，“起立进读毕，以次奉设缮写讲义进讲”。[36]黄幹追述朱熹经筵讲学时的情况说：“先生进讲，每及数次，复以前所讲者，编次成帙以进。”[37]可见，自神宗之后，经筵官于讲学前后进呈讲义，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而其创作也日益丰富。

通过对《四库全书》与《全宋文》中，直接以“经筵讲义”命名的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可以看出经筵讲义在宋代的发展与流传情况，[38]如表所示：

宋代经筵讲义一览表

由上可知，经筵讲义在南宋取得了快速发展，数量明显增加，内容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尚书》《春秋》《诗经》《易》等“五经”经筵讲义，而且出现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经筵讲义，这与宋代《孟子》的升格运动，《大学》《中庸》作用的日益凸显，以及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朱熹的《（大学）经筵讲义》，以及真德秀在经筵进读《大学章句》《中庸》《大学衍义》等章节，对于“四书”经典体系的定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宋代儒学发展的新动态。当然，当时还有些作品虽未直接以“经筵讲义”命名，但只要是经筵官在讲学时的义理发挥之作，皆可列入经筵讲义的范围。如吕公著、刘克庄的《论语讲义》，范冲《左氏讲义》、徐鹿卿经筵《尚书》与《诗经》讲章等，不胜枚举。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考讲义之作，莫胜于南宋。”[39]指出了讲义类著作在南宋发展的盛况。

三、经筵讲义的特点

经筵讲义是适应帝王为“学”求“治”需求而产生的新经学体例，承载了士大夫以儒家经旨义理教化帝王，致君尧舜的理想追求，具有与以章句训诂为重点的士大夫之学不同的“义理”特征与“帝学”色彩。

1.发挥经旨义理，感格君心

仁宗早期，经筵官解经多以字词章句、名物训诂为主。甚至因孙复“讲说多异先儒”，发生了杨安国反对其入侍经筵的事件。[40]但就是这样一位经筵讲学27年，被后人讥为“一以注疏为主，无他发明”的学者，[41]在讲经时也不乏义理之作。如杨安国讲《尚书·大禹谟》“水、火、金、木、土、榖，惟修”时，曾顺着仁宗“惟修者，明顺其性也”的感悟，引发经义曰：“《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王者常循其性，行其道而修之，所谓修也。”[42]引导仁宗循性行道，修身治民。讲“正徳、利用、厚生惟和”时，杨安国曰：“人君常正身修徳以御下，利节用俭以阜财，厚生敦本以养民，此三者和，则不失其事也。”[43]讲经并未拘泥于字词训诂，而是以自己的学术观点，发挥经旨义理，感格君心，希望仁宗以儒家仁政德治思想治国理政，节用爱民。他在讲《诗》《论语》《周易》《尚书》等经典时，[44]类似经旨义理发挥的言论也多处可见。

可见，帝王读书当“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以治理天下的帝学追求，[45]决定了经筵官在解经时，不能仅停留在字词章句等知识层面的讲解，而是要将蕴含在经典中的经旨义理清晰地阐发出来，以儒家圣帝明王之道启沃君心，为当今帝王提供借鉴与指导，这就必然要求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因而以“义理”为特征的新经学体例的出现与流行，既是宋代帝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士大夫诠释经典，致君尧舜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打上了经筵官自身学术旨趣的烙印。如高宗绍兴时开经筵，原本“每两员同讲一经，人各一授，上下相接，不分卷佚篇章”。由于经筵官各自生平经历与为学宗旨不同，其解经的倾向与重点必然不一，因而两人同讲一经，往往容易造成对经旨理解的“互相抵牾”，在侍讲周葵的建议下，不得不采取“分篇进讲”的方式。[46]可见，经筵讲义具有以己意解经，阐发义理，感格君心的特点。

2.联系帝王实际，语含劝诫。

经筵讲义专为帝王而作，经筵官解经多从帝王角度立论，联系实际，进行劝诫，如英宗“自即位感疾”，多不喜进药，一直未痊愈，吕公著便利用经筵讲《论语》“子之所慎，斋、战、疾”之机，进言道：“有天下者，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其于斋戒祭祀必致诚尽恭，不可不慎。古之人君，一怒则伏尸流血，则于兴师动众不可不慎。至于人之疾病，常在乎饮食起居之间，众人所忽，圣人所慎。况于人君任大守重，固当节嗜欲、远声色、近医药，为宗社自爱，不可不慎。”从帝王自身所承担的天地宗庙社稷之主的重任着眼，指出斋戒、祭祀与疾病是帝王必须认真对待的大事，因而劝诫英宗应节嗜欲远声色，近医药而为宗社自爱，使得英宗“为之俛首而动容”，采纳了他的建议。“自是，毎因讲进戒，帝必肃然”。[47]吕公著采取了贴近生活实际的方式，引申经义进行劝诫，从而影响帝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又如神宗时，“上留公著极论治体”，言唐太宗之事时，公著有鉴于神宗“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敢进规”的实际，趁机进谏说：“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以其能屈己从谏耳”，神宗为之警醒，“至是闻公著言，竦然敬纳之”。[48]可见，能够打动帝王，影响其立身行事的经筵讲义，必然是能够联系实际，具有针对性与劝诫性之作。

3.讲说形式自由，语言通俗

“讲义”，顾名思义就是讲说义理、讲论经义。经筵讲义作为儒家士大夫在经筵讲学活动中的教学讲稿，需要使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将经文中的大义清楚明白地讲解出来。高宗曰：“儒臣讲读，若其说不明，则如梦中语耳，何以启迪朕意？”[49]即体现了对讲义体语言通俗化的要求。如《帝学》所记录的君臣关于经义的互动问答：庆历五年（1045）讲《诗·小旻》“如彼泉流，无淪胥以败。”帝谓赵师民曰：‘以水喻政，其有指哉？’对曰：‘水性顺，顺故通，通则清。逆故雍，雍则败。喻用贤则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则王泽雍而世浊。幽王失道，绌正用邪，虽有善人不能为治，亦将相牵，淪于污败也。’”[50]可见，经筵讲学一般采取了经筵官先讲说经义，然后由皇帝提问，经筵官再进一步解答的讲、问、答等互动交融的形式，很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课堂教学。

如果在讲读时，皇帝不发问，经筵官便会提出异议。如英宗御迩英阁听讲，“未尝发言有所询问”，司马光建言道：“今陛下若皆默而识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禆助圣性。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51]经筵讲学中这种强调经筵官主讲，帝王积极提问，“宣畅经旨”的问辨交流方式，意味着运用于帝王教育教学过程中的经筵讲义，必须要便于讲说、讨论与交流，所以经筵讲义又被称之为“口义”。如高宗绍兴二年，诏讲筵所：“今后住讲日，……隔日轮官接续供进《春秋口义》一授。”[52]即是将《春秋》经筵讲义称之为“口义”的例子。朱熹在为宁宗讲学时，曾将《大学》讲义编写成册子进呈，“曰：“臣所进讲《大学》，口义不审，曾经圣览否？”[53]以“口义”称呼经筵讲义，正好体现了其通俗易懂的口语化特征。

从形式上而言，经筵讲义的创作不受字数限制，义理阐发随需要而定，篇幅可长可短。如朱熹的《经筵讲义》，其经文义理阐发最短的为125个字，最长约1005字。经筵讲义篇幅长短不一，可能有几卷，也可能仅一篇。如袁燮有《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程俱有《论语》与《孟子》经筵讲义四篇，而张栻仅有《经筵讲义》一篇。有的经筵讲义只取某部经典中的一句（章）进行阐发，如吕公著的《论语讲义》[54]；也有选取多章（节）进行阐发。如杨时的《尚书经筵讲义》就包括“吉人为善节”“播弃犁老节”“惟天惠民节”“惟受罪浮于桀节”四节等。[55]其篇幅长短、内容多寡、字数多少等，视讲解经义的需要而定。

4.建言朝廷时政，经世致用

经筵官的职位从其设置之日起，便具有备顾问的功能。因而经筵官在阐发经旨时，往往建言朝廷时政，力图经世致用。如仁宗时的钱象先善讲说，“帝间有顾问，必依经以对，因讽谕政事，遂及时务，有启廸献纳之益”，被留侍经筵十五年[56]。神宗熙宁时，司马光利用讲“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一遵何故规”，反对激进的新法。吕惠卿则针锋相对，借讲《咸有一德》，以“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挟书律”等故事，阐发“法不可不变”之意。[57]可见,随着经筵官通过经义阐发，介入政治程度的加深，经筵的政治功能不断地得以扩张。尤其是从元丰年间起，允许经筵官“讲读书内，或有所见，许读毕，具札子奏陈”，[58]使得经筵由“学术”讲论的场所逐渐转向“探讨时政的空间”。[59]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使得经术具有“所以经世务”功能，[60]经筵成为了宋代士大夫切入政治，得君行道的有效途径；经筵讲义则是其阐发义理，建构帝学的重要载体。

综上所述，经筵讲义具有发挥经旨义理，感格君心；联系帝王实际，语含劝诫；讲说形式自由，语言通俗；建言朝廷时政，经世致用等特点，从而与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相区别。经筵讲义的产生、发展与流传，既是宋代经筵制度定型与义理之学发展的产物，又寄寓了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是帝学形成与理学发展的关键要环节，体现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琦，女，湖南邵阳人，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经筵讲义等研究,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期刊与报纸发表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2部，国家社科基金《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主持人，参与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儒学通志》，负责宋元纪年卷撰写。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规划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琦（1976－），女，湖南邵阳人，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①]关于经筵讲义，朱汉民教授将其界定为：“经筵讲义是儒臣用儒家经义对帝王进行道德教育的经学讲义”，

见朱汉民，洪银香：《宋儒的义理解经与书院讲义》，《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4期。

[②]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8-80页。

[③]吕陶：《策论》，《净德集》卷2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范祖禹：《上哲宗论学本于正心》，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6，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壬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58页。

[⑥]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91页。

[⑦]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97页。

[⑧]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43页。

[⑨]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76页。

[⑩]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81页。

[11]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01页。

[1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乙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297页。

[13]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77页。

[14]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81页。

[15]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17页。

[16]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31页。

[17]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96页。

[18]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19页。

[19]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23-124页。

[20]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21]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34-136页。

[2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5-266页。

[23]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83页。

[24]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94-95页。

[25]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01-104页。

[26]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09-131页。

[27]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兴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9-134页。

[28]关于胡瑗、欧阳修、刘敞、王安石、陆佃等担任侍讲、侍读等经筵官的时间与事迹，可参看姜鹏：《北

宋经筵与宋学兴起》中第二章第三节《经筵官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6-107页。

[29]王应麟，栾保群等校点：《经说》，《困学纪闻》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1页。

[30]脱脱等：《宋史》卷327，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550页。

[31]程颐：《与方元菜手帖》，见《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71页。

[32]范祖禹：《进<尚书说命>讲义劄子》，见曾枣庄，刘琳等主编：《全宋文》第98册，第59页。

[33]范祖禹：《进<无逸>讲义劄子》，《全宋文》第98册，第120页。

[34]《宋史》载：“（陆佃）进讲周官，神宗称善，始命先一夕进稿。”见《宋史》卷343，第10918页。

[35]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98册，第110页。

[36]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崇儒七·经筵》，《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88页。

[37]黄幹：《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增宝漠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附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83页。

[38]关于宋代经筵讲义的文献资料，顾宏义教授在《宋代<四书>文献考论》中曾做过初步整理，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通过对《四库全书》与《全宋文》的梳理，进一步丰富了宋代经筵讲义的文献目录。

[39]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94，第1235页。

[40]脱脱等：《宋史》卷432，第12833页。

[41]脱脱等：《宋史》卷294，第9828页。

[42]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21-122页。

[43]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21-122页。

[44]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02-125页。

[45]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74页。

[46]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崇儒七·经筵》，《宋会要辑稿》，第2889-2890页。

[47]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36页。

[48]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57-158页。

[49]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崇儒七·经筵》，《宋会要辑稿》，第2885-2886页。

[50]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03页。

[51]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39页。

[52]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崇儒七·经筵》，《宋会要辑稿》，第2885-2886页。

[53]佚名编，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5页。

[5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0册，第265-266页。

[55]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0册，第277-279页。

[56]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31页。

[57]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49-153页。

[58]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史(宋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3-154页。

[59]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兴起》，第129-131页。

[60]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37，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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