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最大文派的桐城派,发展历程几乎与清代相始终,不仅文章冠绝有清一代,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具有源远流长的礼乐传统。礼仪教化为历代王朝所重,清朝在承续传统的基础上更凸显出时代特色。
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自产生伊始即与王朝正统、华夷观念紧密相连。自元代突破“华夷辨防”,赋予“大一统”疆域“大规模统一”之新意,疆域“大一统”与推崇统绪、正朔建制“统于一”等共同成为王朝正统阐释的重要话语。明初政制多有承元,正统阐释中除宣扬复先王之旧外,亦标榜“君主华夷”的“大一统”。天顺朝编纂的《大明一统志》(以下简称《一···
朱熹的天人观念,是其对宇宙与人关系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朱熹认为,“天降生民”的过程中,天赋予人理和气;天人共享同一天理本体,又由于气的运动,人与人之间出现智、愚、贤、不肖的差异。朱熹的天人观念为他的政治哲学推衍创造了空间。天能生人,但不能参与人间事务的管理,这时便需要圣人的治理,以使人类社会的秩序符合天理。
“万物有情皆可状”,这是北宋邵雍哲学的理路,也是他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观物,是主观有意地观察事物,去寻求物理,寻求摄取主观所需,寻求理趣以愉悦并升华主体的精神。宋人关注自然与日常的书写,本就形成了宋诗独特的理趣。邵雍的观物之诗,则更频繁地取象于自然世界和常用简易之物,从这两重观照中分别推寻物理,最终把握大千世界···
“六经”有两种主要排列次序,一是以《诗》为首,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一是用《易》居前,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两种不同排序的原因,学界认识视角不一,因而分歧较大。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大乘佛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时说:“总的说来,大乘佛学对中国人影响最大者是它的宇宙的心的概念,以及可以称为它的形上学的负的方法。”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今故宫博物院),又名紫禁城,在明清时期为帝王执政和生活的场所。故宫古建筑群数量众多,造型宏伟,保存完整,为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典型代表。
“工夫”一词,不见于《十三经》,但在中国哲学中却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宋明以降,工夫论是中国哲学的标志性概念。它统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多个核心概念,例如体用、物事、神气等。
《论语·微子》中记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难怪先贤有云,“不可使知”,“礼不下之”。非圣贤不欲以仁义泽被之,乃愚顽之性,率不愿知、不能知之故也。
“移注”是王季謙先生門下解經的方法,特點是同時參考多個注本,抄錄自己選擇的注解。如果是負責的教師,會要求選用古代注本,或至少以古注為主。
我們可以把墨家看做對儒家某些方面的“改良”,但其中的動力是什麼?
昔武帝問治亂於申公,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史公謂天子默然。果默然乎?申公以《穀梁》《魯詩》授江公,江公與董子並事武帝。時丞相公孫弘亦受《公羊》,故董生文勝,江公吶口。果吶口乎?能教衛太子善《穀梁》,魯榮廣勝眭孟,而丞相韋賢、長信夏侯勝、侍中史高,竟申其學於宣帝,召蔡千秋為郎中,至於尹更始、蕭望之、劉子政,議···
在现存的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孔子的史料,虽然一概怀疑是错误的,但完全相信也不足取。下面我尝试着把这些史料按照可信程度大致地划分为三大类,并略加甄辨。
现代社会有很多既有竞技性、又有观赏性的体育赛事,比如奥运会、世界杯、超级碗、温网,等等。宋代中国也有各种体育比赛,而且这些比赛也是富有竞技性与观赏性。下面我选一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宋朝体育项目,简单介绍一下。
“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后者的重要性源自其作为古今中西之间的“历史接合点”地位。在身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那里,典型地体现出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型的趋势以及现代中国的内在展开,集中反映在政治观、哲学观、伦理观三个方面。
明清之际的儒者黄宗羲一生多变,“而卒为大儒”。其治学之法以六经为根柢,主张“穷经”的同时又“求事实于诸史”,“证斯理之变化”。黄宗羲将经史之学融于一身,又有切实的政治参与,关注中国的古今之变并贯穿于《明夷待访录》之中。
如果不计《越女剑》这个短篇,金庸先生构建的武侠世界是从北宋开始的。《天龙八部》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北宋武学体系与江湖体系。不妨说,宋朝正是江湖纪年的开端。
金庸写武侠小说,除了少数作品有意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模糊处理(如《笑傲江湖》、《连城诀》、《侠客行》),多数作品都交待了明晰的历史背景,将虚构的传奇巧妙地揉合进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将虚构的江湖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发生密切联系,从而达到一种虚实交融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