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有两种主要排列次序,一是以《诗》为首,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一是用《易》居前,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两种不同排序的原因,学界认识视角不一,因而分歧较大。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大乘佛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时说:“总的说来,大乘佛学对中国人影响最大者是它的宇宙的心的概念,以及可以称为它的形上学的负的方法。”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今故宫博物院),又名紫禁城,在明清时期为帝王执政和生活的场所。故宫古建筑群数量众多,造型宏伟,保存完整,为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典型代表。
“工夫”一词,不见于《十三经》,但在中国哲学中却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宋明以降,工夫论是中国哲学的标志性概念。它统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多个核心概念,例如体用、物事、神气等。
《论语·微子》中记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难怪先贤有云,“不可使知”,“礼不下之”。非圣贤不欲以仁义泽被之,乃愚顽之性,率不愿知、不能知之故也。
“移注”是王季謙先生門下解經的方法,特點是同時參考多個注本,抄錄自己選擇的注解。如果是負責的教師,會要求選用古代注本,或至少以古注為主。
我們可以把墨家看做對儒家某些方面的“改良”,但其中的動力是什麼?
昔武帝問治亂於申公,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史公謂天子默然。果默然乎?申公以《穀梁》《魯詩》授江公,江公與董子並事武帝。時丞相公孫弘亦受《公羊》,故董生文勝,江公吶口。果吶口乎?能教衛太子善《穀梁》,魯榮廣勝眭孟,而丞相韋賢、長信夏侯勝、侍中史高,竟申其學於宣帝,召蔡千秋為郎中,至於尹更始、蕭望之、劉子政,議···
在现存的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孔子的史料,虽然一概怀疑是错误的,但完全相信也不足取。下面我尝试着把这些史料按照可信程度大致地划分为三大类,并略加甄辨。
现代社会有很多既有竞技性、又有观赏性的体育赛事,比如奥运会、世界杯、超级碗、温网,等等。宋代中国也有各种体育比赛,而且这些比赛也是富有竞技性与观赏性。下面我选一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宋朝体育项目,简单介绍一下。
“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后者的重要性源自其作为古今中西之间的“历史接合点”地位。在身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那里,典型地体现出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型的趋势以及现代中国的内在展开,集中反映在政治观、哲学观、伦理观三个方面。
明清之际的儒者黄宗羲一生多变,“而卒为大儒”。其治学之法以六经为根柢,主张“穷经”的同时又“求事实于诸史”,“证斯理之变化”。黄宗羲将经史之学融于一身,又有切实的政治参与,关注中国的古今之变并贯穿于《明夷待访录》之中。
如果不计《越女剑》这个短篇,金庸先生构建的武侠世界是从北宋开始的。《天龙八部》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北宋武学体系与江湖体系。不妨说,宋朝正是江湖纪年的开端。
金庸写武侠小说,除了少数作品有意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模糊处理(如《笑傲江湖》、《连城诀》、《侠客行》),多数作品都交待了明晰的历史背景,将虚构的传奇巧妙地揉合进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将虚构的江湖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发生密切联系,从而达到一种虚实交融的艺术效果。
闽学传统源远流长,自唐代欧阳詹倡起,陈襄、周希孟、陈烈、郑穆“海滨四先生”承其后,至杨时获“道南”之誉彰明圣学,闽学始以正统自居。至朱子倡道闽中,理学达于极盛,其后余波相沿。
论语总二十篇,前十八篇举孔子论道之语,《子章》十九举门人论道之语,《尧曰》篇则举唐虞夏殷周传道之语也。此明门人所学之道自孔子来,孔子所传之道自唐虞夏殷周来也。《尧曰》篇所以结论语二十篇也。
论语之书成于子贡、子张、子夏、子游、曾子五子。圣人代天立言之语,非五子入室之人讨论润色,则不能成此书也。于是更取五子之语成篇,以接于前十八篇,让其功于五子也。故以《子张》篇次之,辑五子之语,记士行、交情、仁人、勉学,或接闻夫子之语,或辩扬圣师之德。此孔门诸子其于礼让,犹三代君子,所以卓越于后世也。
“美德”一词是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一般是指人们美好善良的品德。作为伦理概念,美德不仅仅只是善的文化,还可以从美学范畴上加以认识。美德在善和美的认知中有着相对的一致性,也有着一定区别。在阐释传统美德之美的过程中需要厘清美与善、美与德的关系。具体来说,美德之美应有以下几方面的界说。
传统道德典范教育,聚焦人性论、人道论和人格论的有序铺展,落脚塑造人、改变人、发展人的系统推进,崇尚道德理想、讲求道德境界和完善道德人格,凸显中华民族共同道德情感和道德心理倾向,是儒释道法等百家皆重的文明传承方式,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演进谱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