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阐释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最新力作

——王博《究天人与通古今：董仲舒政治学说新阐》序

作者：景海峰

来源：“董子与儒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景海峰，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儒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著作有《熊十力》、《梁漱溟评传》、《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诠释学与儒家思想》、《经典诠释与当代中国哲学》等。

汉代儒学，复杂已极，其面貌绝不像现代哲学史所展现得那样简单。仅就西汉一朝而言：秦火之后，诸子复苏，儒学与子学之关系又处在新的博弈之中；儒经残缺，传衍断片，如何收拾遗存、重续前缘，线索极为复杂；老儒口耳相传的授经路线向文字记述的大规模转移，导致了文本形态的根本变化和解释学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面对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如何改变处境，调整 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为汉制法”，以开新局。以上所举四端，仅为西汉儒学之荦荦大者，而其中的许多关节处及微枝末稍实在是不可胜数。王博的新著《究天人与通古今：董仲舒政治学说新阐》，从一个节点深入到汉代儒学的内里，为我们拨开了笼罩在《春秋》公羊学身上的层层迷雾，清楚地展示出西汉今文经学“行仁为本，正名为先，测阴阳五行之变，明制礼作乐之原”的根本面貌，为理解汉代儒学、特别是董仲舒在儒学发展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供了新的证辞。

从是书所描绘的丰富背景和复杂线索，我们可了解到董仲舒政治儒学的出场，上接战国中晚期各种思想学说脉流的余续，下承入汉以后儒学所面临的种种际遇及挑战，殚竭以思，尽心以对，才能够有如此宏阔的伟构。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学术体系的建立，在致思方向上做了重大的调整，由早期王官学时代贵族教育的传统影响转变为直接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实践之思考。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深刻影响到了秦汉以来 的走向，儒家早期重《诗》、《书》，后来方显出《春秋》之重要，因为《春秋》经义可以直接介入到为汉立法的程序中，具有更高的政治实践性特点。如果说诸子时代的儒学是以个体的修身立德为本，而到了大一统的时代，儒家所面临的则是向社会化的实用价值的转换，其“内圣”一面完全为“外王”所牵引，政治关怀也逐渐地凌驾于学术取向之上。《汉书·儒林传》谓：“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这种转向，当然与秦政对于儒家的毁灭性打击有关，记忆惨痛，有些人不得不“曲学阿世”（像公孙弘）；也与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密不可分，因为儒家经学想要起死回生，就必须要拣择最能适应时代变化需求的典籍，以为“翻身”之资本（如董仲舒）。在经历了西汉初期的恢复元气之后，儒家在黄老、法术、纵横、阴阳等学派的冲击下，又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淮南子》里说：“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淮南子·精神训》）就连讲清静无为的道家也要向着“牧民”的治术来靠拢，发挥出一套“治国理政”的君人南面之术，以见宠于上；而向来以治国安邦为务的儒家，岂能够袖手以待，所以一定会做出策略上的调整。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汉书·儒林传》），而在诸经之中，真正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当推《公羊传》。所以在西汉时期，儒家经说的重心是在阐发《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该经也就自然成了诸多典籍的中心。

而在解释《春秋》经、对公羊学的思想大加发挥的过程中，董仲舒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为这一思潮的核心人物。《史记·儒林列传》记仲舒“少治《春秋》”，又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可见在汉初儒家经典传承的谱系当中，董仲舒是以传《春秋》经而名于世的，是一位公羊学大师。后人所理解的今文经学体系，本来就是以《春秋》为中心的，并且以《公羊传》为典范；而能够成就一个严密的思想系统，则端赖于董仲舒对《春秋》的诠释和其有一套独特的解经学之发挥。

《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史，文简义约，其所包含的意思从字面上来了解，极为有限，所陈述之史迹也是略而不明；如果仅从文本来看，它所能提供给阅读者的信息并不很多。但在经过传、记的诠解之后，《春秋》文字的意涵便大增了，解释过程中所附加的内容引申出了无数的问题，对这些话题的探讨与论辩，又衍生出无穷的意义，终成一个大系统。

首先是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关系，透过对作者创作意图的分析，来演绎和放大文字的意蕴。孟子特别强调“孔子惧，作《春秋》”，确定了是书为夫子“自作”的性质，这就与其他的经不一样了；也就是加大了创作者在这一文本所表达的意义当中所占有的份量，作者之“意”，成为这一诠释圆圈的开头。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其“以寓王法”、“以绳当代”，包含了深刻的创作意图，所以从写作动机出发，即可以将孔子的思想带入到对《春秋》义理的分析当中。孔子讲“必也，正名乎”，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极为重视，所以《春秋》也就寄寓了对秩序破坏者的讨伐之意；孔子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完美人格和天下皆为士君子的德治理想，所以《春秋》也就包含有对统治者劝戒与褒贬的意思。所以，晚清经学家皮锡瑞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透过《春秋》，可以理解孔子的政治观，也可以知晓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据其说，可见孔子空言垂世，所以为万世师表者，首在《春秋》一书”（《经学通论》）。

由孔子“作《春秋》”的意义指向，将之引入到现实政治当中，即构成了西汉时期公羊学兴盛发达的背景。汉初，在经历了一段“无为而治”的黄老术统治之后，中央集权的需求日渐地迫切，《公羊传》对《春秋》诸义的发挥，正好因应了这一形势。《春秋》讲“定名分”，上明三代王道，下辨政事之纪，寓褒贬于记事之文，通过历史叙述来定夺是非、扬善惩恶；《公羊传》则突显了“尊王”之意，大力发挥崇仰权力于一尊的思想。《春秋》只说个“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即释之：“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其解释的跨度之大、想象之丰富、跳跃之惊人，实足表现出其过度诠释的气势与风格。春秋学尊君抑臣，迎合了帝权的威仪感与绝对性，这只是个人权力的配置问题；而“大一统”之说，则演绎出一整套王朝政治的治理原则，既满足了现实的要求，也提供了长远的理想。《春秋》由文明之等级而分辨夷夏，宣揭“攘夷”之大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区别文化礼仪和制度民俗方面的亲疏远近关系。《公羊传》于此大加发挥，建构了一大套理想化的国家间关系与秩序及其交往原则。其论述历史事件，在文字解释方面，往往超出了即事论事的范围，而将解释者的主观意图通过“微言”灌注于其中，并且用自问自答式的引导，来展现诠释者自己的观念和想法。

正是因为公羊学的解经特点，决定了其诠释重于微言大义而不拘泥于事件的具体性，这样便很好地因应了“为汉制法”的时代需求，由此公羊学大师董子方能够来重构儒家的天人观，确立三纲五常的道德律则，建立起一套偏重于治术的政治儒学。董仲舒谓：“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人的道德秉性根源于天，伦理纲常和社会秩序也是以天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汉代的“大一统”格局与绝对皇权的形成便都有了某种神证论的意味。在政治权力与经典诠释的融汇中，儒家经典的神圣性得以确立，大一统治理体系当中的皇权威仪也变得分外的鲜明，这种两者相依的关系，既抬高了儒家经典的地位，也型塑了汉代以后王朝政治的固定形象。董仲舒的学说立基于《春秋》公羊学，全面地吸收了秦汉之际的各种新思想，神圣化了儒家经典的理念，创构了新的系统；其充分政治化的儒学体系也极大地满足了统治者的需求，儒家的正统地位得到了确立，六经的正典化和神圣性也由此建构起来了。

从儒家经典的传衍史来看，董仲舒不仅传经，而且立论，不同于一般的文献老儒，他是一个经典诠释家、政治家和思想创造者。其《春秋繁露》一书，虽不名为“传”，但实际吸收了《春秋》等经籍的义理、发挥《公羊传》和诸子学的思想内容，广泛采撷，融会贯通，成立一家之言，创辟时代风气。《四库全书总目》评曰：“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也就是说，董著的创造性诠释特征，本身即可视之为是《春秋》的传、记，只不过借助了《公羊传》的路径和形式。皮锡瑞指出：“汉人之解说《春秋》者，无有古于是书，而广大精微，比伏生《大传》、《韩诗外传》尤为切要，未可疑为非常异义而不信也。”（《经学通论》）也就是说，《春秋繁露》诠释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春秋》本文的范围，所以不能只从经文所及来框限之。董仲舒通过引入阴阳五行学说，在阐发《春秋》义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其曰：“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春秋繁露·基义》）从天人关系的完满性到社会历史发展的有序性，意义皆已经涵盖。所谓“《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春秋繁露·俞序》）天心即是德治之统绪的依据，由夏而商，由商而周，“以《春秋》当新王”，构筑起一个历史演进的序列。从《春秋》所述，由隐公到哀公，分十二世为三段：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成为一个有序的演进路线，后代接续之，可以推演至无穷。在此历史的循环过程中，也必然会有不断的改制发生，所谓“《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圣者法天，贤者法圣。“王者必改制。……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由之，“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所以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所创造的这一套解经学，不但确证了《春秋》经典的神圣地位，而且赋予了其礼法、社会治理及宇宙论的性质；这样一来，经学之中所揭示出的道理，便成为一种规定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律则，从而具有了极强的超验意义。

王博研究儒学经年，尤其致力于对汉代儒学的探讨，在这方面发表过不少极有见地的论文，这部著作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书的特点是视野开阔、材料丰富，有严整的架构和系统性、极强的逻辑和辨析力。本于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哲学、儒学和汉代经学的深切体悟与不断揣摩，试图用中国思想自身的理路和话语来描述董仲舒所建构的这套政治学说。是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主线，兼采过往研究者的诸多成绩，将秦汉之际的历史背景、西汉初的政治实践活动和公羊学的特点、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创造性要素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清晰地描述了阴阳五行观念下的“天人合一”说和“大一统”思想，对董子的《春秋》学要意及其解经特点也做了精要的概括，从而彰显出其“究天人之际”的宇宙论和“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所蕴聚的系统性、宏阔性及深刻性。通过阅读这部书稿，获益良多，对理解董仲舒的政治学说有很大帮助。王博征序于我，故不揣浅陋，将所得到的一点看法写出来，以就教于高明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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