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早已奠过基，并信誓旦旦要在“三孔”圣殿动土的三一堂；一边则涉及一位为农民土地屡次上访过的村领导，其死亡背后的诸多纠葛引得各方哗然。且不论事态的发展如何，不得不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若无法意识到“萧墙”局面愈发不可收拾的严重性，且还不将注意力放到当下的要紧处上，那就是自诩道和志同者“为长者折枝，却语‘不能’”的“不为”。再不济，算算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瞧瞧自己的衣食住行即可。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两件事虽情况不同，却有着再自然不过的关联紧扣——前者是心死，后者也是心死：心死的既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准则，也是经世济民的政治根本。关于教堂，站在道术立场发情怀、辨是非的文字已经够多，就不多再班门弄斧了。这期间，看过了围绕建三一堂展开的各类新闻报道和各路人马的发言，不觉有“学不得传习，遂道亡而天下溺”的感慨。以主客规矩作类比，要不是作“主人”放弃了自己的本原立场，哪会由得当“客人”的反倒不识礼数放肆起来了？


不过，某些异议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那便是在百年来的诸多重大事件中，儒家的势微甚至缺席。但这种惨淡局面的酿成，却并非外人所为，乃是自家所为。当百年来历届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强国之路并最终把炮火引向儒教和圣贤身上的时候，却显然没有意识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士”阶层成为习学六艺道术之徒的代名词，乃是因孔圣人开坛授业，七十弟子播撒传道所致。若捣毁祖师爷的牌位，还拿得起这饭碗吗？不幸的是，经过百年来的内外交困和自家知识分子的“前赴后继”，儒教早已是分崩离析、奄奄一息状，即使有苦心支撑想要“其命维新”者，然而产生适得其反效应的却也不乏。多年以后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被掌局者操控过来玩弄过去，却连自己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阶层”的事实都没法被承认！


在《意见书》签名连署活动如火如荼之际，浙南隶属温州管辖的乐清却瞬间成为了新的火山口。关注的原因无它，即钱云会的死因。会认为这究竟是一起居心叵测的被谋害，或者这仅仅就是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无论调查的情况和结果会有如何的变化，有些细节却是无法回避的：地方的行政，村民的维权，以及双方争执的根本——土地。不管矛盾会有被激化和放大的时候，但产生的起因，却无法回避不在于矛盾本身。几个民间观察团虽多以离开当地，然而留下的数张村民集体或个体下跪的场景，还真是让人感到难受。君不见近期的话题电影《让子弹飞》里，姜文化身的张牧之还对鹅城的民众大吼道：“皇帝都没有了，没有人值得你们跪！”张牧之所处的时代，民国才开始了十年而已；如今还有一个来月就到辛卯年了，双十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近在咫尺。


同样是话题电影，陈凯歌在自己的《赵氏孤儿》里树立了所谓“民做了士该做的事”的主题。虽在笔者看来，这个观点是貌似有理、实质没溜的，但要把这话套用在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上，却是意外地恰如其分。是啊，夫子都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为什么在无道之时，历次本该“士”们来殚精竭虑的事务，为何最终都得靠一次次将民众集结并引发的“秋风扫落叶”作结？没办法，因为“士”们早就“不负众望”率先自绝了！同样的，没有了“士”的社会结构，如同缺了重要一边的四边形，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被弯转曲扭殆尽，却同样无法归于本位。


“大直若诎，道固委蛇。”这是太史公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的结语。作为一个评价争议的儒士，叔孙通的那些应“时”之举，屡被后世诸儒以弃名教要义不顾而被非议，然而与其生活时代相隔不远的太史公却不那么认为。“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儒教“微言绝，大义乖”数百年，秦汉之际更是雪上加霜，即便在后来得以独尊复统，期间所付出的代价也是触目惊心的。若只将临门一脚的董胶西详语一番，岂不是太轻描淡写了？若要对照比附，目前所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


若真心想要“为往圣继绝学”做得一二，首先要做到的，不仅是摸清现时时代的脉络气息，还得是明诚儒家前生今世的“还原”工作。这种还原，不再需要精华糟粕的莫名二分，不再需要民主平等的怪哉标准，不再需要门户甚解的“非诚来扰”。儒教乃中华之基，中华因儒教而立，无有对传统理解和认知的情怀，无以近儒教与中华半步。至于结朋会友组织统一团体，更非先儒闻所未闻之“异端”：参照历朝代讲会社团即可，何必生搬硬套泰西模式？何况“此一时，彼一时”，若不以此为机契聚“士”者于一道，高谈阔论具体的实施细节皆是虚幻之空想。


百年前先代知识分子的摧枯拉朽，必然只得让我等“志于学”者付出千百倍心血去修复搭台。时不待我，刻不容缓。若不然，当惹人眼目的教堂成为了圣城的图腾，百姓的下跪成了复日复年无期盼的抗争，中华和儒教还能剩下什么？又想拿什么给即将到来的辛卯年，以及百年辛亥吗？无法想象。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