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曹君直《笺经室遗集》

作者：严寿澂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刊载於《中国经学》第十八辑，2016年6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初三日丁巳

          耶稣2016年12月1日

一、序说

曹元忠（字夔一，号君直，晚号淩波居士），江苏吴县人，生于光绪四年（1865），卒于民国十二年（1923），享年五十有九。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学士。是集为吴县王欣夫丈（大隆）编次，凡二十卷，文十六卷，诗四卷，民国辛巳（1941）排印本。卷首有娄县钱同寿（复初）、如臯冒广生（鹤亭）二敍，君直从弟元弼（叔彦）所撰〈家传〉，并遗象一帧及吴兴刘丈翰怡（承干）所为象赞。

君直幼颖悟，年十三，从名儒管礼耕（申季）学，“依据师授，研核训诂，考详典章”。光绪十年，“以第一人补博士弟子”，为督学瑞安黄体芳（漱兰）所赏，“咨送南菁书院肄业，从定海黄元同师以周受《诗》《礼》群经，笃志深造，覃思研精。每考一义，必博稽群书，通贯流源，沉潜反覆古经师训义，不以己意穿求崖穴，往往积古霾晦之义，豁然复明，盖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历任江苏学政，如王先谦（益吾）、杨颐（蓉浦）、溥良（玉岑）皆重其学，“以其文刊入《江苏试牍》、《南菁书院课艺》”。光绪三十四年，立礼学馆，修《大清通礼》。君直为溥玉岑所奏派，任纂修，“规划条例，延聘师儒，悉咨访焉”。因荐林颐山（晋霞）、张闻远（锡恭）、钱复初、曹叔彦四人。叔彦以“苏鄂存古学堂事，未能入京”（按：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改武昌经心书院为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后江苏、四川、广东诸省皆设立）， “林、张、钱三君并入馆为纂修”。君直于馆中“着《礼议》数十篇，闻远亦着《刍议》若干篇”。历三年，《通礼》成，未及奏上而革命作，事遂寝。后翰怡丈以《礼议》刊入《求恕斋丛书》，行于世。

欣夫丈承其师叔彦命，裒集君直遗书，历十数年之久， 分其类为八，曰经术，曰考订，曰校勘，曰辑佚，曰厤算，曰医方，曰音律，曰词章。君直同年冒鹤亭敍曰：

君既为礼学馆纂修官，又邃于礼经，目睹世教淩夷，邪说方盛，文武之道将坠于地，以为乱之所生，惟礼可以已之，冀得假手，起行其学。凡所条议，皆系乎纲常名教之大。又驳新刑律之害于伦理者凡数事。今集中所存，以在馆时撰进文字为独多，然其精者在《礼议》中。书既成，未及上而政变，而君亦仅仅以空言垂后世，悲夫！

鹤亭又谓，其三《礼》之学得之于黄元同、管申季两先生，校雠目录之学得之于江阴缪艺风（荃孙），医学、词章之学，则受之于其尊人实甫（毓秀）。

玆不揣浅陋，就管见之所及，分礼议、经学二端，于君直先生之学略作论述，以就教于高明。

二、礼议

有清末造，列强交逼，国脉衰微，非厉行变法，实不足以图存。庚子拳乱，京师失守，两宫西奔，几至不国。次年，太后乃一反戊戌变政后之所为，下诏维新，其大纲有二：“一则旧章本善，奉行已久，弊窦丛生。法当规复先制，认真整理。一则中法所无，宜参用西法，以期渐致富强。法当屏除成见，择善而从。”五、六月间，两湖总督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合上变法三疏：“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于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圆，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著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

光绪二十八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三十三年，“更命侍郎俞廉三与沈家本具充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乃征集馆员，分科纂辑，并延聘东西各国之博士律师，借备顾问”。 是年四月，“伍廷芳、沈家本奏呈民事、刑事、诉讼法”，谓日本“于明治二十三年间，先后颁行民事、刑事、诉讼等法，卒使各国侨民，归其钤束，借以挽回法权。推原其故，未始不由于裁判、诉讼，咸得其平”。 如《清史稿•刑法志》所谓，“尔时所以急于改革者，亦曰取法东西列强，借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也”。

其时朝臣中颇有人焉，以纲常伦理为中华立国之本，不可背离。张之洞即为其中之一人。当“朝士日议变法，废时文，改试策论”之际，之洞言曰：“废时文，非废《五经》、《四书》也，故文体必正，命题之意必严。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必致不读经文，背道忘本，非细故也。” 光绪二十八年，之洞“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编纂大学堂章程……书成，奏上之，并言立学宗旨，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就，各适实用。”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标举五端，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有云：“自泰西学说，流播中国，学者往往误认谓西人主进化而不主保守，事事欲舍其旧而新是图。不知所谓进化者，乃扩其所未知未能，而补其所未完未备。不主保守者，乃制度文为之代有变更，而非大经大法之概事放弃。狂谬之徒，误会宗旨，乃敢轻视圣教，夷弃伦纪，真所谓大惑矣。各国教育，必与本国言语文字，历史风俗宗教，而尊重之，保全之，故其学堂皆有礼教国教之实。” 是亦之洞之意也。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礼部奏陈设立礼学馆，疏入，上谕云：“现在学礼、宾礼、军礼，既应因时制宜，即民间丧祭、冠婚、器物、舆服，亦应一律厘正……该部堂官，务当统率在馆人员，参酌古今，询查民俗，折衷至当，俾人人共纳于轨物之中。”于是法律修订馆与礼学馆，一新一旧，同时并设。清廷之意，实在调和：欲自立于今世，与列强相竞，不可不趋新；欲长治久安，又不可不维持伦纪。

君直为礼部代撰礼学馆筹办大概情形一疏，有云：

天秩天敍，上系朝章；士冠士昏，下关民俗。章志贞教，自古为昭。特晚近以来，习于繁文而未返简易，狃于末节而转失本原，不知胜之则离，减之则进，欲谋保守，端在择精。盖以圣贤制礼之精心，不外修身践言之善行。是故《王制》、《殷礼》，既言一道德以同俗；《司徒》、《周官》，亦云防民伪而教中。世道人心，维系至重……是以厘定之指，务在简明；经始之初，不厌详审。

“厘定务在简明，经始不厌详审”，君直修礼，奉此二语为准。因主废礼、新礼，当并列于礼书，曰：“盖废礼为所损，新礼为所益，列废礼、新礼，即孔子所谓‘殷因夏礼，周因殷礼，所损益可知’之意也。”按：此亦即孔子不欲去告朔饩羊之意也。礼学馆诸公之苦心孤诣，即此而可见。

有御史史履晋者，奏上一折，谓礼学馆宜专派大臣管理，与法律馆汇同商订。君直代撰礼学馆驳议，谓：“古之制治，以礼为本……礼者，当举全国之人，无贵无贱，而尽纳于轨物之中，与法律一门仅禁止其非理行为者，其范围之广狭，固自不同，即其修订之条目，诸多歧异。该御史所请礼学馆会同修律大臣详细商订一节，揆诸情事，似多窒碍”。礼、刑二事，一为本，一为末；“一防于未然，一禁于已然”；“道齐之效，虽有等差，弼教明刑，理实一贯”。然“近日修订法律大臣，多采外国法律，于中国礼教，诚不免有相妨之处”。因请“敕下学部，择其有关礼教伦纪之条，随时咨会法部暨修律大臣，虚衷商搉，务期宜于今而仍不背于古”。按：所谓古今，实则中西，一主保存中华之旧礼，一重适应泰西之新规。此法律、澧学二馆之所以歧趋也。

光绪三十二年，“法律馆撰上《刑民诉讼律》，酌取英、美陪审制度。各督抚多议其窒碍，遂寝”。次年，“复先后奏上《新刑律草案》”，总则十七章，分则三十六章，凡三百八十七条，“经宪政编查馆奏交部院及疆臣核议，签驳者众”。宣统元年，“沈家本等汇集各说，复奏进《修正草案》”。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上书宪政编查馆，谓此修改法律，“义关伦常诸条，未依旧律修入。但于〈附则〉称中国宗教遵孔，以纲常礼教为重。如律中十恶亲属容隐，干名犯义，存留养亲，及亲属相奸、相盗、相殴，发冢犯奸各条，未便蔑弃。中国人有犯以上各罪，应仍依旧，别辑单行法，以昭惩创”。乃驳曰：“修订新律，本为筹备立宪，统一法权。凡中国人及在中国居住之外国人，皆应服从同一法律。是此法律，本当以治中国人为主。今乃依旧律别辑中国人单行法，是视此新刑律专为外国人而设矣。本末倒置，莫此为甚。”又曰：“今中国修订刑律，乃谓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必尽舍固有之礼教风俗，一一摹仿外国。则同乎此国者，彼国有违言，同乎彼国者，此国又相反，是必穷之道也。”要之，新刑律之弊，“在离法律与道德教化而二之，视法律为全无关于道德教化，故一意摹仿外国，而于旧律义关伦常诸条，弃之如遗”矣。按：所谓中西之争，简言之，即一则以法律为礼教之辅，一则视法律与道德无关。

君直之旨，一如乃宣。 其论新纂刑律分则草案，以为轻重失宜，有违礼教。谓“分则草案于各项罪刑，纤悉咸具，独至杀害祖父母、父母及期功亲属，乃仅见于二十五章关于杀伤条内之三百节至三百十一节，不惟弑逆大恶与杀伤平人略无区别，而前后数条复与寻常各罪犯交互错出，尤足令乱臣贼子生心，以为祖孙父子一切平等，固法律所公认也”。其言之激切，尤甚于乃宣。然于订律大臣收回治外法权之用心，则颇能了解。云：“我中国现欲收回治外法权，则订定刑律，原兼外国而言，未便再改其专治中国。前据法律大臣原奏，既称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条，尚当别辑专例通行。应请饬下该大臣速即编辑单行刑律，奏定施行。”

然于合订礼书、宪法，则期期以为不可。光绪三十三年七月，都察院代奏举人陈焯呈请合订礼法以立宪政，有“修订礼书即参订宪法，相助为理，且择善而从”等语，君直以为，“为此言者，非惟不知礼也，抑且不知宪法熟甚”。曰：“今所谓宪法者，就英、法语言之，犹言政治法耳。自日本译其书，笔授者迺取《周礼》傅合之，曰宪法。殊不知《周礼》‘宪法’专属刑禁。〈秋官•布宪〉：‘掌宪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旌节以宣布于四方。’注云：‘宪，表也，谓县之也。刑禁者，国之五刑，所以左右刑罚。’”复举《管子•立政篇》、《战国策》安陵君之言、《礼记•檀弓》邾娄定公所云，谓“明是宪法专属刑禁，后世犹以刑部为宪部，是其确证”。结云：“然则《周礼》宪法既属刑禁，与礼无涉。今之宪法并非《周礼》所谓宪法，与礼更无涉矣。尚何礼书、宪法合订之有哉？”意谓：今所谓宪法者，政治法耳。政与刑为一类，礼与德为一类；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者，纳上下于轨物之中，非仅政治，乃就全社会而言者。故礼可统摄宪法，宪法焉能与礼并立哉？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沈家本奏订刑律总则草案告成，疏中有“删除比附”之议，引《周礼》〈大司寇〉、〈小司寇〉、〈士师〉之文，以为“诚以法者，与民共信之物，故不惮反复申告，务使椎鲁互相警诫，实律无正条不处罚之明证”。谓“比附”之始，在汉初，“高帝诏狱疑者，廷尉不能决，谨具奏附所当比律令以闻”，“仅限之于疑狱而已”。“至隋着为定例，即《唐律》‘出罪者举重以明轻，入罪者举轻以明重’是也。”唐高宗时，“赵冬曦曾上书痛论其非，且曰‘死生罔由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法’。诚为不刊之论。况定例之旨，与立宪尤为牴牾。立宪之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峙。若许司法者以类似之文，致人以罚，是司法而兼立法矣，其弊一。人之严酷慈祥，各随禀赋而异，因律无正条而任其比附，轻重偏倚，转使审判不能统一，其弊又一”。按：《唐律》“出罪”、“入罪”之条，其旨在于轻刑。 家本所以反对比附之依据，可括为两端：一为法律条文须明确，与民共信，审判须统一，不可任意轻重。二为司法与立法，当界限分明，若许司法者比附轻重，乃司法而侵立法之权，有违三权分立之旨。

君直于此议论，大不以为然，因撰〈驳刑律删除比附议〉二篇以斥之。上篇谓草案引赵冬曦言以责比附之非，而不知“《唐律》所言，乃礼家旧说”。《礼记•王制》于疑狱云：“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此为“大司寇听讼用比附之证”。〈王制〉又云：“附从轻，赦从重。”“赦从重”者，即所谓“出罪举重以明轻”也。“附从轻”者，即所谓“入罪举轻以明重”也。冬曦所言，与此“礼家精义”相违。冬曦又谓隋时奸臣因此“出罪”、“入罪”一语，“而废条目数百”。据《旧唐书•刑法志》，永徽六年七月，左仆射于志宁对高宗曰：“旧律多比附，断事乃稍难解，科条极众，数至三千。隋日再定，惟留五百，以事类相似者，比附科断。今日所定，即是参取隋律修易。条章既少，极成省便。”可见“隋时减少，正所以绝比附之弊”。冬曦“乃转以以简驭繁为非”，与律家之说，亦“相拂戾”。实乃两无所据。君直又谓，草案“删除比附，谓于各刑酌定上下之限，凭审判官临时审定也”。然其“所谓临时审定者，即分则各章中所谓，‘其处分轻重，悉由审判官按情而定’”。而《唐律》亦有此法，载〈杂律篇〉“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条。《疏议》云：“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临时取断，量情为罪，庶补遗阙，故立此条。”（按：原文见《唐律疏议》卷二十七，页522）君直故曰：“必待无文可以比附，始用此律。其用此律也，又必罪之轻者，至于笞杖而止。若其重者，惟人主偶行之。”复曰：

草案欲以量情定罪，删除比附，犹可也。所不可者，则为总则第二章“凡律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得为罪”之律。夫“不论何种行为而律例无正条者”，莫如《汉书•王尊传》之美阳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儿常以我为妻。”设断此狱，能以律无正条而不为罪乎？又莫如《太平御览》所引崔鸿《前凉录》之武威姑臧民白兴“以女为妻，以妻为婢，为女给使”。设断此狱，能以律无正条而不为罪乎？若不为罪，是无刑律也；为罪，又律无正条也。当此之时，恐起冬曦而问之，虽欲不比附也，不可得矣。奈何执冬曦之言，以比附为隋臣侮法之制，亟欲去之？

按：执此二例以为证，在当时中国民情礼俗下，固无可辩驳也。可见君直之力主比附不可删除，其依据正在礼教，而此所谓礼，即人人务须遵守之基本行为准则，维持社会正常运作所不可或缺者也。

《论语•学而》载有子之言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杨树达释云：

爱亲，孝也；敬兄，弟也。儒家学说，欲使人本其爱亲敬兄之良知而扩大之，由家庭以及其国家，以及全人类，进而至于大同，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然博爱人类进至大同之境，乃以爱亲敬兄之良知良能为其始基，故曰孝弟为仁之本。孟子谓爱亲敬长，达之天下则为仁义，又谓事亲敬兄为仁义之实，与有子之言相合，此儒家一贯之理论也。

按：其说甚谛。儒家以为，道德非出神谕，非出律法，乃自内在情感，即所谓仁心或良知推扩而得。故王弼释“孝弟为仁之本”云：“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见皇侃《论语义疏》引王弼《论语释疑》）儒家所以重视亲情，亲情所以自内而外层层推扩者，以此。

据此层层推扩之亲情，制订由重而轻之不同规范，此即礼制。礼制之表现于外，最要者厥惟丧服。丧服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渐次减杀，所谓“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即由此而显，是谓“人道之大者”。（按：革命元勋章太炎以《孝经》、《大学》、《礼记•儒行》、《仪礼•丧服》为“国学之统宗”，正着眼于此。 ）各等丧服，以图示之，是谓五服图或服图。中华法系准乎礼，《唐律》为其代表。故《四库提要》云：“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

“刑律之有服图，自元王元亮重编《唐律疏议》，首列五服之制年月及三殇等图始。”明、清律仍之。清末新刑律，则依修订法律馆日本顾问冈田朝太郎之意，于服图“改易殊甚”，君直大不以为然。论曰：

推其用意，不过依附日本，欲改中国旧有之服制，而以尊亲属、亲属之名易之。其言服图，亦惟借期功、缌麻诸服，以为称亲属者举例耳。故于尊亲属之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亲属之夫妻，皆不言服图。殊不知冈田朝太郎意在导我析言破律，乱名改作，以败坏中国之人伦，故欲去服图。奈何修订法律诸臣，卒受其绐而不悟也？

日本所谓尊亲属、亲属云云，较中国五服之制为单简，远不足以尽亲亲、尊尊之别。服图既易，刑律自乱，人伦终将因之而去。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君直于是痛斥冈田，云：

吾不得不正告之曰：服图为吾中国刑律所独有，苟居中国去人伦，虽无服图可也，顾刑律亦无所用之也。如欲以刑律治中国，则服图与礼教相辅而行，不容稍有改易。虽服图出于明律，多非旧制……然自明至今，行之五百年矣，一旦因此并无斩衰齐衰诸服之草案，遽以责备服图，则是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也。其不知务孰甚？是故为刑律计，我资政院惟有补正总则，追加服图，以副皇上“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之谕旨。然后再举服图所失次第奏改……则善之善者也

为中国之礼教人伦，大声疾呼，其情如绘。

三、经学

近世通儒马一浮有曰：

古之所谓学者，学道而已。文者，道之所寓。故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文王既没，文不在玆乎？”六经，文也。明其道，足以易天下，如孟子者，方足以当经术。公孙弘、倪宽、匡衡、张禹之徒，不足言也。学足以知圣，守文而传义，如子夏者，方足以当经学。博士之学，不足言也。

以此为准，如君直者，足当经学之目。

《礼议》附录最后一篇为〈驳刑律罚金议〉，谓罚金即古赎刑，《周礼秋官•职金》有“金罚”、“货罚”，《尚书•吕刑》则谓之“赎刑”。《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马融曰：“意善功恶，使出金赎罪。”《晋书•刑法志》载张裴注《律表》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意善功恶，以金罚之。”君直谓“寻绎‘意善功恶’之义。惟过失罪为近，疑罪次之”，复举《唐律•鬪讼篇》、孔颖达《尚书正义》以证之。而法律馆所奏《刑律草案》既知“故意与过失有别”，“迺外患罪有‘豫备阴谋，受中国之命令委任与外国商议，若图自己或外国之利益，故意议定不利中国之条’者，及‘中国臣民意图使中国领域属于外国，而与外国开始商议’者，以旧律言之，为十恶之谋叛”，而今“既从宽典，又令罚金”，“是欲以上之鬻狱劝下之卖国也”。君直就此曰：“夫卖国之奴，何患无财；纵使无财，而既为敌用，讵有不愿代输者？故罚金不足以制囚徒之命，而足以生奸宄之心。倘知事成获利无穷，事败不过出金赎罪，从此肆无忌惮，国家之患将何底止？”要之，“使新律罚金之说果行之于外患罪，则可以无君；果行之于杀伤罪，则可以无父”；此律若行，则“纲常名教皆可弃如敝屣”，“徒为乱臣贼子地”耳。言之可谓痛切。

君直有〈金作赎刑说〉一文，用戴熙《古泉丛话》所载古钱，及吴大澂所藏黄金方寸，以见赎刑之范围，及所用以赎罪之物。谓“戴文节熙《古泉丛话》所载‘肉化’”，据此“化”字之金文，可知此古钱即为“周赎刑金也”。《周礼•秋官司寇•掌戮》云：“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君直谓“《周礼》迺周公致太平之书，不欲斥言弑逆”，故其所谓杀其亲者，乃指不孝之罪；所谓杀王之亲者，乃指不忠之罪。“若曰不忠不孝，五刑莫大，不得援〈职金〉‘金货’、‘罚货’之文，概予收赎。”（按：《周礼•秋官司寇•职金》云：“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又曰：“《隋书•刑法志》载齐律，又列重罪十条，其犯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列。义盖昉此。吾是以知‘化’之为周赎刑金也。”（按：原文作“吾以知是”，显为手民之误，玆乙正。）又举吴愙斋（大澂）所藏“黄金方寸，面有‘阴识’二字”者，谓其上之金文乃“郢”字，而楚之都郢，始于文王熊赀，“此楚锾也而用黄金，恐黄金赎刑为春秋后制”。复引《周礼•职金》“金罚、货罚，入于司兵”之文，《国语•齐语》管仲对齐桓公之问，《淮南子•泛论训》“令轻罪者赎以金分”之语，谓殆皆指铜言之。至《三国•晋志》“载陈群〈新律序〉所谓‘〈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偿科’”，可知汉时以黄金赎罪。又曰：

更考《汉书•萧望之传》有议赎罪云：“故〈金布令甲〉曰：‘边郡数被兵，离饥寒，夭绝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给其费。’”迺知黄金赎罪自武帝始。故〈贡禹传〉有“武帝用度不足，使犯法者赎罪”，云云。郑君尝为《汉律章句》，其言“赎死罪，金三斤”，必用〈金布律〉文，而《晋律》仍之。故《御览•刑法部》引《晋律》曰：“赎死金二斤”也。固卓然无可疑者。然以郢爰言之，则春秋时已然。

经此考证，可知赎金之仅用于轻罪，及所谓金，原指铜，汉时始用黄金。故篇末云：“此金识所以有功于经史也夫！”所谓“守文而传义”者，非欤？

君直礼学之精，即上述诸例而可见。所谓礼，实乃社会生活之规范。复杂之礼制，其本在于男女居室，故《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之本既在于夫妇，故《礼记•内则》谓“礼始于谨夫妇”。夫妇之道，始于昏礼。故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礼记•昏义》）昏礼则莫重于亲迎。君直〈昏礼亲迎议〉一文，阐释甚精。云：“昏礼成于亲迎，亲迎必以昏时，故名曰‘昏’。《礼疏》引郑《目录》云：‘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阳往而阴来，日入三商为昏。’故知士娶妻之礼，得名为昏，由用昏时。而经言‘初昏’，记言‘以玆初昏’，皆在亲迎之初，又知用昏时为亲迎。”用昏时之取义，则在“阳下阴”。《白虎通•五行篇》云：“娶妻亲迎，何法？法日入，阳下阴也。盖日入之时，阳往而阴来，为阳下阴。娶妻亲迎，婿往而妇来，亦为阳下阴。惟阳下阴，取法日入。故娶妻亲迎，在于昏时。”《诗•匏有苦叶》笺、〈东门之扬〉笺，皆谓亲迎在昏时。可知郑康成《目录》所谓“以昏为期”，“即指亲迎而言”也。“且非惟娶妻之礼，得名为昏也；即婚姻之‘婚’，亦因昏时行礼得名。”自《白虎通•嫁娶篇》可证。“因亲迎于昏时，婿往妇家，即谓之‘婚’。则昏礼莫重于亲迎，断可知矣。”郑君为士昏礼撰《目录》，“故但就士娶妻言之。其实天子娶后，诸侯娶夫人，既名为大昏，必亦于昏时亲迎”。《白虎通•嫁娶篇》云：“天子下至士，必亲迎授绥者何？以阳下阴也。欲得其欢心，示亲之心也。”于是可知：“亲迎之礼，天子、诸侯同之，不仅士昏礼为然也。”此文作于礼学馆时，以礼经世之用心，灼然可见。

长沙叶焕彬（德辉）为善化皮鹿门（锡瑞）《六艺论疏证》作序，云：

余尝言，自汉以来传孔子之道者，有四学。四学者，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也。秦火之厄，汉初诸儒，壁藏口授，萌芽渐箸于竹帛，当时读者以隶书释之，谓之今文。今文者，对古文而立名也。自后古文之学，别为大宗，门户纷争，互相攻驳……故终汉之世，师说愈甚，而经学愈衰。至郑氏康成出，始一扫而空之。于是集今古之大成，破经生之拘陋……吾友皮鹿门孝廉，好学深思，邃于经术，于余所言四者，皆融洽而贯通之。平生著作等身，实事求是，而于郑氏遗说，类皆有所发明。

君直著作，固未若鹿门之富，然“好学深思，邃于经术……于郑氏遗说类皆有所发明”云云，移用于笺经室，虽或不中，亦不远矣。

〈泰誓〉者，论者多以为乃后出，不在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中。君直读书心细，云：《七略》所言，乃“今〈泰誓〉”，非“今文〈泰誓〉”。《文选•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李善注引《七略》云：“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赞说之，因传以教，今〈泰誓篇〉是也。”君直即此曰：“于是以今〈泰誓〉为今文〈泰誓〉，遂谓伏生今文无〈泰誓〉，不思甚矣。”伏生《尚书大传•洛诰》明言：“《周书》自〈泰誓〉就〈召诰〉而盛于〈洛诰〉也。”此为“今文有〈泰誓〉之证”。且今文家说文字，多有与〈泰誓〉相同者，故曰：

可知今文有〈泰誓〉，传自伏生，故西经诸儒征引不绝，太史公且据以作本纪、世家。若《七略》所言，与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所谓〈泰誓〉后得，博士习而赞之，迺指壁中古文。〈尚书序•疏〉引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是其事也。故郑君知之。故《书论》云：“民间得〈泰誓〉。”（<书序•疏）引）又《六艺论》云：“至武王渡河，白鱼跃；文王赤雀，止于户。”〈洛诰〉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鱼，皆七年。”（《诗•文王疏》引）……知郑君所引，皆孔氏古文。

君直又谓：孔颖达〈书序•疏〉既引郑玄《书论》，“复云：《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者，献之。与博士，使赞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殆欲使后世好学深思者，心知民间所得〈泰誓〉为真古文，有安国传为之证。盖孔颖达时，犹见李长林 [颙] 《尚书集注》，其于〈泰誓〉，用真孔安国经传。”所以不说破民间〈泰誓〉为真古文者，乃因《尚书正义》为奉敕撰，“诏用伪孔安国古文，遂不得不诬壁中〈泰誓〉为今文，且斥为伪，势也”。按：如此论断，剖析入微，足为郑学张目。

〈无适无莫解〉一文，发挥郑义至精。《论语•里仁》：“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何晏注曰：“言君子之于天下，无适无莫，无所贪慕也，唯义之所在也，”君直按曰：“‘无所贪慕’四字，何晏袭郑注义，而未知郑之专释‘无莫’也。”引《经典释文》云：“适，郑本作‘敌’。莫，音‘慕’，无所贪慕也。”复引释玄应《众经音义》“适莫”下云：“‘适’亦‘敌’也，‘莫’犹‘慕’也。”按曰：

“适”之训“敌”，“莫”之训“慕”，即本郑注。盖“适”“敌”字同，“莫”“慕”声转，例得通训。郑注之义：敌，当读如“仇敌”之“敌”，谓偏于恶者；慕，当读如“贪慕”之“慕”，谓偏于爱者。故慧苑《华严经音义》“无所适莫”下云：“《蜀志》诸葛亮曰：‘事以无适无莫为平。人情苦亲亲而疏疏，故适莫之道废也。’”盖但知疏疏，即有偏于恶，而若仇敌者；但知亲亲，即有偏于爱，而若贪慕者；则无适无莫之道废矣。《后汉书•刘梁传》：“有爱而为害，有恶而为美。是以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刘梁、诸葛亮言无适无莫，皆就事浑言之，明爱恶之当得其正。若析言之，则交友用人，皆不可有适莫之见。

复引《后汉书•李固传》、《白虎通•谏诤篇》、《风俗通•十反篇》诸例，以见交友用人，皆须无适无莫，“所谓爱恶之得其正也”。按：此解训诂、义理交相映发，郑君、朱子之长，可谓兼而有之者也。

《论语•述而》曰：“子曰：文莫吾犹人也。”何晏《论语集解》：“莫，无也。‘文无’者，犹俗言‘文不’也。”邢昺疏曰：“时呼‘文不胜人’为‘文不’也。”君直按曰：

以“文不胜人”为“文不”，虽宣圣时文义古奥，断不至作歇后语。注疏家说非也。杨慎《丹铅总录》引晋栾肇《论语驳》曰：“燕齐谓‘勉强’为‘文莫’。”《方言》七：“侔莫，强也。北燕之外郊，凡劳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谓之‘侔莫’。”“侔莫”即“文莫”。古以声转为训：“黾勉”转“密勿”，“密勿”转“蠠没”，“蠠没”转“懋慔”，“懋慔”转“劺莫”，“劺莫”转“文莫”，皆取“勉强”之义。而“文莫”即“忞慔”之省叚。《说文》：“忞，强也。慔，勉也。”互训之，则《广雅•释诂》所谓“文，勉也。莫，强也。”故古读以“勉强”为“文莫”也。刘氏台拱《[论语]骈枝》曰：“文莫，行仁义也；躬行君子，由仁义行也。”刘意：文莫，即勉强而行之；躬行君子，即安而行之。夫子循循善诱，谦不自居安行，但自承为勉强而行，而即以“勉强而行”劝学。〈述而〉一篇，皆为劝学而言。

声训义训，宛转相生；训诂义理，皆厘然有当，正如其从弟叔彦所谓，“博稽群书，通贯流源，沉潜反覆古经师训义，不以己意穿求崖穴”者也。

至近世今文家言之“以己意穿求崖穴”，荒诞不经者，则辟之惟恐不力。南海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风行一时，君直以为厚诬孔子，谓汉人所谓孔子改制，乃“为汉制作”，其说始自今文家徐彦之为《公羊问答》。徐氏述《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某合而演其文，读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某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敍图录。” 又云：“某水精治法，为赤帝功。”又云：“黑龙生为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又云：“经十有四年，西狩获麟，赤受命，仓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凡此“皆今文家以《春秋》为汉制之证”。然犹可云，此乃汉人媚其本朝之言。而据《后汉书》，公孙述、郅恽、苏竟之徒，亦以孔子为汉而作《春秋》。诸人“生丁王莽篡立之年，光武未兴之会，何取于媚汉而所言如此其同。可知今文家为汉制作之说，西汉人久有之矣。惟久有之，可知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言改制，皆谓为汉制作，理章章矣。何得拘文牵义，泥‘孔子立新王之道’一言，以帝制自为诬孔子耶？”所言证据确凿，实不可易。

君直以为，南海康氏“既以帝制自为诬孔子，复欲以王者自居诬之，故于素王亦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不可不辨。于是正告之曰：“‘素王’二字，亦自今文家称孔子作《春秋》始。”引《春秋纬》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又《孝经•钩命诀》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论语崇爵谶》曰：“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凡此皆今文家谶纬之言。至晋，杜预为〈春秋序〉，始以王者自居疑孔子，曰：“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邱明则为素臣。”又曰：“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论。”君直谓：“盖预习闻汉世诸儒皆用今文家说”，而云然也。所谓素王，乃古语，意谓“圣而不王”，“故七十子以此推尊孔子耳”。复引《史记•殷本纪》云：“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左传》贾逵注云：“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国之戒。”刘熙《释名•释典艺》云：“八索：索，素也。着素王之法，若孔子者，圣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区也。区别九州之土气，教化所宜施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古羲皇时书也。”君直据此以为：“然则上古羲皇时书，已有着素王之法者。《庄子•天道篇》所谓‘玄圣素王之道’是也。七十子以孔子圣而不王，又制《春秋》，适与相若，故以‘素王’为推尊之辞。当时大义，今文家传之，汉魏间传今文学者亦无不知之”。故曰：“杜预以前，从未有以王者自居疑孔子也。”然太史公作《素王妙论》（据《隋书•经籍志》“五行类”，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论》二卷，亡”），岂非自居于王者？君直答曰：“太史公既以《史记》比《春秋》，则《素王妙论》容或自比于孔子，要亦知为‘圣而不王’之称，故以自比……岂有自居王者，使刀笔吏弄其文墨哉？则太史公时，素王非王者之称可知矣。”驳南海康氏“素王”之说，面面具到，可谓“学足以知圣”也。

四、后案

欣夫丈跋《笺经室遗集》，有曰：“先生之书，于维持礼教，独具苦心，而故国之思，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朱彊村尝谓‘先生具子政、稚圭之经术，曡山、所南之怀抱’，可以概其生平矣。”所论至当。

近人汪辟疆（国垣）雅善论诗，云：“吴县曹君直，三《礼》专家，以其余事，步武玉谿，选藻摹声，可乱楮叶。”又谓君直诗“工处时出李希圣雁影斋上。专事摘艳熏香，托于芬芳悱恻”。 推许可谓甚至（按：湘乡李希圣亦元，以昆体着于时，有《雁影斋诗》）。

君直集中，多有集义山句以抒其悱恻之情、幽忧之思者。其〈秘殿集李义山句〉小序云：“修门十载，更历万状；欲言不敢，为思公子；长歌当泣，取近妇人；托旨闺幨，从事义山。虽效尤西昆，挦撦弥甚；而曲终奏雅，义归丽则。所谓国人尽保展禽，酒肆无疑阮籍，玉谿生傥许我乎？作〈秘殿篇〉。”其四、五首云：

清月依微香露轻，龙池赐酒敞云屏。沈香夹煎为庭燎，上帝钧天会众灵。

玉玺不缘归日角，金莲无复印中庭。回廊檐断燕飞出，十二玉楼无故钉。

永巷长年怨绮罗，风光今日两蹉跎。从来此地黄昏散，望断平时翠辇过。

沧海月明珠有泪，长亭岁尽雪如波。鸳鸯可羡头具白，一夜芙蓉红泪多。

〈又集李义山句〉第一首云：

翠减红衰愁杀人，残花嗁露莫留春。后堂芳树阴阴见，白发如丝日日新。

楚雨含情皆有托，贾生才调更无论。看封谏草归鸾掖，去作长楸走马身。

身负修礼重任，而心知狂澜之既倒，挽回之难必。长歌当哭之情，知其不可而为之之意，曲折传出。

辛亥鼎革后所作〈失题〉云：

十年案牍枉劳形，政事堂前梦已醒。去礼早知将坏国，发言深愧是盈廷。

子之未免欺燕哙，杜宇终教让龞灵。欲起辨亡无可语，闷来定对九峰清。

〈乙卯重入都门感赋〉云：

羁魂怕听大招些，重入修门足怨嗟。坐惜江山非故国，回看冠盖尚京华。

尊前遗事谈天宝，座上流人见永嘉。独有灵和旧杨柳，迎来送往总成衙。

〈甲寅元日〉之三云：

垂绝中原一线县，岂惟君若缀旒然。百年礼乐沦夷俗，万古纲常黜圣权。

误欲更新先掃地，转教泯夏肆滔天。请看海内人倫始，要待東都建武年。

（自注:“將扫地而求更新”，語見《中說·述史篇》”）[1]

叠山、所南之怀抱，皎然可見。“誤欲”、“转教”一聯，诚慨乎其言之。目击而心伤者，非仅所仕之朝之倾覆，蓋尤在五千年礼乐制度、文明文物，隨之而俱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