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灾，谁的荣誉

――我看“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之争

作者：陈明 

跟灾害本身一样，我们的国家、社会和人民面对苦难表现出的精神、情操、心态和能力，作为国人的共同经验和记忆业已成为中华民族建构的重要精神资源，其意义必将在未来的历史中得到显示和证明。因此，怎么去描述理解它，不仅是一个关于事实的解释问题，同时也具有使自己理论的正当性大幅提升的意义；而它的后面则更多少包含有对未来发展模式和方向之话语权争夺的意味。

一种声音认为，“全亏了‘改革开放’的‘国际接轨’接来了‘普世价值’，中国人才知道了‘尊重生命’，才有了举国一致的抗震救灾”。一种声音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所坚持和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同价值认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起作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民族情意结”的体现；它的后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儒家价值观”使然。谁是最适当的解释？

一家德国媒体用国家运作好、社会表现佳、媒体开放描述其这些日子里对中国的观感。国家运作好是指领导反应迅速、军队冲锋在前、为受难者设立全民哀悼日；社会表现佳是指受灾民众坚忍有序、自强乐观，救灾民众休戚与共、热情相助；媒体开放以及接受境外财务和人力援助则反映出对知情权的尊重、对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对“以人为本”的落实。如果这就是所谓事实，那么不妨将其与前述价值观加以对勘，看是否契合相符。

坊间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指各民族或文化自始即有普遍认同的某些价值，而是指源自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实际它们不仅不属于同一个精神谱系，而且彼此还颇扞格冲突；兹事体大，姑且按下不表。“尊重生命”之说就事实言有设立全民哀悼日和开放国际援助这两大依据。这固然可以与“博爱”相勾连，但是，论者的醉翁之意似乎是要据此而悄然切断其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国际接轨才使国人接触此等观念渐次开化。

笑话！尊重生命难道不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固有的传统和价值？相比基于上帝的普遍之爱，“仁者以及所爱及其所不爱”有着更早的发生渊源和更广的扩展基础。谚云“上天有好生之德”，又云“人命关天”；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故事众所周知。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能说是传统“仁爱”精神的复活？唐山地震拒绝国际援助，主要问题是“政治挂帅”的文革思维作怪。在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就的基础上，“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适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执政党合法性论述的新形式，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更直接的背景？至于自由，这样一种冰海沉船似的突发事件更需要也更能检验的是道德意识而不是一般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或人权理念。如果要拿范跑跑说事，岂不徒增尴尬？

因此，普世价值说如果不是完全捕风捉影的话，那也基本属于牵强附会曲为之说。它的问题不只在于将普世价值归于西方，更在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意义的轻忽与蔑视，在于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无知和狂妄。好的愿望如果不存实事求是之心而怀哗众取宠之意，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使各种可能也必要整合的思想价值因此而变得更加针锋相对水火难容。

按照经典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首先意味着一种政治身份，与作为法律概念的“公民”身份是一种大不相同的东西。如果当年认同“以人为本”，文革就不会斗得那么轰轰烈烈，唐山大地震也就不会给国际社会留下不近人情的刻板印象。正因为这样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那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说在基本前提上就存在困难。它的提出，可能是基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而军队也确实也很好地发挥了救灾主力军的作用厥功至伟），基于全国一盘棋的政府机器的高效运转（上上下下也确实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给灾区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巨大支持），即所谓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也许。但如果一定要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那也应该是扬弃了教条主义开始向本土回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便如此，也有必要指出，抢险救灾应该不是建设军队建立政府的基本目的，其一般制度功能发挥和社会秩序运转因该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况且，即使这一观点可以勉强说明政府机制和行为，那么民间社会以及台、港、澳地区以及广大海外地区表现出的同胞情意呢？灾区人民身上闪现出的那种坚定、自强、乐观、从容的人性光辉呢？血浓于水，文化大于政治。将视野从政治拓展到文化，除开几千年的儒家道家传统的熏染积淀，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更合适的解释？

是的，我赞成李光耀、张五常他们的观点，并且为这一结论是由两位“海外华人”最先论证提出而感慨不已。为什么是儒家？为什么可以是儒家？儒家政治哲学，不关心制度的设计，而关心行政的运作；从被统治者角度坚持“虐我则雠，抚我则后”的朴素经验，从统治者角度要求“博施广济”“为民父母”的“贤人政治”。这是一种“实用理性”。近些年来的政治改革事实上即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悄悄进行。和谐、小康都是儒家概念，其具体内涵表述在《周礼》里面，即“均、富、安、和”――国民党从孙中山开始就将其奉为圭臬。

至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更是农业小共同体社会形成的道德规范。《周礼•大司徒》即记载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安排：“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华侨结社洪门以“忠心义气，团结互助”为宗旨，可以间接说明这种价值的生命力。儒家的“民胞物与”就是对这种情感和理性、价值和计算交织的行为模式作出的哲学论证。它们的积淀和升华应该就是张五常所谓的“民族情意结”吧。

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于是经济与世界接轨，文化向传统回归，公平、正义越来越成为政治生活的关键词。论者注意到，前述“民族情意结”之类的东西在抗震救灾中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实现其现代性嬗变，而成为公民社会发育的基础和催化剂。

突然想到一则谜语。谜面是“日本投降”，谜底是打一历史人物名。亲美者说是“屈原”；亲苏者说是“苏武”；共产党则说是“共工”――是不是跟这里的三家之争颇为相似？虽然我已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掌握的就是标准答案。世界上所有的水都是相通的，世界上所有的高尚价值也应该是相通的。或许，“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三者并不像论者想象的那样必然矛盾――丹尼尔•贝尔不是有这样的设计：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理想虽然遥远，但至少可以启示我们不妨超越意识形态而以平常心去接近面对。民族复兴的事业需要这种开放性的建设性的探讨。

多难兴邦。如果历史的苦难真将以历史的进步做为补偿，我的希望是思想界能够尽快达成这样的共识。

作者授权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