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以真德秀与徐元杰经筵进读为例

作者：王琦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湖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内容摘要：经筵原本是帝王经史教育之地，为什么会逐渐成为与内朝、外朝并重的政治空间？通过真德秀与徐元杰的经筵讲读记录，可知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从而为君臣共治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础，呈现了士大夫以经筵为平台，以学术介入政治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经筵讲读；经筵留身；君臣共治；真德秀； 徐元杰

宋代建国后，出于“治道”需要而实施的文治治国策略，极大地促进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崛起，逐渐形成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关于这种共治格局的形成，世人多关注其与科举取士、学校教育以及人才选拔制度等之间的关系，却忽略了因帝王“典学”需要而产生的经筵制度的重要影响。[1]吕中《大事记讲义》曰：“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 [2]“经筵”原本作为帝王的经史教育之地，[3]为什么会成为与内朝、外朝并列的重要政治空间？它与君臣共治理念的形成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学术与政治之间如何贯通？宋代大儒真德秀与其弟子徐元杰曾作为“帝王师”入侍经筵，不仅留下了经筵讲学的讲稿《经筵讲义》，而且以经筵进读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君臣在经筵的互动事迹，[4]为我们研究宋代士大夫如何借助经筵讲学中的经义诠释与君臣互动问答，以及“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以学术介入政治，影响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政治决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一、经筵讲学：君臣学术与政治的互动

由于经筵讲学的对象是贵为一国之君的帝王，这就必然决定了经筵官在讲学时不能囿于“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等字词章句、训诂名物等知识传授，而是要引导帝王“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指，必举而措之天下之民”，[5]通过对经典义理的发挥，以“道”引君，成就君德圣治，使天下重归于“治”。同时通过经筵中的君臣问答，彼此切磋交流，为君臣在思想意识与治国理念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6]

1.士大夫经典义理诠释与君德圣治成就之旨归

宋初至仁宗前期，虽说受汉唐章句之学的影响，经筵讲经仍以章句训诂等方式为主，[7] 但出于帝王“学以求治”的需要，即使是在经筵任职长达27年之久，被人讥为“一以注疏为主，无他发明”的杨安国，[8]也不乏以义理解经的举动。如仁宗时讲《易》“坤卦”之“上六，龙战于野”时，杨安国便联系时政，引申经义说：“譬之权臣擅命，作威作福，蔽君耳目，不得聪明，可移人心，可覆国家，苟辨之不早，必有龙战之患也。”[9]劝诫仁宗明辨贤愚忠奸，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类似的义理发挥之言在《帝学》中多处可见。[10]神宗时，随着王安石、陆佃、吕惠卿、曾布等“新学”人物入侍经筵，经筵讲学逐渐形成了“发挥经旨义理，感格君心；联系帝王实际，语含劝诫；讲说形式自由，语言通俗；建言朝廷时政，经世致用”等特点，[11]从君主身心修养与政治实践着手，进行经典诠释与义理发挥，以启迪君心，培养君德，影响政治。[12]

南宋大儒真德秀与徐元杰在经筵讲经，也恪守着“经筵非为分章析句”，重在“裨圣德，究治体”的风尚，[13]于君德与圣治成就处用力。如对《大学》传之首章的诠释，真德秀开篇即言“《康诰》《帝典》两语切要处，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为圣愚之分者，但以克明与不能明之异尔。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则以气禀昏弱之故，二则以物欲蔽塞之故”，揭示天理人性人人具备，明德之所以难以成就，就在于许多人“自暴自弃而不肯为耳。”进而指出帝王用工之要“专在屏去物欲”，以“克”字自勉，“而毋自谓不能，则尧帝文王可及矣。”[14]真德秀解经先阐释理学的一般原则与常人做工夫的用力点，再进而指明帝王修身立德之要，使得经典诠释贴切自然，生动可感。同样，在诠释“大学絜矩章”时，真德秀指出“盖天下之不平，自人心不恕始。”从人伦日用处着眼，具体指出为子、为父、为弟、为兄、为臣之不恕的表现，从而引申至帝王“絜矩之道”，并联系当时“比年以来，元元愁苦者众”的客观社会现实，希望理宗念及寒冬腊月戍边将士及百姓寒苦，以己度人，“以恻怛之心，施惠恤之政”，让黎民百姓免于饥寒。[15]进而指出造成这种“兵民胥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权臣大开贿赂之门”，监司郡守及将帅“极意掊克以充苞苴”，提出“选良吏、择良将以任抚字之责”[16]的解决方案。可谓贴近帝王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又如徐元杰在诠释《论语》时，通过经典导读与义理阐发，指出“求其放心”乃是“古帝王相传为学切要处”，并言其经筵讲学“发明求心之旨”的目的在于“以助圣学端本行仁之万一，庶几正心以正朝廷，使百官万民、四方远近莫不一于正。”[17]可谓有的放矢，目标明确。

由此可见，君主之“德”的养成与国家之“治”的实现，是宋代士大夫们最为关切的问题。这种从帝王的角度出发，联系其修身养性与政治生活实际阐发经义的方式，比较容易引起帝王的情感共鸣，增强其内心的认同，因而在真德秀《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与徐元杰《进讲日记》中，“仰瞻圣颜，大觉和悦”“上深以为然，喜见玉色”“上然之”“上曰极是”“上意喜甚，玉齿粲然”“上首肯”“上曰甚善甚善”等记载比比皆是，[18]体现了帝王对士大夫所诠释的经旨要义的肯定与认同，从而有利于君臣在修己治人、治国理政等方面达成共识。

2.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交流

经筵为君臣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在讲学中，经筵官对经典诠释有着绝对的主导权，但这并非意味着帝王只能被动地接受士大夫们的讲授，而是可以通过君臣有问有答的互动方式，交换意见、交流思想。在讲学时如果帝王不主动提问，就会遭到经筵官的质疑。如英宗在经筵“未尝发言有所询问”，司马光即上言曰：“今陛下若皆默而识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禆助圣性。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或虑一时记忆不能详备者，许令退归讨论，次日别具劄子敷奏。庶几可以辅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19]可见，君臣间的互动问答与交流乃是经筵讲学中的重要环节。

徐元杰在《进讲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他与理宗间的交流切磋。如在“四月初五”晚讲中，“读《论语》发明学问之道，求放心须自源头理会”。理宗心有所感曰：“心为万事之源。”读《鲁论》时，徐元杰指出其“心字只有三处。”上发问曰：“三处如何？”徐元杰奏曰：“第一处‘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此是圣人之心；第二处‘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此是贤者之心；第三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此是愚不肖之心。盖无所用心，则放僻邪侈无不为矣。心无所用，反不若博奕猥亵之事，圣人戒之深矣。”上曰：“正是，心不可无所用”，表示赞同。[20]这是君臣对学问之要在“求放心”等经义上达成的共识，为徐元杰通过经典诠释，以儒家之“道”正君心做好了义理铺垫。

此外，在经筵讲学中君臣还会就时政等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除经筵官经常会借阐发经义之际影射或言及时政问题外，帝王也会主动就其关心的问题向经筵官提问或咨询。如一次晚讲中，理宗连续向徐元杰发问：“一向雨少，连日得雨沾足否？”“外道诸郡多得雨，闻淮间亦得雨，敌人亦渐退，果否？”“比来米价与外方如何？”“此间楮价与外方如何？”“近来监司郡守得人否？”“史岩之奏减和买济事否？”[21]内容涉及到天时、军事、经济、人事等国计民生、军事战备、人事任免等问题。理宗希望通过向经筵官的访问咨询，一是畅通信息渠道，多方位了解朝政之得失，黎民之生计，监司郡守是否得人；二是听取经筵官对时政的建议与看法，从而为其政治决策及国家政令制定提供参考意见。[22]徐元杰依次作答后，理宗也回应道：“须严备御”，“只要民便”，“是”等，[23]体现了经筵官对帝王政治选择与决策的影响。所以真德秀常与理宗言：“臣愿自今经筵讲读之际，有切于身心，关于政治者，时发玉音质问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对。如有未谕，即乞再三诘难，必圣心洞然无疑而后已。” [24]经筵君臣讨论交流，必以“圣心洞然无疑”为旨归，为经筵官较充分地表达意见提供了条件。

可见，在经筵讲学中，经筵官通过对经典义理的诠释与君臣间的互动交流，为士大夫们以学术切入政治，通过对经典中所蕴含的儒家之“道”教化帝王，影响其德性修养、思想观念、治国理念及政治实践提供了可能性。

二、经筵留身：经筵政治功能的拓展

随着仁宗朝经筵制度的逐渐完善，经筵官的选择与任命、讲读时间与地点、进讲篇目与内容、经筵仪式仪规等均已基本完备。[25]尤其是宋神宗时，因变法需要，于经筵讲学之后，“群臣退，帝留安石坐”，常与其“从容议论”国事，[26]从而进一步拓展了经筵的政治功能。“经筵留身”为帝王与经筵官讨论时政、咨询访问提供了更为私密与从容的空间。[27]元丰时，“侍读官于所读书内或有所见，许读毕具札子奏陈”。[28]又从制度上为经筵官详细奏陈意见提供了保障。

在真德秀与徐元杰的手记或日记中，记载了其经筵留身后，理宗所咨询问题之广泛，涉及到雨、雪、雷、电等天时问题；蚕桑、农麦等农事问题；楮币、会价、盐价、米价、经界、赋税、和买等财政经济问题；史嵩之起复等人才任用等问题；边备、北使朝见、核军籍等军事外交问题，还有朝廷事体、士人议论等等，[29]真德秀与徐元杰在回应这些问题时，均从儒家士大夫的立场出发，力图将儒家的价值理念运用到帝王修身立德、治国理政的实际。

以理宗与徐元杰多次讨论的“天时”问题为例。在四月十二日的进讲中，理宗问：“此数日又阙雨，农事不知如何？”徐元杰马上用儒家修德以应天的思想劝诫理宗道：“恐惧修省以为格天之本”，以至“心与天一”，感动上天而降时雨。[30]又如在“十月内进讲”中，理宗为“连日雷声甚厉”以及“边事既急”而忧心，问徐元杰当如何消除“天变”、解除外患？徐元杰“因以时事而参之《易》”，以“《乾》健九五之君，不可无《坤》顺六二大臣之助”为喻，[31]认为之所以出现天变，是因为理宗前不久起复丞相史嵩之之命不合礼制，[32]导致士人议论纷纷，国家纲常不立，因此“天以非时之雷警告陛下”，“欲吾国之君臣上下，痛自刻厉，交修人事”，“上下讲求克己复礼之复”，远小人，进君子，“号召天下之贤俊，培养萃聚于本朝，以为内治强盛尊安之道”，“以悦人心而解天意”，立纲纪以“致泰”，应天变而消外患。[33]未几，理宗“夜降御笔黜四不才台谏，起复之命遂寝。”[34]体现了经筵官们借助“天”的权威约束、劝诫帝王，将儒家重德行、修人事、任贤才、立纲纪的价值信仰与治国理念运用到朝政中的努力，并通过君臣间的深入切磋交流，对现实政治决策与运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又如北使朝见与边备是理宗端平元年极为关注的问题。真德秀在《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中多次记载了理宗关于这类问题的询问。如十月十四日进讲后，理宗问“北使来议和”之事如何应对？真德秀指出对待来使“犹当礼接”，但边备仍需不懈；[35]十二月十三日，理宗问真德秀是否见到丞相郑清之关于“北使朝见事”的劄子，德秀告知理宗自己虽未见劄子，但已于昨天与同僚“诣相府见丞相，言见将鞑使朝见礼节，委左司郑寅斟酌”，“其区处似已稳当。”而问及使者朝见用“临轩”之礼是否合适时，真德秀言“极当”。至于“徐侨以为不当引见（北使）”的问题，真德秀指出“大抵朝廷行事，最不可恶人异论”，劝诫理宗作为一国之君，应当允许臣下发表不同意见，否则“后来有事，无人敢言，遂成缄默之风，利害非细。”而“见与不见，皆未甚利害，但和议决不可恃”，建议理宗“亲御宸翰，谕三边制帅”。[36]在礼接北使的同时加强边备，做好一文一武两手准备。其间刚好“有御封文字下本所”，面对不同的意见，真德秀讫请过国史院与众官商量，于是理宗召诸官集议。[37]通过真德秀与理宗对话的记载，我们发现，经筵是帝王进行政治咨询决策、辨析朝廷信息真伪、了解臣僚意见、知晓朝政得失的重要渠道，其间所碰撞出来的思想火花与朝政共识会影响到帝王的政治决策与政策制定。

经筵留身时，除了帝王主动向士大夫询问政事外，士大夫也会主动向帝王奏事，以表达自己对朝廷政事等看法。如孝宗时周必大有《讲筵留身劄子三首》，内容涉及《论久任边帅》《论安定郡王袭封人》《乞考初元之政》等。[38]朱熹在宁宗时曾上《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涉及“修葺旧日东宫”之计、“寿康定省之礼”、“朝廷纲纪”之议，孝宗“山陵之卜”等，直指帝王之家事与国事。[39]端平元年十月十九日，真德秀进读《大学章句》后，“又奏边事，已见《端平庙议申圣语状》”。[40]十一月十六日进讲，“因言及财用窘匮，奏曰：“今日当此空匮之极，别无方法，只有撙节一事可行。臣方欲具奏，偶吏部郎中兼左司郑寅轮对已及，凡其言甚当，愿陛下谕大臣速如所请施行”等。[41]徐元杰十二月十八日进讲有注曰：“十一月有一讲口奏，上始决于言，下且喜而称郑清之、赵与权。又问相臣才徳之辩。至二十八日又问才徳，始为之极力奏陈，圣意觉愈坚。”[42]可见，经筵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发表政见的渠道。

如果说经筵讲学主要是以“学”为主，重在经义阐释与发挥，并兼及政治问题，那么经筵留身探讨的问题则主要以“治”为主，君臣间交流时政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增强，从而使得“经筵”不仅只是帝王经史教育之地，而且成为了帝王向士大夫咨询顾问、探讨时政、收集信息的重要政治空间。所以宋人说：“朝廷自宰相以及群司，率以职事进对，所言皆目前常务，而又迫于景晷，不得详尽其理。唯迩英阁者，陛下燕闲之所也。侍于侧者，皆献纳论思之臣；陈于前者，非圣人之经则历代之史也。御燕闲则可以留漏刻之永；对侍臣则可以极咨访之博；论经史则可以穷仁义之道、祸败之原。鉴而行之，则上可以为尧、舜、三代之君，下犹不失为汉高、光武、唐太宗也。”[43]经筵在正常的行政奏对之外，为帝王与士大夫提供了相对从容探讨与交流空间。

三、结语

经筵作为兼具文化教育与政治探讨功能的空间，一方面为士大夫借助经筵经义诠释与问答互动，经筵留身时君臣的议论交流，以学术切入政治，引导帝王“学”以成“德”出“治”提供了有效途径，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另一方面经筵活动的开展，既彰显帝王以文治国、崇儒重道形象，又为其咨询时政、收集信息、政治决策拓展了空间，进而为帝王与士大夫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思想基础。

从宋代政治实际考察可知，经筵往往也是朝中各派掌控朝局的必争之地。如神宗熙宁时，围绕着法之“变”与“不变”，司马光与吕惠卿在经筵展开了激烈的辩论。[44]王安石为确保变法的顺利推行，大力引介其姻亲与学生吕惠卿、沈季长、王雱、陆佃、曾布等入经筵，防范不同政见对新法有可能造成的冲击，坚定神宗变法的决心与政治决策。所以《续资治通鉴长编》说王安石：“常欲置其党一二人于经筵，以防察奏对者。吕惠卿既遭父丧，安石未知腹心所托，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悦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经筵。”[45]南宋时秦桧专权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控制“经筵”。据《宋大事记讲义》记载：“独经筵之地，乃人主亲近儒生之时，桧虑其有所浸润，于是以熺兼侍讲，又以巫伋为说书，除言路者必预经筵，以察人主之动息，讲官之进说，而臣无复天子之臣矣。”[46]秦桧的这种通过操纵参预经筵人选来控制言论，以把握帝王的动向的方法，也为南宋后期的许多权相所模仿。[47] 体现了经筵在政治中的重大影响。

此外，成为“帝王师”的经筵官大多是“天下第一流”的人物，因而在宋朝曾经以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崇政殿说书等身份入侍经筵的士大夫，最终位至宰执的大有人在。如章得象、贾昌朝、曾公亮、晏殊、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刘挚、苏颂、周必大、真德秀等。当有机会得君行道时，他们尧舜其君，积极参政议政，力图有所作为，实现道济天下的理想；当贬官闲居时，他们便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尧舜其民，教化世道人心，从而促进了儒学的官学化、社会化，形成了宋代鲜明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因而研究宋代君臣共治天下格局的形成，经筵是其不可忽视与回避的重要环节。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琦（1976-），女，湖南邵阳人，哲学博士，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宋明理学研究。
 
[1] 《宋史·文苑一》：“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经筵制度正是顺应帝王“典学”及以文治国策略的产物。见脱脱等：《宋史》卷439，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997页。
 
[2]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 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绍兴十七年四月辛丑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529页。
 
[3] 经筵又称经幄、经帷、讲席、讲筵。广义的经筵指的是汉代以降,皇帝亲自参加的学术活动；狭义的经筵指北宋确立的,有专门法规保障,在专门机构组织操作下,由任专门官职的儒生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御前学术讲座。其中，太宗、真宗时可视为经筵发轫期，至仁宗时经筵制度正式确立。参见：邹贺、陈峰：《中国古代经筵制度沿革考论》，《求索》2009年第9期；陈东：《中国古代经筵概论》，《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兴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60页。
 
[4] 真德秀于端平元（1234）年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为宋理宗进讲朱熹的《大学章句》，撰有《（大学）经筵讲义》与《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详见《宋史》卷437《真德秀传》，第12957-12965页；林日波：《真德秀年谱》，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2页；真德秀：《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徐元杰曾在理宗朝任崇政殿说书，进读《论语》，撰有《（论语）经筵讲义》与《进讲日记》，详见《宋史》卷424《徐元杰传》，第12660-12662页；徐元杰：《楳埜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
 
[5] 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6] 王琦、朱汉民：《论宋代儒家新帝学的兴起》，《鹅湖月刊》第45卷第6期（总号第534）。
 
[7] 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兴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9-134页。
 
[8] 脱脱等：《杨安国传》，《宋史》卷294，第9828页。
 
[9] 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14页。
 
[10] 杨安国曾多次为仁宗讲解《诗经》《论语》《周易》《尚书》等经义，多有义理发挥之言。具体可参看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93-131页。
 
[11] 王琦：《论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
 
[12] 王琦：《以道学建构帝学——朱熹诠释<大学< span="">>的另一种理路》，《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13] 脱脱等：《周必大传》，《宋史》卷391，第11965 页。
 
[14] 真德秀：《进读大学卷子（十月十九日）》，《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真德秀：《讲筵卷子（二十七日）》，《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真德秀：《讲筵进读手记（二十七日）》，《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徐元杰：《经筵讲义》，《楳埜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真德秀：《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徐元杰：《进讲日记》，《楳埜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
 
[19] 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39页。
 
[20] 徐元杰：《进讲日记（四月初五日进讲）》，《楳埜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
 
[21] 徐元杰：《进讲日记（十一日进讲）》，《楳埜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
 
[22] 邓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从宋代 “言路”看制度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23] 徐元杰：《进讲日记（十一日进讲）》，《楳埜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
 
[24] 真德秀：《讲筵卷子（十一月八日）》，《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邹贺、陈峰：《中国古代经筵制度沿革考论》，《求索》2009年第9期。
 
[26] 陈邦瞻：《王安石变法》，《宋史纪事本末》卷37，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25-326页。
 
[27] 平田茂树认为经筵官的职务是给皇帝教授学问,有时讲经结束之后,经筵官会被留下来与皇帝交谈政治问题,即所谓“经筵留身”。参见平田茂树：《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8] 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侍读侍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193页。
 
[29] 真德秀：《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徐元杰：《进讲日记》，《楳埜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
 
[30] 徐元杰：《进讲日记（四月十二日进讲）》，《楳埜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
 
[31] 徐元杰：《进讲日记》，《楳埜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
 
[32] 据《宋史》卷424《徐元杰传》记载：理宗时“丞相史嵩之丁父忧，有诏起复”，导致“学校叩阍力争”，士论纷纷。因而在端平元年甲辰九月十六日进讲后，理宗问徐元杰对史嵩之起复的意见，徐元杰认为“端忧居家，礼之常也；狥国赴急，礼之变也；礼须要度宜，只缘陛下出命太早，所以启人之疑，惟在陛下优容之”，劝诫理宗作为帝王出命不可不慎，当“爱惜民彝，为大臣爱惜名节”。详见脱脱等：《宋史》卷424，第12661-12662页；徐元杰：《进讲日记（甲辰九月十六日进讲）》，《楳埜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
 
[33] 徐元杰：《进讲日记（十月内进讲）》，《楳埜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
 
[34] 脱脱等：《徐元杰传》，《宋史》卷424，第12661-12662页。
 
[35] 真德秀：《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十四日）》，《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 真德秀：《讲筵进读手记（十二月十三日）》，《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 真德秀：《讲筵进读手记（十二月十三日）》，，《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 周必大：《文忠集》卷137、142、14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 朱熹：《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78-683页。
 
[40] 真德秀：《讲筵进读手记（十九日）》，《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 真德秀：《讲筵进读手记（十六日）》，《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 徐元杰：《进讲日记（十二月十八日进讲）》，《楳埜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
 
[43] 韩维：《上英宗御迩英询问讲读臣僚》，见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50，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42页。
 
[44] 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49-152页。
 
[4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5“熙宁三年九月癸巳条”，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第5236页。
 
[46]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 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绍兴十七年四月辛丑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529-2530页。
 
[47] 董文静：《南宋台谏“必预经筵”政治模式的形成——以董德元为线索的考察》，《浙江学刊》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