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当然只应该讲自己所理解的、所认同的、所发现的、所信仰的。但是,如果广场等地皆不可讲,却以为惟教室可讲,讲之却又一变而为矫激,再变而为“秘密”,则先未必不有情势判断之误与自欺其人之妄,而于本身所尊所信之光明正大道理,尤未必不率之以入阴暗卑陋之地,使人以为其为学问、其为道理不过如此,则讲之适以死之,讲之者与禁其···
本文选取八个主题概述2018年的儒学研究,八个主题是:礼学与经学的实践指向、儒学现代转型及其新形态、儒学与异质文明对话、东亚视野下的儒学研究、儒家伦理的当代诠释、作为范式的儒家政治哲学、从儒家工夫论到功夫哲学、“生生”与儒学的返本开新。希冀通过这一分疏可以勾勒过去一年儒学研究的动态走向。
这次改元,尽管刻意回避中国古典而从日本汉文学作品中选取了新年号,意图割断和中国的文化纽带,主张本国的文化主体性,可是深入彼国汉文学骨髓的“汉文化基因”又岂能彻底消除呢?这恐怕是日本政府和当权政治家始料未及的。脱离中国古典,切割与大陆文化的内在联系——这些政治举措对世界上唯一一个仍在使用年号制度的国家日本来说,是幸···
在各种脱欧说辞中,摆脱欧盟对于英国国家权力的不断剥蚀,可谓明眼人所见的首要理由。相比于法德过去主要在欧洲争霸,英国可谓真正建立过显赫一时的世界帝国;时至今日,英联邦的礼仪圈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还足以让英国的上层阶级驰骋想象,像欧陆国家那样一意经营欧洲而自贬身份,确实会生出未曾经验的苦涩。
宋明知行观的探讨主要表现为程朱的知先行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以及王夫之的行先知后三种结论;而这三种不同的知行模式,既代表着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同时也体现着理学发展的三个理论制高点,是理学沿着三个不同方向发展所得出的结论。至于其相互的批评、转进与分歧、演变,不仅代表着理学探讨之深入,同时也体现着其边界与底限意识。···
明代理学家魏庄渠《大学指归》对《大学》的阐发,突出了至善无对、知止见性、格物知本思想,彰显了复性定性、静养天根、先立乎大、自作主宰工夫。试图以此解决朱、王二家支离、空寂之弊,融通朱、王二家之说,开拓明代理学“第三条路线”,彰显了明代理学演变的复杂性,体现了《大学》诠释的多元性,启发今人不可拘泥于“非朱即王”的观点···
基于逆向时间性,孝既确定了称为德性的根本点,厘清了其与血缘的关系,也获得了成为德性的现实可能性,即在时间、历史、家族史之中,才能将自身真正实现。孝通过对慈的逆向反馈,将自然转化为人文,而又不脱离自然的根基,这是孝之为孝的概括表述。
中国思想绝无历史终结论之幻觉,而始终有历史意识。人自觉地居于先人、后人之际,始终保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上承先人之道,下对后人负责。中国文明于人类之重大意义正在于终结“历史终结论”之幻觉,而这一历史意识的基底就是孝。
告密往往是告密者针对被告者,排除了其他更容易选择的公开正常的渠道,自愿向能够施害的权高位重的另一方,主动采取的一种卑劣阴暗的社会行为,因而不仅破坏了个人私德,也伤害了社会公共伦理,从来都为正常的社会所不允许,当然也是传统中国不言自明的历史性共识。
学生处于人格和思想的关键成长期,对教师课堂讲义与言论缺乏审慎的理解与判断,不适合承担课堂监督责任。学生举报与告密机制损害了师生关系的基础性信任,破坏了教师的师道尊严,甚至倒逼教师照本宣科,疏远学生,不负责任。学生监督机制的政治收益远远低于对师生关系破坏的社会成本,更造成课堂思想活力与学术前沿互动的衰退。
长久以来,我们社会所争议的,往往只是常识、底线意义上的事情。对常识、底线的不断争议,表明这个社会缺乏底线层面上的共识凝聚,表明底线屡屡失守、被突破,当此之时,却从来没有一种健康的力量出来坚持常识、捍卫底线。
近代以来,在儒学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常见的对立观点,一种是视儒学为自由的敌人,一种是以自由为儒学的价值。从检讨这两种观点入手,通过引入“情感-责任”的视角,重新分析儒学仁爱的思想内涵,可以发现儒学的仁爱与自由主义的权利,是各自独立、互不代替的价值。无论今日还是未来,继续阐述仁爱精神,对儒学和社会,都是···
萧萐父是一位东方、中国的有底蕴的学人,他论说启蒙的时代又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开端,在现代性的弊病暴露无遗之际。在这种背景之下,由这样一位中国杰出的诗人哲学家,这样一位生命体验特别敏锐的思想家来论说启蒙,其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内容,而恰恰是超越了启蒙时代的启蒙精神,包涵了诸多反思启蒙或启蒙反思的内容···
“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接受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但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主体性诠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原创者与其经典,还是诠释者与其诠释,都是“主–客”关系。这种主体性诠释模式必然面临“认识论困境”,导致存在本源的遮蔽,因为它不能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原创···
宋儒为复兴三代王道之治、重建本朝政治宪纲,在经学中以“先王之道”的内涵为切入点,展开对“治体”问题的探究。宋初诸儒逐渐意识到,要建构此“治平之理”的“治体”,需要先奠立“性命之理”的“道体”。北宋经学由探究“治体”转向奠立“道体”,再由“道体”发用出“治体”的进程,有着由“外王”转向“内圣”,再又转出新“外王”之曲折。
在晚清以来蔑经废经的大潮流中,少数学者对经学的价值提出了各种辩护。其中,唐文治的「读经救国」论便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一种。然而,唐文治有关读经问题的论述长期湮没无闻。本文旨在阐发唐文治的读经主张,并就其「读经救国」论的理据进行检讨。
孔孟荀三人皆主张既避免泥古不化,又反对一味求应世之变而非圣无法,逐步建立起了为后世所承认的完整圣人形象谱系。这种对“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绾合,在西汉则发展成为以孔子《春秋》为新王创制立法的公羊学。古文经学以经为史,孔子被视为“王官学”的传承守护者,史家谱系的意义压过圣人谱系,万代一时,皆取法周文礼制即可。
朱子的《大学》诠释在其经学体系中至关重要,其过程也屡经嬗变。本文以朱子的《大学》诠释为切入点,爬梳参稽《大学章句》、《大学或问》、《朱子语类》等文献,力图完成两件工作:第一,考证朱子学习、研究、诠释《大学》,尤其是其修订《大学》注解的经过。第二,阐明朱子对于《大学》一书认识的转变,以及基于此认识的转变而开展的···
韩国瑜还是来了,终于“登陆”了。他没有在九合一选举获胜后马上登陆,没有和国民党团队一起组团,没有走传统的“统战水路”,而是以高雄市长身分光明正大地公务来访拼经济,回避敏感政治议题。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唐蔚芝先生师从经学家黄元同先生,而又以理学名家,他究竟如何处理黄先生那里的汉学传统与宋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对比唐著《中庸大义》与朱子《中庸章句》、黄元同《子思子辑解》之间的异同,指出,他对朱、黄二家之说均有采择,也均有批评。注重教育、人伦,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是唐先生思想最重要的特···