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理论论述是通过《中庸》和《大学》完成的。如果说《易传》的主题是“天道”，提供了一个天人关系的理论架构，那么，《中庸》就是在这个架构内从人的角度对天与人或人与天之关系的理论阐述。具体来说，就是以“天命之谓性”为前提，以“慎独”为起点，以“中论”的“致中于和”为理论内核，以“诚论”的“成己成物”为践履方向，在“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参赞化育”，实现人与天的再连结。

如果说《易传》的主题是“天道”，提供了一个天人关系的理论架构，《中庸》是在这个架构内从人的角度对天与人或人与天之关系的理论阐述，那么《大学》就是承接《中庸》的“诚论”，将“成己成物”的实践路径具体化为行动路线图。它的起点是“格物”，即于天所生之物上感通领悟上天的生生之德和万物一体之仁，将其内化于心——所谓“致知”者也。遵循这一正念指导，然后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这一理论是经由历史经验的阐释完成的。当然，说作者是将古代圣贤的事业视为这一理论的验证呈现也同样成立。实践与阐释，或理论与实践，而非“纲领与条目”，才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真实关系。

“格物”跟“慎独”一样，是个体确立其与天之内在一致性的起点，“修齐治平”则是由这一内在一致性显发而成的实践行为。“平天下”的“平”是“成”的意思，本于《易传·文言》“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天下平（成）”即是“万物育焉”，即是“至善”。

《中庸》《大学》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子思和曾子，但其内容应视为是对孔子思想的拓展。按照朱子《中庸章句》和《大学章句》对文本的经传结构分解，“经”为孔子所作，“传”为子思、曾子的注解诠释，那么“中论”“诚论”以及朱子所说之“三纲领”和“八条目”从某种意义上可说均出自孔子之手。

这一理论系统或可以此图表示：

这与孔子的思想逻辑一致。《论语·泰伯》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并不只是对帝尧个人德性的一般性称道，而是对天道与人事内在一致性的强调。其删定《尚书》而“以尧为始”，显然即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序》）逻辑的实践操作。天道与人事的贯通就是天人的贯通，这不仅意味着儒教理论的完备，也意味着其实践维度的展开，意味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统一。

而我们这里的工作，自然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了。

是为序。

【后记及鸣谢】

《周易》于我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在山东大学读研，跟刘大均教授上课，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就是写《周易》，题目叫“象占；原始思维与传统文化”，发表在《哲学研究》。

因为这篇文章，我得到了余敦康先生的肯定，被他招为博士弟子，毕业后留在他任主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工作，虽然我的观点是强调《易传》与《易经》之间的联系，而他强调前者对后者的超越。

人生轨迹和思考方向就此改变，那就是从宗教而非哲学的角度理解儒学，并一直围绕《周易》为中心进行论证。余老师并不赞成儒教说，但他还是对我“寄以厚望”催促我早点动笔。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晚年的他有次突然冒出一句“陈明你是对的”，我知道指的就是这个。记得1987年的冬天他在济南的《周易》会上发言呼吁超越义理与象数之争，我觉得这本书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做到了，但却是以否定义理与象数的二分及其主体性而以孔子天道论述为本旨的方式实现。依稀中老师笑容浮现，有赞许，也有几分提醒，还有湖北口音的普通话陈明你不要这样感觉良好，一如既往。

其次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感谢邱运华和社科处支持我成立儒教文化研究中心，感谢政法学院将我指定为宗教学学科带头人。每年的学科经费分配我总是把“活钱”优先安排他人，出版补助则自己消化——这本书的补助就是当年的“呆账”！

所以，还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孙汉生总编辑，是他主动问起我“《易庸学通义》还出不出？”我问合同还管用么？在首师就不知是哪年的事儿，现在回到湘潭大学也三四年了，连当年联系的编辑也早断了音讯。得到“管用”的肯定，有点欢喜又有点惭愧的我便吭哧吭哧伏案赶稿。虽然拖延，但仍然得到理解，汉生之外，还有责编凌风。如果没有他们的催促和包容，述而不作的拖延症真不知会将这事拖到哪个猴年马月。

最后要感谢我的几个学生，尤其是李先义和贾弋人，他们帮我做了很多零碎事，查资料之外还时常提问讨论。我曾说陈门的独门暗器其实是《周易》，他们似懂非懂，但一个个头都点得很坚定。

书出来后打算做视频开网课，把自认最重要的东西与大家分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B站搜“儒者陈明”留言。我把那里的谢谢也先写在这里吧。

陈明
写于西元2023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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