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理学多元格局的终结者。
朱熹关于《诗·召南》中《摽有梅》之主旨的讨论,常为后世学者从伦理、文学等角度提出批评。他们通常认为朱熹对该诗存在较严重的误读,不仅前后矛盾,还否定了人情的合理性。但我们若细究朱注即可看出,朱熹是基于《摽有梅》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来阐述己见的,其解读不仅一以贯之、实事求是,还恰恰证明了他对情的重视。
世人多以“仁”为孔子哲学的核心,《吕氏春秋·不二》即有“孔子贵仁”之论。但不论先贤对仁的躬身垂范,抑或后世对仁的义理探究,终须见诸“成人”方可深切著明。
《论语》中孔子多次谈论到“色”,无论是《学而》《公冶长》《阳货》篇中重出的“巧言令色”,还是《阳货》篇提到的“色厉而内荏”,《颜渊》篇“色取仁而行违”,《先进》篇中提到的“色庄者”,仔细推敲文意,都可判断出孔子对形之于外的容色表示怀疑。“色”在先秦时期内涵丰富,即使是《论语》中可以理解为形色内涵的“色”字也包含着明确的价值···
19世纪30—60年代的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是美国民族文化建立的重要时期,这场文艺运动中的作家们关注到美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自然危机与人的精神危机,于是将目光转向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儒家生态智慧,积极建构美利坚民族的新文化。
在古代,刑罚发挥着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据《尚书·康诰》记载,周公旦曾告诫康叔封应当合理运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
“不敢康”,出自《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众口传诵,白纸黑字记载,已有两三千年历史。这简单的三个字,时间并未将其湮灭,而是在历史长河的风浪惊涛中愈发厚实耀眼。放在当今时代,对现在社会的人,其内涵的警策力量也是深重而强大的。这是一种“要求”,更是一种“自觉”,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营养和良药。
想到传统父子关系,脑海中总会浮现这样一幅场景:阴森的老宅,儿子跪在院子的硬砖地上,滂沱大雨,噼里啪啦打着他的头和身子,膝盖和小腿泡在水洼中……这种印象,源自激烈反传统的“五四”。
为何老子能以“水”喻道?《论语》可借“松柏”言志?这种“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墨辩注序》)的思维,曾被西方学者视为“非逻辑的隐喻”,但法国华裔汉学家刘家槐(Liou Kia-hway)提出,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渗透性归纳——一种融合直觉体悟与伦理诉求的推理范式。重新厘清这一范式的逻辑特质,不仅能为“中国古代逻辑···
晚清以来,相继涌现出各种经学通史、断代经学史或专经史,以及纷繁多样的经学通论、群经概论。这些著述大多对“经”“经书”“经学”下过定义,并基于对“经”字的训解、对经书和经学的认定,来评析五经、四书、十三经的性质、内容,叙述经学的形成、演变,由此构建起对中国经学的整体认知和基本评价
对经典进行时代解读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故历代典籍注释颇能反映当时的学术范式。魏晋以降,学风丕变,注书体制也随之变改,朱熹、刘师培都曾论及魏晋与两汉注书之异。魏晋注体之新变可概括为注体的辞章化,具体表现为注文的骈俪藻饰、注可离经独立表意、注文常解散论体借注立论。
“气”是中国哲学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范畴之一,气论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世界。中国哲学某种意义上就是气的哲学。
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中西文明的交流,产生了不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语汇。其中,既有从西方或经由日本转译的外来词语,也有基于本土语言改造而赋予新义的概念。
清华简《两中》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拟托类文献。作者以“帝”授命“夏启”为“下国王”作为故事场景,借帝的使者“两中”向启训诫之言,阐述了一套在邦家初定时用以巩固统治的社会治理法则。
秦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空前规模的大一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秦汉“大一统”疆域的扩展、“华夷共祖”民族治理观念的形成,以及民族治理制度的颁行,推动了大一统国家的民族治理实践,丰富了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内涵。
“德之不修”是孔子所忧的四事之首,可见修德是孔子思想和生命的根本问题。如何修德?孔子曾揭示许多为仁之方、修德之法,“能近取譬”便是其中一种。它教人慧悟譬喻,发现、推举德行高于自己的人,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
就经学史研究而论,经传正名是必要的,因为通过正名可以呈现经书系统的变动历程,由此探索经学范式的更新机制及其内在理路。但就经学的赓续和发展而言,增益经目是必要的,因为经书系统的扩大不仅意味着增加了新文本,而且意味着对传承经书的道统谱系及道体内涵的重新诠释,这有助于创构新的经学范式并推动新思想的启蒙。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指出了纯粹哲学思考的局限性。然而,在强调“知行合一”的儒家哲学传统中,对宇宙根源、本体及其生成过程的理解,与对良好社会秩序、终极人生价值的追寻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中华文明的重要典籍——《论语》的国际化传播,不仅涉及经典文本的翻译与传播,更关系到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重释与再创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如何有效地将《论语》这一经典通过多模态翻译实现现代化表达与跨文化适配,成为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近代中国遭遇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公”与“私”这对传统思想中本就存在的重要观念经历了复杂且深刻的重构,对其后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