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中国何谓？

作者：薛超

来源：作者惠赐本站

时间：2014年1月27日

2007年5月，当时已经从清华大学转投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师生们作了一堂“揽镜自鉴：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讲座。4年后，根据该堂讲座内容为基础，经过多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归纳，葛先生的新著《宅兹中国》问世。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是这本《宅兹中国》的副标题。光从这标题本身，就能看到全书的主旨所在：“中国”，究竟是什么？相信不光普通民众，即便是知识界的主流人士，估计也没有过多去想过。事实上，有关中国和中国史的叙述，在国外、甚至是大陆中国以外的学术界，早已成为了一门显学。无论只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还是别有用意的解构——这在引言中均有所列举——都无一例外对过去挥之不去的“中国自古以来”的定式语境进行着挑战。那么，继承了中国学术主体的大陆学者们，还能够回避对这个理所当然却又难以言表的概念的解析过程吗？

书中最为着重的是传统中国与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对长期处于“家国天下”体系的传统中国，“民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性”这个概念，究竟是完全由西方外来势力在强行打开国门的舶来品，还是在某个时间段就已经有所催发生长，是很有必要予以深入探讨的。否则的话，无论是从政治角度对边境非汉族群的管辖合法性问题，还是从历史角度解说蒙元满清两朝之于中国史的“摆放位置”问题，甚至是从国际关系角度对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曾经的所谓“华夷秩序”、“朝贡体系”成员的往来交流问题，都会让所有人除了进行一番激动情绪的宣泄外，却因为无力解答所提出的问题而陷入诸如“民族主义在中国是不是病了”问题的迷茫中。

全书首章以近世民族主义为议题，并且以常人不为重视的宋代建朝初期为论述的切入点——这是个颇为意外的选择。在比较普遍的认识中，通常会认为宋元和明清两朝交替，导致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在“夷夏之辩”的渐进式深化中孵化出“‘民族国家’中国”的雏形。而北宋时期的中国，在思想界正是宋明理学的呼之欲出。可以说理学从建立的第一天起，也不自觉地将宣扬“民族性”作为了自己的不二使命。

赵氏建立宋朝，虽然表面上是统一了中原地区，但却也继承了五代十国时期留下的诸多烂摊子让其动弹不得，边境时刻面临契丹及后来西夏的侵袭——政权的安全警报长鸣，国内政见的纷争难解，加之佛教和道教在民众中的意识渗透，都让那些已是平民出身出将入相的士大夫阶层处于对国家前途的极度焦虑中。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胡瑗、孙复、石介……这些宋代初中期的风云人物也加入其中，成为了为后世所追奉的代表。而《宅兹》中所截取的石介《中国论》、欧阳修《正统论》片段，则将当时理学圈淋漓尽致发挥“内排释老、外抵‘敌国’”的“载道”共识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却正为了在后人猛烈抨击的箭靶——宋儒对前朝学术近乎苛刻的否定与抨击，对佛老明里排斥、暗中汲取的“两面性”，以及对儒学道统继承达到舍我其谁的自狂自傲——但若是将这些时代背景予以综合评定后，是否还会对因时代特殊性所造成的独特性有所不解甚至忿然？“一切都是现代史”的思想取向并不可取。

宋元明清朝代更迭的影响，还可以从中国与“华夷秩序”、“朝贡体系”下诸国的交往中可见一斑——随着两次中原政权易手的发生，过去处于恭敬地位的其他成员，也逐步有意识地与“天朝中华”拉开了距离，直至形成如今的东亚格局。而关于这一点的论证，就离不开对处于中国周边国家历史资料的搜索查阅。

于是，作为朝鲜使者出访中国时记录见闻的《李朝燕行记》，以及日本长崎官员询问中国船员的《华夷变态》，成为了该部分时常被提及的两部资料。也正是从这两部资料中，我们看到了日韩两国对待满清时期的中国的一种惊人相似的态度：不屑与鄙夷，认为放弃夷夏之辩、屈从外族统治的中国，早已失去了作为天朝上国的身份，而都将自己视作华夏文化继承的对象。所不同的是，日本产生这种背离之心的时代得追溯到更早的宋元更替时，加之“神风”逼退蒙古大军的异象，更是为之后的倭寇犯境和壬辰战争投下了隐形定时炸弹；而朝鲜则是在明亡之后，自居孤臣孽子将明制衣冠统于一身，并时不时在与中国人的交谈中，借追怀故朝、讥讽当下表明自身继承的正统性。无独有偶，日本的主动攻击，使其在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中由弱至强并横行东亚；而韩国的孤掌独鸣，则成为了日后的沦落凄惨形成了强烈反差。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之外，接下来比较关注的焦点，无疑是中国人对“开眼看世界”的认知了。在过去的教科书上，中国与外界的交往，似乎只有与“闭关自守”四个字相联系，充其量认为郑和下西洋只是个慰藉品而已。但若要无视两汉隋唐的丝路以及两宋元明的商船，又无法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联系得上。实际上在中国历朝历代对务农本的强调，丝毫没有压抑工商行业的壮大，尤其是随着宋明之后出行往来的增多，国人对中国“中央地位”的意识，无论是从地理认识上还是文化认识上都在消融——这从当时流传下来的数幅全国绘制地图中便可见一斑。而《宅兹》为加强分量，又特别提到了万历十二年利玛窦向明朝呈献世界地图的事件对国人这种“中央”思想观念的巨大冲击，也正由此开始了耶教在中华大地上的播洒。这同时也在提醒我们：那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可不仅仅是只有《万历十五年》值得成为由点及面对切入点而已。

纵观全书，中心主旨是要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中国，但若要如何去理解这段历史，如何重新认识相关背景下的中国各方百态，却必须统合那个年代的政局波动脉络与儒学发展走向。若要单独自开一路分而述之，也只能是跛脚行路而已。而关于这一点，研究者必须跳出西式学史和学说人物归纳的定式思维当中，以通博之识全方位地察看和结合中国的学史与政史，才不至于面对“何谓中国”的疑问时，连自己都找不到说服他人的坚定理由来。

责任编辑：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