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十五,喜读《论语》,至乎今日,已四十余年。不只是自己读《论语》,后来也教学生读《论语》。读之、讲之,感其意味,体其意蕴,明其意义,常有快然不可以已的证会。
孔子非常重视人生的反省,我们在《论语》中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言论,如《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学而》:“就有道而正焉。”《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春秋之世,礼教陵夷,孔子尝感喟:“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而当门下高弟颜渊问仁之际,孔子复答云:“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由此观之,孔门仁礼论是往复双向的:一方面,如果没有仁心作为基础,任何仪节都将流为具文;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礼仪···
清代学者在考据、义理、辞章、经济等古代传统学问上,均进行过广泛总结,具有集大成的特质。这些研究影响到现代学术界的经学、史学、小学、文学、校勘、辑佚等学科的发展,乃至天文、数学、音乐等学科的建立,至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和核心,也是我国一项庄严而紧迫的任务。在全球思想文化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多元文化较量更加激烈、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如何使当代大学生能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能否切实把理想信念教育真正列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关系到能否把学生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钱穆早在1951年就曾发问:“不了解中国历史,又怎能了解今天中国这四亿五千万的老百姓呢?”这个可称为“钱穆之问”,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同样需要深思。费孝通就曾肯定地回答:看社会,看文化,“必须历史地看,只有在历史中,文化才显示出其真实的意义”。
中华法系是中华法治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人类法治发展史上堪称传奇的佳话。中华法系在秦汉变法中萌芽,在唐风宋韵中长成,在中华文明的历史画卷中展开,编织着东方大国气韵生动的法治故事,蕴含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法理经义。
秦汉以降,丰碑大碣云起。至隋唐,世习所趋,社会各阶层多将墓志视作通往彼岸世界的重要凭证而深埋幽泉。自宋至清,文人雅士穷遐方绝域,以集古为乐,金石学应运而兴。20世纪以来,各地墓石多有出土,尤以关中为盛。出土墓志所及人物,显人晦士多隐名其间,加之未经后世文献传抄、改易,故极具文献价值。陈尚君云“新晋学者的治学,必···
王心敬(1656—1738),字尔缉,号丰川,陕西鄠县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在理学、经学、政治、教育、农业、军事和荒政方面都卓有建树,在关学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心敬一生无意于仕途功名,清贫度日、专心致学,著作非常宏富,而《丰川全集》和《丰川续集》无疑是其最重要的著作。
鲁学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地域学派,对中国思想、文化、政治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鲁学局限于经学或儒学范围,而广义的鲁学则是鲁地或鲁文化区的学问。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鲁学研究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
经学是诠释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对传统中国的文化、社会意识等有着深刻影响。作为儒家经典,《尚书》为历代学者疏解训释。对《尚书》的形成与流传、注解与考证等问题的持续研究,形成了专门之学——《尚书》学。
四十年前的1983年,我进入孔老夫子所说的三十而立之年, 是我生命成长的关键一年。我善根浅薄,慧根愚钝,毅力不强,人生观和潜意识形成,良知体悟和坚守,人格结构以至能力建设,基本上在这一年完成,为以后的生命成长打下初步的基础。
辛丑年入川,为余人事一大变。又逢庚子年大疫,世事沧桑迭易,遂命里汤汤。三年大疫,身寄蜀地,不得辗转,有悠游退逊之闲,生闲云野鹤之望,自留访三川之美物,逐少陵之夕阳。而川渝所产之可食可戏可味者,莫不染及,自此两袖清风,七分可映蜀色。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中国人创造了独特的“修身”文化,它凝聚着华夏民族的智慧,令华夏民族的君子风范展现于世界文明之中。
陕西作为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不论是历史遗址、文物遗存、古代墓葬,还是汉魏经学、宋明关学、明清诗文,都在全国闻名遐迩。整理、保护和研究陕西优秀传统文化,对提升陕西文化软实力,打造文化强省意义重大。
《礼记·学记》对教与学辩证关系的阐明以及对为师、为学之道的申论,对于教学实践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学记》作为首次系统阐述教、学关系的著述,是中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与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其中,“学学半”的思想从本质上揭示出教与学的对立统一,蕴藏着丰富的教学思辨,值得深入挖掘和探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着力于在“理学”与“心学”之外,挖掘中国思想中的实学传统,葛荣晋教授将“中国实学”定义为“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换言之,“实”与“虚”相对,最初来自宋明时代理学家对佛教、道家崇尚空无之说的反思,进而从宇宙本体、道德实践、经世致用等层面彰显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实践倾向。
明代前期,学术的基本形态是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纂修完成正式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
先秦儒家是尊崇“天下为公”的,相传西周姜尚曾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此语历代儒者偶有引述,而在宋人言论中,类似的表述最为多见,因为宋代士大夫明显倾向于认同“公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