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1724—1777)是久负盛誉的“皖派宗师”,又是“百科全书式学者”。段玉裁(1735—1815)“湛深经史,尤精六书”,有“一代朴学宗师”之称。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以精通小学、校勘见长。后人将乾嘉时期的“小学”乃至乾嘉学派径称为“段王之学”。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指出:“而段王之学,溯源戴君,尤长训诂,···
陈祥道(1042—1093),北宋时闽清宣政里漈上(今福建省闽清县云龙乡漈上村)人,早年字祐之,进士及第后改字用之,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曾官至秘书省正字、馆阁校勘,是北宋著名礼经学家。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一位官员上书皇帝请求还乡。皇帝召见他,问道:“以前有位浙江按察使,任满后回去,行李仅一竹筐,那个人就是你吧?”官员顿首称是并致谢。皇帝赐金以示嘉奖,准他返乡养病。这位全部家当只有一竹筐东西的官员,便是以“清操闻天下”的轩輗。清代小孩子的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中有这么一句“三爵刘表,一簏轩輗”···
一说到“垂帘听政”,人们很容易想到晚清的慈禧太后,其实垂帘听政在清王朝只是特例而已,倒是在宋代,频繁出现太后临朝的例子,垂帘听政几乎成为常态。
自元朝以来,评书、戏曲、小说等民间文艺中,以宋朝为历史背景的并不少,比如杨家将故事、包公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既有真实的宋朝人(但情节故事完全是编造出来),也有虚构的宋朝人,比如杨家将故事里的穆桂英、包青天故事里的公孙策,历史上是没有这几号人的,他们都是民间文人创造出来的文学形象。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自称“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被誉为一代文宗。但是,鲜为人知的是,韩愈还是唐代中期的监察御史。
唐宋圣旨与明清圣旨有什么不同?从圣旨的文书格式来看,唐宋圣旨与明清圣旨的差异非常大,不少编写古装电视剧的编剧朋友不了解这些差异,往往会将唐宋时期的圣旨写成了明清圣旨的格式。那么唐宋圣旨与明清圣旨的文本格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杨方,字子直,号澹轩,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人,约生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卒于嘉定四年(1211)。隆兴元年(1163)进士。杨方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客家地区,其个性有着客家文化的印痕,而其道学和诗学修养,又对客家理学文化和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宋代,“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是挺常见的,宰相都有可能被布衣告上法院。有网友留言说:民告官不算什么,问题是平民能够告皇帝吗?如果不能告,即便再开明,也是皇权专制。
儒家传统文化之所以在11世纪30年代前后复兴,并以注重议论的义理之学的形式与前此的训诂之学、文章之学相区别,还可以从北宋的经济基础变化中寻找到它的历史根源。
本文上次推送时,因排版人员疏忽,漏排了文字,导读文章断裂。今天重新排过,再次推送,并向各位致歉。
八月的北京,立秋节气之后,天气已开始转凉。人声鼎沸的南锣鼓巷旁,罕有游人所至的老胡同,才真正蕴藏着北京这座古都的风味。
这篇钱穆的毕业典礼致辞,《校刊》原题《本届毕业典礼演讲辞》,刊登在1946年5月30日出版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刊》复刊第三卷第八期《三十二级毕业纪念专号》上。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九州版《钱穆先生全集》均失收此文,近年对钱穆佚文的辑补研究亦未利用此篇。而刊登钱穆致辞的这一期校刊适为“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所缺,可能也···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林志钧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熊十力与他论学颇多,在《十力语要》等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
我曾以《水浒传》里的潘金莲与西门庆故事为引子,写了几篇介绍宋代司法制度的小文章。结果不少网友在文章下面留言:“小编,真实历史不是这样的哦,历史上武大郎和潘金莲很恩爱,并且武大郎不是做烧饼的。”“小编,请多看历史、少读小说。”“稍微看过历史的就不应该这么写武大郎和潘金莲,武大是县令,潘是大家闺秀好不?傻逼小编。”看得···
义庄已在历史的发展之中消失,可义庄所承载的社会使命,所体现的价值观,运作的方式,对于当下中国,仍有着较多的借鉴意义。
北朝时期是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的时代。他们纷纷建立政权,主动拥抱汉文化并最终走上汉化的道路。
一代名臣林则徐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选拔,其在担任考试官时,对当时科举制度的公正运行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婺源人汪绂(1692年—1759年),《清史稿》称其“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尤以宋代五子(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之学为依归,著作等身,被后世学人广泛认可,尊之为大儒、通儒和醇儒。
北宋大儒司马光,字君实,人如其字,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司马光自我评价:“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其胸襟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无论是为官、治学还是处世,始终秉持诚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