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美学精神。农耕文明以土地为命脉,土地更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生命之基。所以中国农耕文明和中华美学精神都可以从汉字“土”开始说起。
古典学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也有自己的古典学。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古典学登上时代发展的国际性舞台。准确把握中国古典学的生成语境、学科边界及价值意蕴,对于会通中西学术空间、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意义。
作为周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历史上多以制礼作乐概括之,当代学者亦沿用此说。
现代汉语中,“渐”为副词,无独立义,似毋须探讨。然,古汉语中,“渐”义颇丰。拙文谈“渐”,取其哲学之丰厚意蕴。
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之规律的普遍真理,得到了越来越多先进中国人的认同和接受,并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最终成为他们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论衡东西文化而挺立中国文化的价值,成为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传统经典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重释传统经典,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也是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必要途径。
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受安史之乱影响,藩镇割据局面加剧,各藩镇依恃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服朝命,还大肆鼓吹“封建制”,企图实现藩镇政权的合法化、世袭化。经济方面,连年兵乱造成国库耗竭,苛捐杂税日益严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明中后期“心学”盛行一时,士人以谈“心”论“性”为时尚。然而,世人只知有阳明“良知”“心学”,却不知明中后期“心学”除了阳明“良知”“心学”一系外,尚有另一系——“气化”“心学”。
朔望月周期约为29.53059日,因此农历有大月(三十天)和小月(二十九天)两种,朔望月周期超过29.5日,所以农历大月稍多一些。
日月在天球上作黄经会合运动时,日月黄经相合,即日月地心视黄经差为0度的时刻即为朔,朔也称为日月合朔,此时太阳和月亮近乎于同升同落,月球未被太阳照亮的暗面完全面相地球,地球上的观测者完全看不到月亮。
经学,也就是研究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最初有“五经”:《易经》《书经》《诗经》《仪礼》《春秋经》。
清朝历经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大一统局面进一步巩固发展。西北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加深,夯实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基础。为了有效治理西北地区,清朝官方先后编纂了《西域图志》《新疆图志》等多部西北边疆史地文献。
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引发广泛关注。中轴线是中国古代理想都城规划的核心特征,所体现的象天法地、建中立极、王权中心观念,折射出的对“中”“和”理想及社会秩序的极致追求,反映了鲜明的中华文明特性。这里所说的都城中轴线,必须南北基本纵贯全城,而非某一院落或建筑的中轴···
“法理”是古已有之的中国本土概念,最早出现于《汉书·宣帝纪》中的一段话:“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乃班固评价宣帝的“赞”语。目前,学界主要以两种方式解释这一最早的“法理”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生活,是我们研究历史文化的人一直以来的期待。但传统文化是个庞杂的范畴,以前并不这样笼统标称,而是研究哪一部分就用这一部分的内涵加以标称。如经济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等,都是研究历史文化的一个个具体领域,或一个方面。把传统文化单标出来,是对传统和现代作了一个区隔。
与《诗经》研究相关的简帛文献较为丰富。阜阳汉简《诗经》、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安大简)《诗经》、海昏侯墓《诗经》为《诗经》传本,武威汉简《仪礼》、马王堆汉墓帛书、《硕人》铭铜镜、尹湾汉简《神乌赋》、郭店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博简)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清华简)均有引《诗》论《诗》内容。
西汉大儒扬雄希望在儒道衰坏之世重光德政,他创作的《法言》表达了对世道民心的殷切关怀,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观。《法言》一书的思想精义,既是对传统儒家政论精华的阐释,也彰显出扬雄对所处时代政治难题的沉思与回应。
《论语·卫灵公》中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如果大家都厌恶他,你一定要去观察,为什么他被人厌恶,不能够轻易相信众人的意见。也有人被众人所推崇,同样也不要轻易相信,要考察一下,他为什么被人赞叹?这说明,判断一个人的贤德与否,不能仅仅依靠沸沸扬扬的意见,而必须自己深入考察、细致了解具体情况,明辨众人赞···
兵器是战争的物化形式,关乎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孙子兵法·始计篇》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世界兵器史上,中国古代兵器及其蕴含的文化精神独树一帜,体现着古代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