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蔚芝先生学术思想概述

——以孟学为体，以科学为用

作者：严寿澂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辑，2019年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二月二十日乙卯

          耶稣2020年3月13日

一、学术渊源

太仓唐蔚芝（文治）先生（1865-1954），年十四（虚岁，以下同），其尊人挚友同邑王紫翔（祖畬）见其所爲文，“亟赏之，谓必成大器；且谓宜读古大家文，以扩充其才气”。年十七，受业于紫翔之门，间三四日，前往听讲。紫翔讲性理之学，严义理之辨，告之曰：“文章一道，人品学问皆在其中。故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文之精深坚卓者，必其人之忠厚笃实者也。至尖新险巧，则人必刻薄；软熟圆美，则人必鄙陋。汝学作文，先从立品始，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人，亦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文。”先生于是尊紫翔之教，先读汪武曹（份）增订之《四书大全·孟子大全》、陆清献（陇其）《三鱼堂集》，并乾隆御选《唐宋文醇》、熊伯龙所撰《熊锺陵制义》。“日夜淬厉于性理、文学，初知门径矣”。[1]

年二十一，赴江阴南菁书院应试，以超等录取，住院肄业。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元同（以周）。元同主张汉宋兼采，经学即理学，理学即经学，不可歧而爲二，训诂义理当合而爲一。先生对此，终身服膺。[2]年二十八，赴礼部试，中式第三十一名贡士。座师翁叔平（同龢）评语爲：“经生之文，必有静穆之气，此作是也。经艺渊雅，不使才锋，策赅博。”（按；先生后来教诲学生作文字，即以此爲准则。）殿试二甲第一百五名，朝考一等第六十五名。分发户部江西司主事。[3]

三十一岁，因同事王丹揆（清穆）介绍，调任云南司帮主稿。先生谓：“云南司管理滇省财政，兼管漕务、仓务。时余于公牍文字，尚无门径，只得以吏爲师，遇事咨询，并与丹揆协商，调取档案目录，手自钞存。用时指出提閲，吏不能欺。丹揆作《职思随笔》，办稿必摘要钞录，余亦仿行之。”[4]按：明清时良吏，颇有注意于实政，并以其经验心得著书传后者。明人吕坤有《实政录》，清人汪辉祖有《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即爲显例。蔚芝不仅讲究性理之学，而且对行政实务颇爲用心，以后爲官、办学所表现出的处事才干，论政论学的条理密察，其基础当即奠定于此时。

同年，其父所辑《太仓陆桴亭先生遗书》告成。[5]陆桴亭（世仪）爲学，有本有末，讲理学而兼有实学，如钱宾四所谓，“理学经济，明体达用，内圣外王，兼而有之”，[6]对先生影响甚大，由是用心于经济之学。三十二岁，“閲各国条约事务各书，并评点《万国公法》”，又读曾惠敏（曾纪泽谥惠敏）、黎蒓斋（庶昌）诸家文集，“自是于经世之学，粗得门径矣”。七月，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第二名。次年，又读《经世文正续编》及曾文正（国藩）、胡文忠（林翼）的全集。奉派爲户部则例馆纂修官，辑成《漕运门》八卷。[7]可见其对经世实学的留意。

先生身兼两个衙门的职务，每两日赴户部，两日赴总署。事务繁重，总署尤甚，值夜班常至天明。在总署，奉派在司务厅收发文牍。司务厅有储条约柜，先生于是“发而读之，又以暇时学习俄文，灯下每取中俄文本条约对校之，目力遂大伤”。其时侍郎许竹篔（景澄）奉派爲总理衙门大臣，对蔚芝深爲器重。受许氏之熏陶，先生对外交事务逐渐熟悉。[8]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排外事起，八国联军入京。先生随同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办理条约文件。次年七月，那桐奉使日本道歉，蔚芝任随员。[9]光绪二十八年，英王爱德华七世行加冕礼，清廷派贝子载振爲专使大臣，赴英致贺，并游历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四国。先生爲三等参赞随行，因而对西方及日本有了实地的了解，以载振之名撰成《英轺日记》一书，于“欧美风教，沿途景物，详载靡遗，择善讽行，尤具深意”。此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10]可见先生通晓外事，对西方文化的长处颇爲赞赏。

光绪二十九年，先生年三十七，奉旨调往新设立之商部，任右丞。自谓：“外交学已研究多年，不愿离外部，且商务向未熟谙，极力坚辞”，不得已而出任。于是研究商务，拟定《商部章程摺》、《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摺》、《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摺》等，并编订《商律》。[11]任上诸奏议，载于《茹经堂奏疏》，可见其用力之深，议论之精辟。[12]光绪三十二年，商部改爲农工商部，先生爲署理尚书，“接收案卷一切，甚爲忙碌”。十二月，先生母病毒，“遂不复到署，一意侍奉汤药”。母弃世，扶柩返乡。次年八月，就任上海实业学堂（原名南洋公学）监督。[13]于是脱离官场，专意办学了。

从陆桴亭上继朱子穷理尽性之学，以经世爲要归；就理学而言，重程朱，亦不废陆王（所谓“尽心知性与夫存心养性，道在虚实并进”[14]）；兼重洋务与科学，主张大力发展农工商实业；承桐城、湘乡之绪，发扬文章之学。要而言之，有担当，不畏艰苦，勇于汲取新知识，不计世俗毁誉，惟期有益于天下国家。是谓晚清曾文正、郭筠仙（嵩焘）以降的治学宗旨；此派后起者颇多江南人士，如薛叔耘（福成）、许文肃（景澄）、吴挚甫（汝纶）诸人。蔚芝所秉承的，正是这一传统。

二、洋务与教育

晚清时期，凡是传自西方的各种知识，与西方相关的各种事务，统称爲洋务。当时的守旧人物，对于所谓洋务，一概深恶痛绝，尽行排斥。理学大师倭艮峰（仁）即爲一例。蔚芝先生虽讲理学，讲经学，然而热衷于学习洋务，决不是抱残守缺之辈。

戊戌政变，新法尽废，新学堂多并入书院。先生对此，大表反对。政变之次年，仍坚持西学堂决不可并入书院。说道：“书院之与学堂，宜分而不宜合。如欲爲归并之计，则书院可以并入学堂，而学堂不可以并入书院。”以明末清初陆桴亭爲例，其《思辨录》中“论岁差之法，谓欧罗巴人君臣尽心于天，终岁推验，其精不可及”。其时利玛窦、艾儒略新至中国，桴亭“已精研西学如此，设使生于今日，其必习诸国之语言文字，灼然明矣”。天下既有此文字，“士大夫迄未能措意”，实是“大可耻之事”。指出“今日国势之浸弱，正由中国贤士大夫不屑究心洋务之所致”。“爲臣当忠，爲子当孝”，人人皆知，然而“国势之不知，世变之不察，百姓疾苦之不闻，持违心之谬论，受剥肤之巨灾”，岂可称爲忠孝？“故方今之世，惟忠臣孝子而后可谈洋务，亦惟忠臣孝子断不可不谈洋务。学堂者，正所以教忠教孝之地，而即宇宙间一线生机之所系也。”[15]言辞可谓激愤。

如此重视西学、洋务，直至晚岁，仍不稍变。民国十九年，蔚芝先生年已六十有六，有《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训辞》，曰：

鄙人十年以前，见美国教育家孟禄、塞娄两博士，均殷勤相告，谓中国最要者在造就领袖人才。后访他国教育家，亦多持此论。故鄙人办学时，不自量力，常欲造就领袖人才，分播吾国，作爲模范。区区宏愿，尝欲兴办实业，自东三省起点，迤北环内外蒙古，至天山南北路，迤西迄青海以达西藏，作十八行省一大椅背。而南方商业，则拟推广至南洋各岛，固我门户屏藩。故三十余年前，曾在北平创办高等实业学堂。迨囘沪后，办理本校，并在吴淞创办商船学校。此志未尝稍懈。无如吾国风气，徒知空谈学理，不能实事求是，以致程度日益低落。即如电汽、火车、轮船各项，仅有驾驶装置之才，其能制造机器、自出新裁者，寥寥无几。日日言提倡国货，试问国货能否制造？日日言抵制洋货，试问洋货能否抵制？各校学生不过欲得一纸文凭以图荣宠，绝不闻有奇才异能可以效用于当世。……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爲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爲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爲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又曰：“无耻之耻，无耻矣。”我学问不若人，事业不若人，可耻孰甚？于此而不知耻，是谓无耻。[16]

先生毕生志事，在此尽行道出。当爲第一等学问，当爲第一等事业，当爲第一等人才，先务则在砥砺第一等品行；是爲先生终身以之的教育宗旨。要而言之：“教育根本在性情，措诸躬行则爲道德，再辅以近世科学，斯爲体用兼全。”[17]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蔚芝即告其弟子李颂侯曰：“吾弟有志之士也，务望慎守吾言，以理学爲体，以经济爲用。勿读无益之书，勿作无益之事。异日担荷斯道，维持人心，力爲剥阳时之硕果，风雨时之鸡鸣，有以存圣学于一线，而不至于中绝，此则鄙人之所厚望也。”[18]先生的学术思想宗旨，正在“以理学爲体，以经济爲用”二语。处今世而谈“经济”，西学，尤其是近代科学知识，又岂能或缺？

先生关于洋务，最所究心者，除外交以外，端在实业与科学。光绪二十九年，蔚芝三十九岁，代载振作〈议覆三品京堂张振勲条陈商务摺〉，以爲：“近世之言理财者，莫不以振兴商务爲急，而不知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又在于农。何者？盖商必有其爲商之品物，无工则无以爲商也。工必有其爲工之质料，无农则无以爲工也。故欲求商务之兴盛，在先求工业之精进；欲求工业之精进，在先求农事之振新。”又主张鼓励工艺创新，保护专利，曰：“泰西各国维持商务，以保护、开通二法互相爲用，而尤以提倡工艺爲程。凡国中有能创一新法、得一新理、制一新器，实有裨于国计民生者，准其呈报，试验得实，或奖以金牌、寳星，或给予文凭，准其专利。其注重工艺如此。中国近年以来，闾阎生计维艰，流民渐伙，驯至寇盗充斥，劫夺时闻。推原所自，未始非工政不修以致此也。”[19]如此见解，即使在今日，仍是不刊之论。

清末民初人物中，尽心尽力于科学工艺教育如蔚芝者，实不多见。然而先生对于时人“用科学以治国”之说，则不以爲然。作于民国十七年的〈《大学》格物定论〉引《礼记·礼器篇》“人官有能，物曲有利”曰：“人官所以驭物曲，故古者用人，德进事举言扬，旁逮曲艺，而近人欲用科学以治国。夫声光化电遂可以修齐治平乎？”[20]易言之，不可将道与器混而爲一。“近人谓泰西之格物即吾儒之格物，混道与器爲一，欲以一材一艺之长侈谈平治，而民生实受其病。”慈谿裘匡庐（肇麟）作《广思辨录》，有云：“科学方法治天下，未免错误。吾儒所格者事理，西人所格者物质。”蔚芝以爲，此语“可谓一矢破的”。[21]

蔚芝提倡科学，以爲今世绝不可少。然而科学决不能取代“人伦性情道德”：

夫人伦性情道德，千古不变者也。圣贤至教，如阴阳寒暑，适协于时。庸愚诡教，如风雨晦明，悉愆其候，直者枉之，雅者俗之，左道者矜式之，桀骜者嘉鲜之，譬诸南针而北指。故曰：“教不时则伤世。”（见《礼记·乐记篇》）要知限制我之人才，即以限制我之国力。君子遏抑，则小人日进。是以愈趋时而国愈危也。且所谓时者，孰若近代之科学？道艺兼资，科学自宜特重。惟当以孟学爲体，纯而益求其纯；以科学爲用，精而益致其精。夫如是，乃可以救心，乃可以兴国。[22]

“以孟学爲体，以科学爲用”，先生爲官、讲学，尤其是主持上海交通大学，此二语实爲其座右铭。

民国二十二年，蔚芝应苏州国学会李印泉（根源）、金松岑（天翮）等之邀，赴苏演讲，宣讲《孟子》大义，曰：“鄙人尝谓圣贤教人，惟恐人之近于禽兽；后世教人，惟恐人之远于禽兽。《孟子》七篇，尤重人道教育。人者，天地之心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孟子》首章言仁义，即所以正人心而立人极也。……处今世而言教育，必以尊崇人道爲惟一宗旨。”[23]科学本是利器，可爲善，亦可助恶。若无人道教育，科学便成爲恶之资。教育当以孟学爲体，正因孟子尤重人道教育也。

三、读经与读国文

民国八年，蔚芝先生作《中学国文新读本序》,云：

世道之譸张，人心之迷谬，风俗之庸恶，士品之卑污，上下历史，无有甚于今日者，有识之士惄焉，思所以救之。顾其策奈何？或曰：“将讲武备，精器械，而振之以军国民教育乎？”曰：否，否。扬汤不足以止沸也。或曰：“将研哲学，谈心理，而跻之于高明之域乎？”曰：否，否。空言无补于实事也。或曰：“将务实业，进农家、工家、商家，而道国民以生活乎？”曰：斯言似矣。然而不揣其本，徒以生计爲惟一之教育，言义则万无一应，言利则赴之若川。此近代教育家之昧于先后，中国之大危机也。

在先生看来，衹是整军经武，固不足以救国；相与研讨哲学、心理诸新学说，以爲即可发现救国淑世的灵丹妙药，空言无补而已（今日不少所谓知识分子，大谈中国需要思想家云云，亦是此一路数）；发展农工商诸实业，改善国民生计，确有助益，然而若不讲究本原之道，举国上下，惟利是视，实爲“中国之大危机”（按：于今日之情状，若有预见）。救国淑世之正道，一是读十三经，二是读国文。[24]

先生以爲，民国初年废读经，“世奉爲大功，崇拜恐后。余向者腹非之而不敢言，迄乎今日，废经之效亦大可睹矣。新道德既茫无所知，而旧道德则埽地殆尽。世道至于此，人心至于此，风俗士品至于此，大可悯也”。又曰：“我国之伦常纲纪、政教法度，具备于十三经。孔子曰：‘定而后能静。’废经则一日不能定，一日不能静。又曰：‘和无寡，安无倾。’废经则一日不得和，一日不得安。彼宗教家方日日诵经，而我国则厌恶经籍，有若弁髦。举国民之心，皆麤而不能细，举国民之气，皆浮而不能沈。如此而犹望其治平也，岂不傎哉？此读经爲救世之第一事也。”[25]其大意是：欲救国淑世，必须平心静气，脚踏实地去做，空谈躁动，无济于事。读经能使人安静，惟安静不扰，始能臻于治平之境，故读经爲救世之第一事。蔚芝爲无锡国学专修馆订立学规，有“安静”一项，云：

今人热心爱国，而卒未得所以疗国之方。老子曰：“载魂魄抱一，能无离乎？”盖士落其魄，则国失其魂矣。故今日救国之策，莫若主静。《大学》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此言治心之法，而实即治人治天下之法。孔子之言心学，曰“洗心退藏于密”，曰“操则存，舍则亡”，又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孟子之言心学，曰“持其志，毋暴其气；心勿忘，勿助长”，又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易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言：“人者，天地之心也。”惟于静中随时体验，乃能见天地之心。然则主静之功，实爲参赞化育之本。夫天下未有不能治其心而能治事者也，亦未有不能治其心而能治国者也。[26]

对治之方，惟有读经以平其心，静其气。回顾华夏百年之史，躁动张皇，嚣然不静，至红羊巨劫而臻于极，其后果爲如何？

不仅如此，欲维持人道，读经更是必不可少。民国十年，蔚芝作《施刻十三经序》，以爲“今日之世，一大战国之世也”。战国之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百姓“惨苦之状，爲生民以来所未有”，“曾不踰世而秦政出”，焚书坑儒，毒流四海，“亦生民以来所未有”，乃“人心之害爲之也”。“然而秦时之书焚于有形，而今世之书焚于无形；秦时之儒坑于可见，而今世之儒坑于不可见。”“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学说之詖淫”，“士林之盲从”，人民之“痛苦而无所控诉”，世界之“劫运而靡所止届”，皆“人心之害爲之也”。人心之害，则“废经爲之也”。“废经而仁义塞，废经而礼法乖，废经而孝悌廉耻亡，人且无异于禽兽。”因此，“欲救世，先救人；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先读经”。[27]

民国十九年，蔚芝友人孙师郑（雄，原名同康）撰《读经救国论》，先生爲作序，云：

国何以立？系于民之心；是非之心存焉尔。国何以倾？亡于民之心；是非之心亡焉尔。……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所是者无不同，所非者亦无不同也。世衰道微，人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迷谬不省，莫衷一是。国魂失而民狂，隳突叫嚣，如醉如梦。由是人心是非之公，澌灭殆尽，而恻隐羞恶辞让之心，乃随之而俱丧。……吾友孙君师郑悯焉，爰救之以读经。夫救国而要以读经，何也？经者，万世是非之标准，即人心是非之标准也。[28]

其大意有二：一是经乃人心是非之标准，用今日流行语来说，即是道德底线所在。二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这是非标准不受时空之限制，亦即所谓普世之价值也。

作于民国二十七年的《孟子尊孔学题辞》更作申述，云：“人必自爱其心，自保其心，而后可以爲人；国必自爱其心，自保其心，而后可以立国。我国之重心维何？尊孔是矣。”中国往日虽尊孔，不可讳言，孔子之精神已失，然而精神虽去，郛郭犹存，“今则并其郛郭而扫除之”，岂非自灭之道？因此，“欲复兴中国，必先复孔子之精神；欲复孔子之精神，在教师能讲经，学生能读经”。[29]

救国淑世之第二事，则是读国文。蔚芝以爲：“凡教与政之行也，必视其习贯；反其习贯而强以致之，则事必窒碍而不可行。”按：此爲先生的一贯见解，有合于西方传统保守主义之真谛。先生又曰：“自欧化东渐，艺术纷陈，人皆曰国文无用，或且疑爲久王而将厌者。”先生大不以爲然，指出：今日新知新说日新月异，“正赖才智卓越之士，掇各科之精蕴，而用吾国文以发明之，俾僻壤遐陬，未通佉卢文字者，皆得尽研科学，而重译之士，且将取吾书以饷彼邦之人士”。[30]易言之，国文之当重，在现实的需要：科学爲中国所急需，以如此广土衆民，、若欲使人人通域外文字，以通科学，岂非事倍而功半。故国文者，若从现实角度看，其焉可不重？

更爲重要的是：犹如国货是“国民之命脉”,国文乃是“国民之精神”。“国货滞则命脉塞，国文敝则精神亡。爱国者既爱国货，先当维持国文。”因此，“读国文爲救世之第二事”。“经者，文之干；文者，经之支与流裔。”此即古史赞尧所谓“文思”，赞舜所谓“文明”。“汉唐以来，文化盛则国治，文化微则国衰。故无论古今中外，罔不以保存文化爲兢兢。乃今世之士，淘汰文化惟恐不速。或用鄙陋俚俗之教书，自诩爲新法，虽聪明才智之士，亦强侪诸村夫牧竖之流，知识日短，志气日卑。究其弊，国家将无用人之人，而惟有爲人所用之人。岂不恫哉！”[31]换言之，国家欲自强，必须文化能自立，而欲文化能自立，必须维持国文；若文化衰微，知识浅而志气卑，则只能随人脚跟，出不了第一流的人才。

先生又指出：“生民之类，自弃其国学，未有不亡者也。”欧洲诸国，“其竞进于文明者，则其国家，其人类强焉，存焉；反是则其国家，其人类弱焉，息焉，灭焉。我国文字，自书契之造，以迄孔子，数千年来，绵绵延延，人类之所以常存者，胥由文焉作之纲维”。日本师法德国，然而“艺成而立”，并不以“德言授其徒”而取代己之国文。[32]先生因此对“文化侵略”深表忧虑：“横览东西洋诸国，靡不自爱其文化，且力谋以己之文化扩而充之，深入于他国之人心，而吾国人于本国之文化，孔孟之道德礼义、修己治人之大原，转略而不讲，或且推去而任人以挽之。悲乎哉！文化侵略瞬若疾风，岂仅武力哉？吾爲此惧，深恐抱残守缺，终就沦湮”，于是在“太湖之滨，购地数十亩”，经营国学专修馆，以读经尊孔、保存文化爲职志。[33]

同时须知，先生提倡读经、读国文，并不仅是因爲此乃中国文化之结晶，更因爲：“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文之精深坚卓者，必其人之忠厚笃实者也。若夫圆熟软美，则人必巧滑而佞柔；叫嚣凌乱，则人必恣睢放荡而无秩序。且夫秩序者，文章之基、人事之纪也。世变多故，言庞事杂，泯泯棼棼，皆害于无秩序。”他更以爲，“世界中之善气，即天地中之正气，亦即文字中之正气也。人皆吸天地间之空气，而不知吸世界中之善气。人欲吸世界中之善气，必先吸文字中之正气。文字之气正而世界昌焉”。诸经之文字，正是文字中的善气，能使人燥释矜平，化去无秩序。因此，“扩充文字中之善气”，即是“提引世界之善气于无穷也”。[34]按：足见先生并非文化民族主义者，并不持文化排外论，其所谓正气、善气，乃是普世性的，其所向往者，则爲“提引世界之善气于无穷”，俾全人类登于“文思”、“文明”之境域。

然而先生对于“文明之祸”，深有理解。指出：《周易》中，“〈离〉爲文明之卦，而其象又爲甲胄，爲戈兵”，爲何如此相悖？“验诸当世”，乃知“文明者，戈兵甲胄之阶也”。“无形之竞争以心理，有形之竞争以学术；无形之竞争以科学，有形之竞争以干戈。《离》爲火，制器尚象，火器日精。故世界愈文明，而干戈之相争杀乃愈无已时。”《管子》有“官山海王”之说，“知此义而欲补救之者也”。《老子》有“剖斗析衡，民斯不争”，《庄子》有“绝圣弃智，佳兵不祥”之说，“知此义而欲屏绝之者也”。孟子则是“知此义而欲以有形之竞争归于无形之竞争”，所以便有“矢人、函人之相校”及“如耻之，莫如爲仁而反求诸己”之说。孟子所身处的战国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有形竞争剧烈、杀人盈野盈城之世，故孟子大声疾呼：“天下之祸亟矣，非仁义救之不爲功。”“盖有仁义，则地球之内以康以宁；无仁义，则地球之内以爪牙，以肉食。”而“汉唐以来，鲜明此理，爲学偏于空虚，其心思耳目之聪明窒塞，乃日益甚”。原因在于“徒知文明之足以治天下，而不知甲胄干戈之已随其后”。至于近代学子，“稍稍研求科学，徐而究其实，乃徒知物质之文明，而于有形无形之竞争，曾未尝少辨焉。或者且嗜功利，薄仁义”。仅知文明之利而不知其害，如何能救世？先生深信，若“先知先觉之得其人”，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讵不可以缔造”？中国既有先圣遗经，以仁义爲教，一旦讲明其中至理，“必将有圣人者出，先以无形之竞争趋于有形之竞争，乃复以有形之竞争归于无形之竞争”，亦即先使心理之争胜趋于学术之竞争，而后以科学之竞争销融武力之竞争，俾各国以文明创造的竞争取代“干戈之相争杀”。[35]先生之悲愿深矣。

四、发扬孟学

综上所述，可见在蔚芝先生心目中，救国与救世本爲一事。其所向往者，不是中国崛起与列强相争，而是全人类共趋大同之域。其所谓读经救世，乃是阐发经中仁义学说，使之沾溉及于全世界，永久消弭人类自相残杀的惨祸。仁义学说的精髓，则在孟子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先生撰《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有云：“凡士人通经学、理学而能达于政治者，谓之有用，谓之通人；不能达于政治者，谓之无用，谓之迂士。”[36]何以通经学理学必当达于政治？乃是出于不忍人之心。见生灵之涂炭，哀鸿之遍野，凡有仁心者，必恫瘝在抱，不能不关心政治。民国十年，先生作《不忍人之政论》三篇，其二有曰：“吾尝游欧美诸国，其民熙熙皞皞，颇有雍容礼乐之风。彼其所重者，惟在人道。其讥我中国，则曰：‘支那人之性命，曾无异于鸡犬。’何其言之惨也。呜呼！”与欧美诸国相对照，其时的中国百姓，可谓“末世之民”，原因在于“在上者之先绝其生机”。先生不由慨叹道：“夫使百姓有死之悲，无生之乐，谁实爲之哉？读《诗》之《苌楚》《苕华》诸篇，未有不掩卷流涕者矣。”[37]

《不忍人之政论三》申述道：

古之爲政也，惟务生人；今之爲政也，惟务杀人。古之爲政也，必生人而心始安；今之爲政也，必杀人而心始快。呜呼！何其度量之悬殊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不忍则仁，忍则不仁。仁不仁之辨，不忍与忍而已。……盖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仁人之于孝，犹手足之有腹心，枝叶之有根本也。古之圣人，首在躬行孝悌。由是而推暨之，有无限之等级，即有无限之经纶。是故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之罢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是所谓不忍人之政也，是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今也侈谈同胞同与，而其爲政也，乃适与之相反。长国家而务财用，外本内末，争民斯夺，举向之养老恤孤、惠鲜鳏寡一切善政，俱扫地而更张之，狼吞而虎咽之。古之人曰“不虐无告，不废困穷”，今则专虐无告废困穷；古之人曰“无虐惸独而畏高明”，今则专虐惸独畏高明。杀千百人不足，驯至于杀亿万人；杀当时之人不足，驯至于杀后世之子孙。

先生更指出，君臣上下，本与父子关系不同，乃是“人合”，非“天合”。欲“人心不至于涣散，宇宙不至于陆沈”，惟有“以不忍之心相爲固结”。而“今也举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皆以爲腐败而不足复道，悍然吮民之膏饮民之血而不顾。如是则万目睽睽，对于政府谁复有理之者？谁复有爱而护之者？一旦事变，谁复有奔走而捄之者？”[38]世事如此，焉得不以孟子之言救之？

所谓不忍人之心，依孟子之见，乃人性中所固有，然若其心陷溺，则极易失去，故孟子阐说心性，以爲救世必由之道。蔚芝先生对此论曰：

或问曰：孟子言心性以救世，精义安在？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宋张子《正蒙》语））孟子论心性，训练知觉而已矣。学无论中西，胥归于实。惟知觉虚灵，能御实而使之精。吾国民之积弱，正由于知觉之蠢愚浮躁。居一邑而不辨其人之贤否也，辨一事而不究其事之始终也，读一书而不明其所言之纲要也。如此迟钝，故事事落于人后。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知养于平时者也，觉发于临事者也。视必求其明，听必极其聪，思必致其睿，学之弗得弗措，行之弗笃弗措，夫然后知觉灵而智慧达。然若私智穿凿，机心相角，利欲相计较，则知觉转爲之窒塞。故孟子又清其源，曰“良知”。本家庭之爱敬，扩而充之于治平。善良以爲体，灵警以爲用；善良以治内，灵警以对外。推诸东海西海，此心同此理同也；推诸南海北海，此心同此性同也。故孟子之学，不独可以救国，且可以救世。[39]

欲发扬孟子心性之学，必须“训练知觉”。先生所谓知，相当于理学家所谓涵养，所谓觉，则相当于所谓省察；涵养于平时，省察于临事。而所谓知觉，当从心性中自然流出，切不可以私智穿凿。知觉灵而智慧达，便是孟子所谓良知的妙用。良知扩充至于极，治国平天下即在其中。而且凡属人类，心性皆同，故训练知觉，自可以救世。

更有进者，训练知觉对于科学、工艺之创造发明，亦大有助益。先生自谓，“平日之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材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而“今人但务思想，而不能修养其知觉。夫知觉不本于善良，则思想终归于恶化”。“二十世纪以来，吾国鲜有发明彜器技能”，症结在于“知觉不良，日趋于功利夸诈，则思想因以窒塞而不敏也”。对治之方，则是发挥固有的良知，因其本爲“万能之萌柢也”。[40]要言之，训练知觉，以致良知，不仅是道德的基础，更是人类重大发明之凭借。

先生着有《知觉篇》一长文，对此作深入的解释，大略谓：“世谓知在于事而觉在于心者，非也。知与觉皆因事而感心，因心以应事。知裕于平时者也，觉发于临事者也。知，体也，觉，用也。故养知在学问，而发觉在聪明，言知则可以该觉。”最要者在于“知本”：“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轻重长短定，而是非明矣。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恶者跖之徒。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舜跖分而善恶着矣。是非明，善恶着，则本末厚薄称，此之谓知本。”凡修身、齐家、治国，皆须知本。[41]欲使人人灵其知觉，必须自教育入手。

先生因此说道：“今日所教之事，即他日所行之政。虽然，行政杀人，人得而知之。教育杀人，若战国之世，罔民设教，桎梏其智能，窒塞其聪明，导以欲，诱以利，其志卑，其行鄙，而害且及于人心家国，人鲜有知之者，岂不悲哉！孟子志在救世，七篇之书，所言无非教育。”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高等教育、分级教育。其精意可约爲三端，即人伦教育、性情教育、道德教育。人伦教育行，人间的“天叙、天秩始定”，“未有人伦不明而政治有秩叙者”。性情教育使人天性不至陷溺，“惟有真性情者，乃有深学问”。“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道德教育使人存廉耻，重气节，“岂有无道无德而可以为教者”？因此，“惟当以孟学爲体，纯而益求其纯；以科学爲用，精而益致其精”。[42]发扬孟学，可谓深切着明矣。

五、定国要策与政治道德

抗战结束之年,蔚芝先生答客问定国要策，云：

余所持者，卑之无甚高论，惟有兴廉、务实二事而已。……《大学》明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而吾国人专以“发财”二字爲口头禅，受其害者，或隐喜而阳讳之。心术卑鄙，品行龌龊，率由于此。孔子曰：“慢藏诲盗。”老子曰：“多藏厚亡。”孟子曰：“去义怀利，未有不亡。”世人视爲迂远，贪官污吏盈天下，而人类之相争相夺，遂无已时。

先生因此大声疾呼曰：“故吾常谓吾国人好利之心一日不去，中国恐无太平之望。哀哉！”真痛乎其言之。

至于务实，先生说：“试读近代曾文正公文集、日记、家书，其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爲何如？”举民国二十六年丁丑抗战初起时二事爲例。其一是：当时无锡绅士“有向当道请军械守城者，则笑曰：‘敌人岂有至无锡之理。现在崑山兵力足可支持七个月，届时大兵云集，彼小丑讵足道耶？’”然而事实是：崑山不但未能支持七个月，连七天都支撑不了。先生云：“此事虽未必确实，然亦足征放空气之害。”又引孔子之言“其言之不怍，则爲之也难”，说道，此等“大言炎炎，毫无实际”，以吓唬自己百姓犹且无用，更何况“吓外人乎？哀哉！”或以宣传需要爲之辩护（按：所谓宣传部，国民党首创，爲前此政府所无），先生答道，宣传贵有实际，至于“孰者宜宣传，孰者宜韬晦，更宜谨慎斟酌”。（按：如此显明道理，主持宣传者自欺欺人，不知也，呜呼！）其二是：风闻当时常州乡间某地，“即因宣传军械充足，致受轰炸，哀哉！”先生引邵子（雍）之言“天下将治，则尚行也；天下将乱，则尚言也”，云：“夫言有枝叶，已非治世所宜，况虚声洞（恫）喝乎？况军事要政乎？故竭力务实，犹宜慎密不出，况并无实际乎？”[43]对于宣传罔民之害，言之谆谆，可谓痛哭流涕者矣。

当时颇有人，以爲政治与道德宜分而不宜合。先生对此，大不以爲然。曰：

合则治，分则乱；治则盛，乱则衰；治则存，乱则亡。《论语》中有分言之者，“道之以政，民免无耻；道之以德，有耻且格”是也。有合言之者，所谓“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盖言躬行道德，心理统一，而后土地始能统一，否则民心涣而不聚，土地亦豆剖而瓜分矣。圣人答季康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要言之，“政治萌柢在正人心，而欲正人心，必先自正其心也”。正人心之道，则在明君子小人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者，道德之根源，行而宜之之谓，发之于政治，大顺乎人心，所欲兴聚，所恶勿施也。利者，字义爲刈禾，公其利则天下之美利也；若私其利于一己，则贪庸卑鄙，心术欺诈，刃立于旁。其弊也，因行政而杀人，且转而自杀，并杀其子孙矣。哀哉！”

于是得出如下结论：“故今日惟有兴廉而严惩贪墨，譬诸霹雳震空，妖媚自然远遁。若喜其爲我牟利、逢迎谄媚而用之，则民生日益憔悴，国家日益阽危矣。”阐发“务实”二字，则曰：“虚矫之气最足以害国。纵览中外历史，虚矫者未有不败，实事求是者未有不兴。”又曰：“余于三十年前，以爲致太平者，必求兴廉务实、体用兼备之士，而国人曾莫之悟。孟子言：‘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又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其道维何，亦曰仁义而已矣。”[44]按：先生忧患之深，针砭之切，足可爲今日龟鉴。

注释：
 
[1]唐文治着、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定年谱正续编》（以下简称《年谱），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9辑，第90种，页81。
 
[2]同上，页10-11。
 
[3]同上，页18-19。
 
[4]同上，页23。
 
[5]同上，页23-24。
 
[6]钱穆：《陆桴亭学述》，收入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页20。
 
[7]《年谱》，页24-25。
 
[8]同上，页26-28。
 
[9]同上，页36，38。
 
[10]同上，页41-43，47。
 
[11]同上，页49-56。
 
[12]唐文治：《茹经堂奏疏》，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6辑，第56种。
 
[13]《年谱》，页57-60。
 
[14]唐文治：《广思辨录序》，《茹经堂文集四编》，收入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辑，第33种，《茹经堂文集三、四编》，页1704（原刊本，卷六，页172）。
 
[15]唐文治：《与友人书》，《茹经堂文集二编》，收入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第32种，页712-713（原刊本，卷四，页七下——八上），716-717（原刊本，页九下——十上）。
 
[16]收入《茹经堂文集三编》，《茹经堂文集三、四编》，页1238-1239（原刊本，卷一，页二三下——二四上）。
 
[17]唐文治：《上海永康中学思齐斋记》，《茹经堂文集六编》，《茹经堂文集五、六编》，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第34种，页2183（原刊本，卷五，页三五）。
 
[18]唐文治：《与李颂侯书》，《茹经堂文集二编》，页723（原刊本，卷四，页十三上）。
 
[19]《茹经堂奏疏》，页93-94（原刊本，卷二，页一），页120-121（原刊本，卷二，页十四下——十五上）。
 
[20]《茹经堂文集四编》，页1630（原刊本，卷四，页104）。
 
[21]唐文治：《广思辨录序》，《四编》，页1702（原刊本，卷六，页170）。按：裘氏撰文，论科学方法不足以治中国学问，其大要录入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台北：明伦出版社，1972年，影印民国二十五年增订本），页431-34。
 
[22]唐文治：《孟子教育学题辞》，《茹经堂文集四编》，页1649-1650（原刊本，卷四，页123-124。
 
[23]唐文治：《孟子大义》，《茹经堂文集三编》，页1316-11317（原刊本，卷三，页十八下——十九上）。
 
[24]《茹经堂文集二编》，页798-799（原刊本，卷五，页三四下——三五上）。
 
[25]同上，页799-800（原刊本，页三五下——三六上）。
 
[26]《茹经堂文集》，民国十五刻本，卷二，页二九下——三十下。
 
[27]同上书，卷四，页一，二下。
 
[28]《茹经堂文集二编》，页788-790（原刊本，卷五，页二九下——三一上）。
 
[29]《茹经堂文集四编》，页1193（原刊本，卷四，页115，116。
 
[30]唐文治：《中学国文教本序》，〈茹经堂文集二编〉，页795，796-798（原刊本，卷五，页三三上，三三下——三四下）。按：此文作于辛亥革命前二年。
 
[31]同上，页801，800（原刊本，页三六上，三五下）。
 
[32]唐文治：《工业专门学校国文成绩录序》，《茹经堂文集二编》，页804-805，808（原刊本，卷五，页三七下——三八上，三九下）。按：此文作于民国三年甲寅。
 
[33]唐文治：《国学专修馆十五周纪念》，《茹经堂文集五编》，《茹经堂文集五、六编》，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辑，第34种，页1956（原刊本，卷五，页十四）。按：此文作于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34]唐文治：《工业专门学校国文成绩录二编序》，《茹经堂文集二编》，页812-815（原刊本，卷五，页四一下——四三上）。按：此文作于民国六年丁巳。
 
[35]唐文治：《工业专门学校杂志序》，《茹经堂文集二编》，页815-818（原刊本，卷五，页四三上——四四下）。按：此文亦作于民国六年丁巳）。
 
[36]《茹经堂文集》，卷二，页二八下。
 
[37]《茹经堂文集三编》，页1249（原刊本，卷二，页二上）。
 
[38]同上书，页1249-1250（原刊本，卷二，页二）。
 
[39]唐文治：《孟子心性学题辞》，《茹经堂文集四编》，页1646（原刊本，卷四，页一二零）。
 
[40]唐文治：《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记》，《茹经堂文集三编》，页1401（原刊本，卷六，页五上）。按：此文作于民国二十年壬申。
 
[41]《茹经堂文集三编》，页1215-1216（原刊本，卷一，页十二）。按：此文作于民国十五年丙寅。
 
[42]唐文治：《孟子教育学题辞》，《茹经堂文集四编》，页1646-1648（原刊本，卷四，页一二零——一二二）。
 
[43]唐文治：《论定国要策》，《茹经堂文集六编》，页2079-2080（原刊本，卷一，页五——六）。
 
[44]唐文治：《政治道德论》，同上书，页2080-2081（原刊本，卷一，页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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