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作为六畜之首,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动物之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赵宋不问出身的科举政策引导下,教育在民间受到了远超前代的重视。由于官学或数量有限,或设置兴废不定,其覆盖多有不及之处,“今家塾党庠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县虽有学,而士之耕养于田里者,远不能至,独城阙之子,得以家居廪食,而出入以嬉焉”。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式管理,其组织基因是仁爱甚至博爱,这要求组织不要只思考个体视角下的利润最大化,而要以整合、系统、全局思维思考组织嵌入的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多重系统的综合价值最大化,在谋一域的基础上谋全局,谋全局但不伤害一域,追求整体式的“帕累托改进”。
《逸周书·谥法解》云:“经纬天地曰文。”文是经纬交错的显象。“经”“纬”在此都是动词,都是画线的动作。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出自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家张载的《横渠语录》,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横渠四句”。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市朱熹园考察时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永嘉学派的衰落,跟它的崛起一样充满戏剧性。温州作为荒僻之地,自设郡以来长期远离政治与文化中心,在历史进程中几无存在感。然而到了两宋,短短两三代人时间便崛起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儒家学派。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念。而“文化自觉”则是一个民族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对其自身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创造性发展,是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反思和提升。从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可以看出,缺少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民族···
战国时代,分封制日渐瓦解,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老百姓苦不堪言。孟子赓续孔子的君子“仁”学,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仁政思想,引导人们成就美德,成为向善向上之人,最终实现“天下定于一”“万物归于仁”的理想社会。
20世纪初,梁启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以后,研究王安石的热潮持续到今天而未见消退。王安石在政治、经济、文学和学术思想等领域都有建树。但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熙丰时期的变法为主,而对其文学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仍处于较为薄弱的境况。
在现代语境下,重新思考孔子诗教的文化内涵,对于新礼乐文化的建构具有启示性意义。孔子诗教是在周代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下重建礼乐文化的重要环节,其文化内涵的核心在于文化生命的自觉。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
近代以来,以征服、改造自然为指引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人类对自然的肆意破坏和过度开发,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巨大损害。随着工业化加速、能源和资源大量消耗以及生活方式改变,现代文明的异化现象不断显露,直接威胁人类自身的存在、发展与完善。
在儒家圣贤中,仲子(子路)是孔子最重要、最亲密的弟子之一。也许《论语》和《孔子家语》每篇的题目都有某种特定的隐喻,我注意到:《论语》有《颜渊第十二》和《子路第十三》两篇,《孔子家语》则有《颜回第十八》和《子路初见第十九》两篇。这两部重要的典籍如此编排,有没有编纂者的特殊用心呢?
给山区学校捐书,翻捡书架,上下翻找,左右腾挪,不慎打碎茶壶茶杯。
吴仲迂,名迂(又以为名廷),号可堂,宋末元初浮梁(古属鄱阳)人【1】。胡炳文(1253—1333)《四书通》言吴氏:仲迂,号可堂,鄱阳人。元汪克宽(1304—1372)受学于吴,言“浮梁拜可堂吴先生仲迂于州学”【2】。
可以说,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人道主义种子,才使得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可以迅速接受现代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这也是中国文明的伟大遗产之一。一些人对儒家和中国传统有误解,以为好的事物都是近代从西方来的,而本国传统一片黑暗,毫无优点。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
《春秋公羊传》又名《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阐释《春秋》的一部儒家经典。《春秋》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上溯鲁隐公,下及鲁哀公,经鲁国十二君,历二百四十二年。
黄宗羲(1610—1695)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著述颇丰,其中《明夷待访录》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且特殊的一部著作,集中体现了黄宗羲的实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