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丑年地坛秋季书市，于三联摊位获得张卫红老师由其博士论文所扩充的《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一书，翻阅后不自觉中每每揣带于身而忘饥渴时分。余好王学偏江右之心自不待言，然念庵之人生，念庵之性情，念庵之才识，念庵之遭遇，无一不为余所心动。

然本文主旨却不在张文之传主，而在传主之同道好友上。念庵晚年收摄保聚悟道后拒严嵩推举出仕之事，因为张文论述要点而将此处略去；然受徐阶所引见，其友荆川唐顺之最终接受严嵩之举荐而奔赴抗倭前线，直至病逝疆场。在此期间，作为王学高弟的“教授师”之一的龙溪子王畿始终身伴荆川左右，而此段对话也由此展开——荆川向龙溪发问自己的工夫与阳明之学有否相契，龙溪直言其良知“还没致得在”。荆川吃惊了，说我在阳明之教下规矩言行，难道这其中所学的都不是良知么？龙溪便说：“难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搀和。”荆川不服。于是龙溪举出其在日用调遣兵将中的七大“非真良知”，并说道：“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虚心应物，使人各得其尽情，能刚能柔，触机而应，迎刃而解，更无些子搀入，譬之明镜当台，妍媸自辩，方是经纶手段。”荆川于是恍然，深感自所不如。

阅罢此段，余深有所感：后人曰龙溪高谈阔论、“悬崖撒手”，王学衰微、士风清谈、明室倾覆，龙溪难逃其咎；却难掩其洞察王学良知要旨之金睛火眼。一席话下来，何为圣贤之事功，何为豪杰之事功，高下得以判别。上溯其先师阳明子也是如此——《传习录》下卷受非议处甚多，其中论仪秦一段更是首当其冲。阳明曰：“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仪、秦学术善揣摸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启，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于是梨洲老人攻绪山录该语入《传习录》，“其失阳明之旨甚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被认为没有问题的《传习录》中卷，在《与顾东桥书》中阳明还是很明确地表达出了类似下卷“仪秦之论”的意思。后人皆曰阳明之学乃心学，不仅为程朱理学之反动，更有甚者为儒学之反动。其实阳明何尝将这若干反动加于己身？若论出新，阳明反不若程朱诸子惊骇世俗，《文成全书》遗存《五经臆说》十三条，《传习录》全书不时可见对广川文中之悯惜，有此等心境，很难说其复《大学》古本之举有另辟新径之意。

说罢明儒，上溯三国。前些日子聆听苇杭书院会讲，中午用饭时听得秋风先生交流其“国史新谈”心得，提及其三国正统之新见。余闻之而触动往日之思索，不觉翻出书局重印之《曹操集》和《诸葛亮集》加以对照。以余之观点，秦汉更迭后百家融合归宗返儒，自然以儒法之别区分魏武孔明显然不适。此处仅举一二证之。

诸葛亮法家之论，余向来难以信服。余阅《诸葛亮集》，难见其中包藏祸心之处。后人多以《答法正书》佐证其严刑峻法治蜀，然孔明在书中通过对比刘邦“约法三章”废秦政与今日刘璋伏降后蜀中“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现实，并认为“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是导致其弊的缘由，因此“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乃是有根有据的对症下药，并非一味要。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未出《左传》“宽猛相济”之策。

在孔明言语政令之中，也并非不以德教为重。《便宜十六策》中开篇首条即为《治国》，以治国之要类齐家，“本立则末正”。孔明进而以本为倡始，以末为应和，导出务天地万物之本，故为“经常之法，规矩之要”。接下来《君臣》，以仁义礼和定君臣之政事，并延至君臣父子夫妇之道，“以礼为本”，“以恩为亲”，“以和为安”，从而上正下端，“治国之道具矣”。即使第十章之《赏罚》，仍以赏善罚恶、“无偏无党”为准则，其中条理也未逾越出外。字里行间引述经籍义理之文，也不可谓不慎密细致，由此足见忠武胸中之运筹，也可相反方向推证经典（以诗书论语孝经）在三国时期所保持的影响度。

 
    孔明行文筹谋，多处坐镇中军帐前，其中千钧一发的形势，动心忍性之体验，很难将俗儒之说辞用于圣贤之事功中。正如阳明“六不可”语属官以“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之理，孔明征战于外多年，用兵遣将多为不得不做之事，因此其中施以兵法恩威，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若不然，则要从何处用功？自三国两晋以来，能与诸葛一样以其智施其贤者，无非唐之裴中立、宋之范文正、明之王伯安、晚清之曾文正几位，统领万千兵卒领军驰骋，未尝废却名教。何况诸葛“开诚心，布公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之名，妇孺皆知，内外合圣王为一，又何以不可入庙配享？

那么曹操呢？今人多以宋明以来视孟德为白脸奸人而疑之，以其在汉室倾覆之际一己之力扫除中原豪强，进而统一北方之业称道不已，认为宋明道学贬斥孟德功绩甚重。余如今观之，倒觉得未必不妥。虽不敢重提将三国道统谓谁的帽子再扣于谁家之言，然观书局重印《曹操集》，仍觉得其中滋味与《诸葛亮集》开诚布公之心相比甚怪。且不论魏武之诗歌气魄宏大却有吞食天地之意，或是《短歌行》与《述志令》的以周公自比却暗许齐桓晋文（颇类王莽以新代汉之辞），加上《举士令》中的“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还是《求逸才令》对“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勿有所遗”，都毫无掩饰地表达了魏武在功业问题上的功利认识。难怪如此心思，是很难让在名分上“先立乎其大”的宋明士民满意的。在这一点上，今人不能想当然地偏颇宋明士民之识。

既然有这豪杰之举与圣贤之举，也就无怪有这朱子永康王霸义利之辨。王道何其难筑，霸道未必贻害，豪杰之功与圣贤之业毫厘之差岂有几多分别？若有便捷之道可以走，为何不能权衡而行？先圣前贤既列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业，又陈立功之不朽，何曾以事功为害？这些都困扰着所有志于圣王之道的后学书生们挠破头皮。朱陈二人围绕何以为政治经济之道相互辩难，晦庵之小心细微，永康之热心急切，在余看来都是用心颇深——永康看来，若不能举圣贤之业，至少豪杰之业也是可行的；而考亭看来，若不能以圣贤之业的标准要求统治者，那么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之欲将会被膨胀催发起来。如今视朱陈之辩，其要义即在这“经权”“常变”之慎。《大学》曰：“以义为利”。治国最大之弊病，乃假以“国家大义”之名，顺风意气发行施人欲而浑然不知。汉武唐宗雄浑才大之器量，显功立业自不待言，然在利欲驱动难再抑制，于是晚年皆好大喜功，漠北辽东之征无不败兴而归，元气刚复之国家立即遭受劫难；桀纣秦隋之亡，非不在有所用功，在过于作为、用功之盛而不知罢手，反令黎民百姓受其苦深。致使政权易主江山倾覆，难道只是用“定数”二字就可以避责的？永康当年提倡事功，毕竟与赵宋积弱偏安、不思进取的治国政策有关，然而若放苍穹时空观之，则容易流为某种冠冕堂皇的口实之辞。想必朱子之慎即是用心于此，有功于圣学。

《宋元学案》按：“（横渠）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上书谒范文正公。公知其远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编授焉，遂翻然志于道”。这个为后世每每引用的事例，老实说自己开初是不知其所谓的。以先天下忧乐而忧乐为己任的文正公，何以如此劝阻有志于国的横渠先生？如今视之，虽不敢说知晓大概，然也窥测出几分意味来。圣王功夫层次递进不可逾越，纵使现实多有不知修己修身而得功名利禄者，然根基未牢心术飘摇，届时自然有地洞山移之不测。而横渠后以名教为乐，以《西铭》示世，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至理名言，谁又有敢说着这不是顶天立地之功业？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