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中,文化最初来自《周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地之道是天文,而人对于天地之道的觉察省悟就是人文。既考虑到天文,又开展出人文,以之来创造世界、更新生活,就是文化。可以说,文化的含义,本身就与天时地利以及人类实践密不可分。
不好好读古书,可能会食物中毒。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范式,在现代国际政治实践中,三种范式都有其不足之处。现实主义是基于二战之前的国际政治历史,分析权力对国际利益与国家关系的决定作用,却忽视了主体的积极性与互动性。现实主义聚焦突变而忽视量变,本质上是一种静态分析。自由主义基于自然法规范,将平等、自由等现代性价值···
《传习录》记载,王阳明弟子萧惠向他请教一个问题:“己私难克,奈何?”王阳明回答:“能克己,方能成己。”意思是说,一个人要克制自己内心的私欲,并时常反省、检讨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成就自我,让自己变得更好。
“君子”是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典范。“君子”的本义是指“君王之子”,是就社会地位而言的,广泛见于先秦典籍当中,用来泛指贵族。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贵族的衰落,“君子”一词开始具有道德品质的属性,人们将有学问有修养的人称为“君子”。君子人格的养成和君子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君子之学”的潜移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问题,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即旨在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家风的和睦文明休戚相关,而优良家···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演变而经久不衰。直至近代,中华文明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一个在经济、政治、军事全方位超越中国的西方文明,使得中国人发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悲叹。于是,为了寻求富强御辱之路,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器艺、制度直至思想文化及其基本逻辑。现代西方文明的契约论传统,本质上就是“重构”了人类···
中华文明以其伟大、古老和延续至今而著名于世。人们自然会追问,如此伟大的中华文明,到底源于何时何地?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答案。女娲造人,伏羲画卦,神农教民稼穑,黄帝一统天下,大禹划分九州,历代中华先祖的伟大功绩彪炳史册,见诸传说,绵延不绝。中华文明当然就是源自“三皇五帝”,基于中华大地。但近几百年以来,情势大变···
中国传统的儒学形态包括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三部分,它们彼此有别,互相影响,推动传统中国儒学历经风雨、传世至今、滋养社会。“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出仕济世造福苍生,是儒者天经地义分内之事。士大夫儒学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在传统中国儒学的互动共建中,主要发挥着阐释儒学道统的重要作用。
鄙校曲阜师范大学在1996年就树立了一尊孔子铜像,立于高台之上。记得有大学生这样形容孔子:弯着腰,挎着剑,威猛高大台上站。其实,这尊像所呈现的身体姿态是“磬折”,一种谦恭有礼的形象。确实,孔子作为圣贤人物,其所呈露的一定是如此一种“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形象。孔子的这一形象,其所反映的恰恰是礼乐文化所熏染出来的典型···
“勤靡余劳,心有常闲”出自陶渊明的《自祭文》,意译“勤靡余劳”是一辈子勤勤恳恳,不遗余力。“心有常闲”却与“勤靡余劳”相对,意思是心灵保持悠闲。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将“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十六个字作为陶渊明“人格的总赞”,是对陶渊明精神特征的总体概括,这是很得要领的论断。
华夏族自起源始便是由多邦族、多文化融合而来,这就难怪乎华夏族自古对民族关系抱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血与火的战斗并没有让华夏族得出对抗冲突、以暴制暴的历史结论,而是在开放、包容的态度下,融合、交流的历史习惯中,得出了另一种处理民族关系更为有效的方法。作为三代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对此做过总结,形成了协和万邦的···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校“新文科”建设应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之问,创造性坚持思政引领,从而丰富铸魂育人的生动实践。
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演进中,宗族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并具有不同的特色。
宗族观念是在中华大地形成的一种社会性价值观念,在现实中,“帝王宗庙”和“民间宗祠”是“宗族”的两个重要载体。特别是“民间宗祠”,像一种乡愁记忆的烙印生成,更像加盖在中华大地乡土村落的“民间印章”,给了学术研究一个丰富而美好的探究向度。
在明末清初的诸思想家当中,傅山个性极为鲜明,他特别提倡学者要自作主宰,对于历史、世事要有独到的审视眼光。在《看古人行事》一文中,傅山非常豪迈地说道:“一双空灵眼睛,不唯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看古人行事……千变万状,不胜辨别,但使我之心不受私弊,光明洞达,随时随事,触著便了,原不待讨论而得。”
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界群星璀璨,形成了一个思想创发和破块启蒙的高潮期,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都有所推进。“以水济水,岂是学问?”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巨匠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多元开放、综合创新的时代特点。
“哲学”和哲学学科是西方的舶来品,在四部之学向七科学制转型的过程中,当人们回归传统思想而提炼哲学的素材或“找哲学”时,通常诉诸传统的经部和子部之学,冯友兰用“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框架,就是典型的例证。由此,经子之学的互动与融通构成了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而传统的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
爱与自由是现代人最为珍爱的价值,但也是被现代性扭曲得最为严重的古典遗产。爱的欲望化、自由的功利化,正在使爱与自由成为奴役和自我奴役的最新形式。重读古典也许有助于反思今天的偏见何以遮蔽本源,以及古人的洞见何以富有启发。
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多,早期中国经典书写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诗经》尤为学者所关注,其原因大抵有三:一是出土《诗经》材料多;二是出土《诗经》显示出文本形态的多样性,尤其是异文丰富;三是《诗》基于讽诵所呈现出的文体特征。缘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文本缺乏稳定性。他们认为,单个诗歌文本是理念和表达之“共享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