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如何在“中国哲学”中安身？

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学国学院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九月初三日甲申

          耶稣2022年9月28日

在现代的学术观念和学问形态下，怎样重新理解经学，扩大经学研究的视野，将经学资源有效地融入到现代的学问格局中去，是经学解体之后，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一直在探寻的问题和长期所致力的目标。除了较为狭小的经学史研究之外，经学资源的处理更多地融合在了现代的文、史、哲各学科当中，像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汉语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包括各专门史）、中国哲学（包括思想史）等，都大量地涉及到了过去经学所探究的那些问题和历代所积累下来的丰厚材料。吸收和消化这些历史遗产，将传统资源做现代转化，使之成为新的时代话语和学问形式，是这部分学科的基本任务，也是这些知识得以增长与扩展、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重要基础。

一、经学的材料化

在历史上，作为“常道”的经，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扩展性，可以释解一切问题，因为原初经验世界的全部积累都提炼和浓缩到了这些文字记忆当中，作为处世的根本原则，它足以应付千变万化的各种事项，所谓“以不变应万变”，即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这便是常道。作为一般的训示性原则，经文普遍表达得极为模糊，预留了非常广阔的解释空间，可供后人因时、因地制宜而用之。而历史人物、事件的记述或制度等事项，则可以做比拟性的联想，用类推逻辑的方式去效法处理。历史上，为了加固经典的强度，保持其权威性和说服力，就需要不断地理解和解释，用注解经文的方式来增扩问题域，通过阐发而生成新的意义，以加强理论和实践的连接。在诠释的过程中，直接面对经文的理解，产生了各种记、传、说、解等，是为文献的第一层累积；而将经、传合注，一并打包处理的结果，便开启了注疏之学的繁盛，这是经学文献的第二层累积；以经、传、注疏为内容，从各种角度、以各种表达方式或文体，对经义所展开的诠解，形成了更为丰富、数量更加庞大的文献群，是为第三层累积。

这样，围绕着经典注释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献，而从表面看，所谓儒学就是由这些文献所构成的，或者说是由这些文献所展现出来的。所以，始于汉代而延绵不绝的经学，就成为儒家思想存续和发展的主要形式。不管是重视“五经”的汉唐时代，还是托举“四书”的宋明时期，甚或是晚明之后复杂的多元化格局，都是围绕着经书的解释来展开思想作业的；只不过诠释的立场、方法、尺度和观点差别极大，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和不同的学术风格。

因为经本身的复杂性，加之经典解释的漫长历程，就使得儒家经学的内容极其庞杂，线索非常多样。在历史上，围绕着对这些经典的解释，有汉学、宋学之别，又有今文、古文之争，清代学者在考镜学术源流、梳理各种流派时，也常常做汉、宋之辩或者今、古文之分，但这还构不成全面史述的性质。只是到了晚清，在西方观念的影响和刺激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经学史的研究，方才用晚近学术的方式来系统地梳理和总结经学发展的历史，区划其分期，勾稽其特点。清末民初学者所做的归纳整理工作，已经受到了近代西方思想、特别是科学主义的影响，在清理文化遗产、张扬民族精神时，特别重视经学传统的实证特征，将经学的现代价值做了历史文献化和思想材料化的解读。这种导向，提供了与时代潮流能够相衔接的转化思路，也确立了理解古典遗产的基本原则，并且逐步成为之后现代学术研究的预备性知识。

在西学的强烈冲击下，将经学史学化、文献化、材料化，用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眼界来解读经学，适应了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需求，在古典学术形态和现代学科体制之间也找到了某种衔接感。这样，一只脚已跨入了现代学术门槛的清代考据学，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转型期学者们所大力表扬和效法的对象，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延续感和学术自信心，由传统经学也就逐渐地转换到了现代的历史学和文献学。

除了旧式经学学者的华丽转身之外，新型知识人也加入到了变经学为文史之学、文献之学的合谋之中，在科学主义的强大压力下，材料化似乎成为经学资源寻求合理性庇护的唯一方式。

二、向“中国哲学”靠拢的儒家

将经学作为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陈迹来看待，把经学当作历史遗产来打发，必然是材料化的结果和文献学的形式，即是把这些资源作为一种静态的、已经“离场”的古物来处理，和我们文化的当下性与生命的即在感已经没有了关系。所谓“客观的”研究也需要一种情感的悬置，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形成一种隔障，只保留下理性和逻辑穿梭的孔道，以最大可能地向自然科学的方式靠拢。在这种极端的冰冷的情绪面前，反思经学的历史、面对经学的材料，不可能激发起融会的温情和同情的理解，只可能将一个个“事实”做精细化的说明。就像诠释学所区分的那样，“说明”只是一种客观的介绍，以说清楚文字所陈述的内容为目的，而不掺杂任何解释的好恶感和倾向性，这与进一步的理解和深入的阐释完全没有关系。在自然科学实证观念的引导下，现代学科形式中的经学价值已被彻底的狭窄化，除了文献研究的意义之外，很少涉及到义理，更不用说和现实关怀有什么联系了。

在此种境况下，新儒学和经学发生了明显的剥离，强调儒学现代转化的思想家不得不另寻门径，而不是依旧地寄附于已变为材料身份的经学形态当中。儒家思想的现代表达形式渐渐地观念化，转变成为一种“哲学”，而不是材料化的经学，也不是文献学。同样是受到西学的刺激，试图保持儒学活的生命力和对现实的影响，便在意义层面上来追寻儒家的现代价值，做思想义理的阐发，而不取文献整理的方式，这就渐成为容纳了经学内容的“中国哲学”，构成不同于文献学路向的另外一种尝试。

儒家思想的哲学化叙述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从胡适、冯友兰开始所确立的“中国哲学”史述体系，极大地改变了儒学的言说面貌和呈现方式，儒家思想首先通过了现代意识的对照和检验，在材料的选择上和表达书写的方式上，都经历了与传统经学的剥离，在形式上完成了现代化。“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使得儒家的学问成为一门现代的学术，成为一个知识论的系统，而原有的信仰成分和安身立命的功能则消失了，其系统的通贯性和观念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处在一种中西交错的状态之中。作为哲学形态的儒学，其形式也屈就于一般哲学的通则和方式，按照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所逐渐演变和形成的哲学问题与思想进路来塑造与定格本身，故20世纪以来的新儒学形上学系统，都无不为西方式的哲学理念和准则所牵引。而众多的哲学研究者在述及儒家思想时，也往往遵循着学科化的中国哲学的理路来进行，这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样态。

这样，哲学化的儒学叙述便成了现代思想研究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它的基础理论部分，与西方的哲学形式有了紧密的融合；中国哲学学科也就成为儒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弘扬儒家思想、以作新时代之发挥的人物，也自然地被划归到了哲学家的行列。现代意义及视野下的儒学研究和哲学学科的结盟，为儒学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方式，近百年来该领域的无数成果使得儒学在学者群体当中广为传播，儒家经典内容也成为人们普遍熟悉的知识和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凭借着哲学形式的“摆渡”，由古典形态的学问变成了现代性的知识，中国哲学也就成为儒学价值最为合适的现代表达形式和最好的容身场所。

三、依旧是哲学，还是回到经学？

经学的解体所带来的离散化效应在现代学术研究中有着持续的回响，经学材料的学科归属和性质判定长久地困扰着学者们的研究工作，寻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应性或相似性，也就成为人文学术研究所长期致力的一个重要目标。所谓传统的现代转化，首先就需要在中西的比较之中来断定历史资源的学科属性问题。那些经学的散件和碎片，如何在现代学科中安置，传统的类别如何与现代的分类相衔接，这些问题非常棘手，很难得到妥善的解决，这就使得很多学问的归属、乃至学科的边界在选择中常常会发生左右摇摆。比如，儒学究竟是属于哪个学科？ 或者儒家的经典应该归属在什么领域？ 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在长久争论，也长期地处在模糊的状态。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问方式，可能都涉及到了这些材料，其中的内容不乏交叉性与重叠性；但往往又是各自为阵的，理解的角度和处理的方法可能都不一样。从总体上来讲，史学化、文献化是其主要的方式，和经学相关的学科主要集中在历史文献、汉语言文字等方面，而义理的承接与阐释，则落在了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等名目之下。除了文史哲的古典部分之外，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领域，可能都涉及到传统经学的内容，特别是儒学的内容；这样，经学材料和现代儒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分散的状态，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学科可以归属。

传统的经学思想体系或整体上的儒学，在一定程度上被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哲学研究所取代，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因而经学传统在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之后，便归于销声匿迹，作为材料整理的经学史研究，也深受现代学术理念的影响，并且处在了极度边缘化的状态。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升温，经学史研究又呈现出了复兴之势，也有一些学者尝试着用传统的学问方式来治经，并且提出了回到经学去的问题。实际上，经学的方式和形态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转型中，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解体过程，伴随着西学的全面进入，特别是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原有的知识状况和学问方法不可能再延续下去了，新的学术范式也是在艰难的探索之中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的。而这其中，学科化的知识部类与社会生活实践的新样态，逐步地形成了特殊的场域，并构成了一种牢固的关系，成为一切知识和学问的基础；而传统资源的拣择、开发与再活化，就必须要以这种分类为前提。所以，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叙事中，经学的文本被重新配置和定位，拆解来处理，这是不可避免的转向。而化“六经”之内容于现代学术的各个分科部类之中，就成为以大学体制为标志的主流学界所采取的普遍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学科形式就完全消解掉了经学所可能有的主体性，作为材料的经学残片散落在了不同的学术领域，经学的完整身份性成为依稀可辨的遥远记忆。而对于现代学科的过分依持，免不了要向西学的范式来看齐，形式上完全依傍之，于己则削足适履，这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常态。就拿哲学来说，容纳了很多经学材料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在范式方面只能向西方哲学史学习，用哲学的眼界和标准来衡量自己传统的内容、剪裁作为史料的经学文本，以构建符合哲学要求的思想史述体系。这当中，哲学是主体、也是标准，经学的材料只是配件，只能附属之，不可能想象有原样的或者整体性的所谓经学。

在新的知识谱系中，哲学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近代以来中国人所讲的宇宙观、人生观及真理与价值诸问题皆寄寓其中，哲学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知识，而是学习和评判如何做人，这也许是西哲东传之后在定位上所发生的最大改变。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儒学新的时代表达当然选择了哲学，在哲学学科的叙事和说辩中，儒学的价值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它的众多思想命题和丰富的历史资源才可能转化成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养料。儒学选取哲学化的表达方式，除了在现代学术系统中谋得一合法性的身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哲学的宽广领域和其特有的伸缩性为儒学的容身空间和现代发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可以使得儒学的话语形式及其现代转换工作在一个有纵深度而又较为宽阔的平台上来运行。

和“中国哲学”相比，经学的境遇则大相径庭。从一开始，这种旧学术就是作为现代新文化的对立面被看待的，因而在颠覆和摈弃之列，所谓反封建，矛锋所向，经学在整体上实难逃厄运。受到西学刺激和影响的现代经学史研究，只是做些材料梳理的工作，已经极度边缘化，更遑论现代价值的揭橥与肯认；而更多的相关整理工作则是在历史学领域和文献学的名目下进行的。这些现代化的研究和表现形式，已经与人生观、价值论等无涉，不属于精神科学的范围，只是纯粹的所谓客观知识的探究而已，这就与经学的本质相去甚远。经学在现代文化中的惨淡出局和西学的强势有关，早期的全盘移植和过分依傍，使得中国现代学术不可能在整体上为经学保留下任何地盘，没有相似的对应学科，也就失去了容身的空间。在现代化与传统的分割意识之下，经学和现代学术这两者之间的对峙局面便愈形加剧，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离传统的经学形式也就越来越远。这一局面，从清末经学瓦解之后，就一直在持续，后来甚至又不断的加速，经学似乎已成为万劫不复的死灰。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稍有改变，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大国地位的日渐突显，中西关系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主体性的呼唤，也使得原有的学术临摹方式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对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理解，对传统与现代化的重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经学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紧张性，经学的意义被重新评估，又回到了公众视野。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大潮中，古典学的兴起，学科板块的松动与位移，学术眼界以及研究方法的重大变化，都为经学的重新理解和当代解释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对儒家思想的历史性还原、情景化诠解和整体性把握的要求，也激活了人们对于经学复兴的期待与想象。现在，经学重出江湖，复兴似乎已指日可待，但经学真的还能回来吗？ 显然，作为传统的经学已经走入了历史，不可能重现，若是有所谓经学的复兴，那一定是一种新的形式，或许是新的古典学，或许是与哲学化儒学方式的一种融汇。无论怎样，它一定是现代的、创造的，而不是传统的、复旧的，新的经学形式的登场只能是儒学面向当代社会表达的一种接续和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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